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隋书》说略

一 《隋书》在二十四史中的次序

隋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隋亡又继之以唐。因而有人点数《二十四史》时，是先数《南史》、《北史》，再接着数《隋书》、《旧唐书》、《新唐书》。这是错误的。因为李延寿的《南史》固是根据南朝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改写的，《北史》则是根据北朝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再加上《隋书》改写的，《北史》不完全等于北朝的历史。正确的应是先数南朝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再数北朝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再是《隋书》，再是《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

二 《隋书》纪传的撰修

《隋书》有八十五卷，包括本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但其中的志本是《五代史志》，修成后加入《隋书》的。

先说《隋书》本纪、列传的撰修。这是和撰修《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一起进行的，当时把这五个朝代的史合称为“五代史”。它的撰修缘起和第一次撰修人员的名单保存在《旧唐书》卷七三《令狐德棻传》里，说“德棻尝从容言于高祖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堙没。陛下既受禅于隋，复承周氏历数，国家二祖功业，并在周时，如文史不存，何以贻鉴今古？如臣愚见，并请修之。’高祖然其奏，下诏‘……中书令萧瑀、给事中王敬业、着作郎殷闻礼可修魏史，侍中陈叔达、秘书丞令狐德棻、太史令庾俭可修周史，兼中书令封德彝、中书舍人颜师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为、中书舍人孔绍安、太子洗马萧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兼吏部郎中祖孝孙、前秘书丞魏徵可修齐史，秘书监窦琎、给事中欧阳询、秦王文学姚思廉可修陈史，务加详覈，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按之《唐会要》卷六三《修前代史》，令狐德棻建议在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十一月，下诏撰修是武德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623年1月）。

第二次撰修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会要·修前代史》说“贞观三年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但未列撰修姓名。姓名见于《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和卷七一《魏徵传》。《令狐传》说：“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着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会梁、陈、齐、隋诸史。”《魏徵传》则说：“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可知这第二次撰修《隋书》的是魏徵和孔颖达、许敬宗，而《魏徵传》既说“隋史序论，皆徵所作”，则纪传叙事当多出孔、许之手。此外刘知几《史通》的《古今正史》里讲“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共撰成《隋书》五十五卷”，当是包括了第一次武德时撰修人员而言，第二次修成的《隋书》里不会没有第一次颜师古及封德彝修成的篇卷。又《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林·敬播传》说“有诏诣秘书内省佐颜师古、孔颖达修隋史”，可知敬播也是一位撰修《隋书》的参与者。

这包括《隋书》纪传在内的“五代史”，是在贞观十年（636）正式成书的，在《唐会要·修前代史》、《旧唐书》卷三《太宗纪》和《令狐德棻传》里都这么记载。《史通·古今正史》说“至十八年方就”，或是衍一“八”字。《修前代史》详记其事作：“贞观十年正月二十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侍中魏徵、散骑常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药、孔颖达、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中书侍郎岑文本、中书舍人许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陈、齐五代史上之，进阶颁赐有差。”《太宗纪》则只提位尊的房玄龄、魏徵二人姓名，其实房玄龄只是“总监诸代史”，不像魏徵“总监”外还参与具体撰修工作。

三 《五代史志》的撰修

贞观十年修成进上的《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这“五代史”都没有志。《五代史志》是把这五个朝代统在一起另行撰修的。《史通·古今正史》记载其事，说是“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着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其先撰人惟令狐德棻重预其事。太宗崩后，刊勒始成”。据今《隋书》所附北宋天圣二年官刻跋语，诏于志宁等修《五代史志》是在贞观十五年。又据《旧唐书·令狐德棻传》，唐高宗永徽元年（650）令狐还曾“监修国史及‘五代史志’”。天圣官刻跋语的小注则说“《无忌传》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诏监修”。但试检《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只说“永徽二年监修国史”，没有提到永徽三年监修“五代史志”，则跋语小注似有差错。

