焦虑的县城年轻人：大城市送来了“鱼”，却没有送来“渔具”

近年来，随着“万亿城市”、“特大城市”等规模城市的显现，人们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作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县城，许多故事都被烟尘锁住。

但正如有篇文章所说，“北上广深是中国的美丽天堂，小县城才是中国的真实底色。”

县城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足以照出大时代汹涌的暗流。

或许，只有深入观察今天的县城，才能读懂中国。

数千年来，县域长期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基层政权。

其管理方式几经更迭，从秦朝开启郡县制的直接管理，最终来到了逐级管理模式。

变革以温吞又强力的方式到来。

改革开放后，农村的年轻人越过县城，闯入大城市，最后驻足在一座座现代化的工厂，消失在连绵成片的鞋厂、毛织厂、电子厂、玩具厂……

十多年前，《诗刊》有一首诗《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对此有着描述：

每年都有人从故乡离开尤其是秋天，他们等不及吃月饼就挤上汽车，挤上火车，挤进城市的公交车，一下车，就迷了路。

毅然作别故乡的年轻人让广阔的农村，逐渐沦为一座又一座“劳动力蓄水池”。

那些农村的男孩女孩，白天在生产线边忙碌；夜晚，他们换上时髦的服装，便迷失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

千禧年之后，伴随着城镇一体化浪潮，各地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又吸引大量县城年轻人离开家乡，涌入大城市，不断追赶潮流。

霓虹灯下，从无数县城走出的年轻人，做着相似的人生规划，打工积累财富，然后返乡置业。

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快，世界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80后、90后这一群人，赶上了中国城市化进程最激烈的时代，资源向城市集中，人口也自然向城市聚拢。

中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至2022年的65.22%，约4.5亿人从乡镇进入了城市。

但是，县城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小镇做题家”，回流率很低。

毕竟，哪怕在大城市送快递，月薪都过万，比县城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

无论是乡村青年，还是县城年轻人，都是在大时代中踉跄的人。

贾樟柯说，“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要往前走而无视被你撞到的那个人。”

因为人口的流失，除了沿海及长三角部分地区，更多县城里的世界，寂寞又无奈。

虽然很多县城的建设伴随经济热潮如火如荼地进行，但是由于产业结构单一，既没有吸纳就业人群的支柱产业，也缺少纳税大户，发展始终是在孤寂中前行，在徘徊中过渡。

缺乏鲜明地方文化特色的县城，更像是一锅大杂烩。

千篇一律的县城建筑，鳞次栉比的高楼，无孔不入的餐饮店和药店，构成了县城的次生城市文化面貌。

唯一能区别不同县城的，只有当地的口音和地方小吃。

就像学者吴启讷所说，“很多县城有了生存的皮囊，却少了生存的灵魂。”

其实，许多县城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孤寂，源于资源的分配不均。

由于高校、交通、医疗以及县城的支柱产业，都被纳入上一级管理部门的管理范畴，使得大部分县城缺乏自我发展的动力和机遇，很容易沦为城市甚至另一座县城的依附。

比如某个地级市内，A县因为靠近工业发达的省城，于是安心当其配套生产基地；可远离省城的B县和C县，可能因为交通不便，也可能资源匮乏，只能拼命深挖并不丰富的文旅项目，以某地的“后花园”自居，聊胜于无。

县城中，最迷茫的是年轻人。

他们仰望高耸入云的楼宇，为眼下的生计犯愁，渴望远行逐梦，却又陶醉在迷幻又多彩的短视频中。

城市经济，记录了向上的奋进，展现了富裕人群的璀璨生活，可视角转移到县城，大部分人只剩下碌碌无为的琐碎时间。

不过，县城有一类人却展现了县城生活的另一面。

国内绝大多数小县城的经济，本质就是“体制经济”。

每座县城大部分的经济行为其实主要都是围绕公务员、事业单位等体制人员展开的。

我们不妨先搞清楚一个概念，很多地方经济并不出众的县城，收入究竟从何而来？

比如，很多县城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几十亿，可实际开支达到上百亿，这个缺口如何解决？

办法很简单：财政转移支付。

所谓“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为了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上一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补助，或者是将富裕地区的部分财政收入转给经济差的地区使用。

接受转移支付的地方政府，主要就是用来支付工资，即所谓“编制人员”的工资。

有个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数据，我国每年大约有8000万人吃财政饭，需要花费税收的40%左右。

其中包括约1300万的公务员和3100万事业编制人员，以及大量的离退休人员，还有各种身份的辅警、城管等人员。

别看一个县城人数不多，但五脏俱全，有大量机关事业单位和庞大的退休人员队伍。

尤其是现在县城数量远大于城市，使得县城内体制人员成为全国吃财政饭最庞大的人群。

说清楚这个概念，再来谈大部分县城消费的流转模式。

县城消费经济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

最上面是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医生、教师等人员。他们每月有固定收入，是县城消费经济链条的上游。

中间则是承接经济链条的商铺、超市、餐饮等提供衣食住行服务的商业从业者。

最下面才是县城普通的居民和打工者，靠着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生老病死。

正因如此，县城内最吃香的工作是在体制单位内上班。

别人问你在哪高就，底气十足的回答肯定是“某办某局”了。

此外，县城经济最大的特色是“财政经济”。

县城经济主体许多是围绕政府支出展开，使得县城最主要的生意是“挣政府的钱”。

客观地说，近20年来的“县城新贵”，其中很多人就是因为抢到了县城基建的“蛋糕”才一夜暴富。

大城有大城的游戏规则，小城有小城的人情世故。

县城的体制内人员不一定都能参与“分蛋糕”，但起码社会地位肯定最受尊重，也最容易获得和调动各类社会资源。

同时，体制内的人员也组成了一个个成熟的关系圈，自成生态又习以为常。

几十万的县城人口中，有着无数圈层，核心人物不是政府官员就是有头有脸的商业大佬。

这些圈子构成了县城“上层社会”的基本网络，互相各有交集，左右着县城的生存法则，组成无处不在的“人情社会”。

很多县城里，讲究的是人情世故，“有关系好办事”的观念根深蒂固。

无论看病上学还是处理交通违法，大家都不是照章办事，而是想方设法找关系解决。

当周围环境事多钱少，凡事又讲人脉、拉关系，年轻人自然会用脚投票。

许多经济发展缓慢的县城，也并非缺乏资源，只是被一些条条框框束缚了手脚，被各种不成文的规矩吓住，导致新产业无法引进，投资者也不敢进入。

令人遗憾，大城市送来了“鱼”，却没有送来“渔具”。

随着高铁开通，县城和大城市之间虽然没有了地理限制，但依然有着无形的阻隔。

生活在县城的人们总是会模仿大城市人的行为习惯，尤其是那些见过大城繁华的年轻人。

多年前，县城里的年轻人辨别不出城里“星巴克”和县城“星巴克”的区别，买衣服只敢去超市。

星巴克安徽太和县翰林广场店

如今，县城里的年轻人不再设立宏大的目标，而更在意生活的质量。

他们愿意花上一个月的工资买家电、买潮牌、买化妆品。

甚至只是为了看一场世界级的画展，听一场高质量的演唱会，或玩更专业的密室逃脱游戏，他们也要不远千里去大城市体验。

伴随网络与交通的发达，无论穿衣还是谈吐，县城年轻人早与大城市同龄人同步，分不出彼此。

可惜，现在的县城虽不缺气派的商业综合体，不缺健身房和瑜伽馆，不缺美团和饿了么，更不缺各种品牌的奶茶店，但真正有影响力的艺术人文项目依然稀缺。

由于县城文化的匮乏，老人们娱乐还是以打麻将、跳广场舞为主，大部分年轻人则沉迷在看直播视频和手机游戏中无法自拔。

他们凝固在时间之中，耳边只有无尽的抖音神曲与刷不完的小红书。

商业文明驱动的大潮中，智能制造在改变工厂，互联网在改变零售，城市化在改变城镇，水位在不断升高，但县城里的年轻人依然充满焦虑。

无论圈层还是体制内，年轻人被老人PUA，下级被上级的权威束缚，个个心生反感，却又无可奈何。

年轻人喜欢陈奕迅的《孤勇者》，歌曲字句平平，但懂的人自知其中味。

面对县城人情文化铸造的“城邦”，他们只能以“最卑微的梦”开始。

浮沉于时代潮汐的县城年轻人，或许不再为住房发愁，却还是担心就业和找对象。

县城虽说承接了不少大城市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内容，却没有承接更多的企业，县城“宇宙”的尽头依然是考公考编。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学历人才回归，进入县城体制这条路同样拥挤不堪，难度不亚于大城市。

与此同时，县城未婚男女的优质资源也一样倾向体制内人员，男多女少的局面更是丝毫没有改变。

即便过年回到县城的年轻人，也没人在意他们是不是辛苦，人们只关注他们开的是什么型号的车，掏出的是什么牌子的烟。

大城里的繁华世界和小城里的人情社会重叠，被忽略的梦想和被忽视的世界连接，当时代变迁越来越急促，县城里的年轻人将经历远比父辈更复杂的时间考验，漫长且颠簸。

路遥说：在这平凡的世界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