《五代史志》的成书是在高宗显庆元年（656）。《旧唐书》卷四《高宗纪》说这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唐会要·修前代史》也只说史官修而“太尉无忌进之”。可见长孙无忌只是以官高而领衔进上，未必参与实际撰修工作。实际撰修者则除《史通》所说于志宁等人外，据《旧唐书》卷七三《李延寿传》所说“受诏与着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知参与《隋书》纪传撰修的敬播也在其列。又据《北史》卷一〇〇《序传》讲到贞观“十七年尚书右仆射褚遂良时以谏议大夫奉敕修《隋书》十志”，则褚遂良也曾参与了此项工作。

四 《五代史志》编入《隋书》和《隋书》所题撰人

《史通·古今正史》说《五代史志》的“篇第虽编入《隋书》，其实别行，俗呼为‘五代史志’”。可见这《五代史志》在修成后就编进了《隋书》的。《北史·序传》径作“《隋书》十志”也是证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的《出版说明》注意到这些志“记述隋朝部分较详，对梁、陈、齐、周等都列举朝代名，于隋则往往仅称帝号或年号”，认为“编写时就以隋朝为主”，也不无道理。不过写《说明》者看到五代后晋时撰修的“《旧唐书》着录《隋书》八十五卷，卷数与今本相合，而没有另列《五代史志》或《隋书十志》”，便说“后晋时《隋书》已包括十志在内”，则又讲得太迟，忘掉《史通》已有“篇第虽编入《隋书》”的话了。至于《史通》所说“其实别行”，怕只是本来别为一书的意思。它在撰修和进上时都说是“五代史志”，所以“俗呼为‘五代史志’”亦即以基本名来称呼。

这《隋书》包括已编入的《五代史志》都是官修的史书。在官修史书不出一手之时，一般只以其中主要一人或监修者、或进上者为撰修人。所以《旧唐书·经籍志》着录包括《五代史志》在内的《隋书》八十五卷时，只说“魏徵等撰”，北宋以来的刻本则纪传部分题魏徵撰，志题长孙无忌撰，而不再备列参与撰修者姓名。

五 史料来源

撰修《隋书》纪传以及《五代史志》时，已修成可作为凭借的有关史书并不多。《史通·古今正史》就说：“隋史当开皇、仁寿时，王劭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世，惟有王胄等所修《大业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多散逸。”这江都之祸是指大业十五年（619）三月炀帝在江都为宇文化及等所杀，皇室的图书随之散佚。所以令狐德棻在建议撰修时要说“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等话。好在隋朝从文帝称帝（581）到炀帝被杀（619）先后只有三十八年，到唐初修史时许多旧人还健在。撰修者也都在隋代成长，有的还出任过官职，参与过政治活动。所以史料的一大来源是采访，令狐德棻建议时所说“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便是这个意思。

从已修成的《隋书》纪传和《五代史志》来看，还是颇为详实可以信据的。当然也仍有阙略不足之处。如卷二六《百官志序》就说炀帝“南征不复，朝廷播迁，图籍注记，多从散逸，今之存录者不能详备焉”。柴德赓《史籍举要》也发现“卷五十三《刘方传》后，卷六十四《王辩传》后，卷七十八《许智藏传》后，均有附传云‘史失其事’”，说“足见《隋书》史料亦有缺憾”。

尽管如此，这部《隋书》仍是记载隋代史事的惟一重要且完善的文献。北宋时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隋纪》部分就几乎全以它为依据。它的志即《五代史志》，则记述隋和梁、陈、北齐、北周的典章制度等最有系统，最有条理，研究者还可从纪传中搜辑有关资料加以充实。当然《隋书》以外，还有保存到今天的隋人诗文和碑刻墓志，唐释道宣的《续高僧传》里也有一些隋代的佛教史料，但毕竟是零散的，其价值远不能和《隋书》比拟。

这里，再对《隋书》的本纪、列传和志分别作讲说，着重讲它的史料价值，讲应该怎样阅读。

六 本 纪

隋代只有两个皇帝——开国的隋文帝和亡国的隋炀帝，所以《隋书》的本纪自卷一至卷五仅有五卷。其中文帝的《高祖纪》和《炀帝纪》各占两卷，最后一卷是给唐高祖李渊扶立的傀儡隋恭帝写的纪，文字少，还不够一个整卷的四分之一。

纪传体史书里的本纪，实际上是编年史，按每个皇帝在位的年月日来记述。《隋书》本纪是记述得比较好的，有些历史上重大的问题，可以从这几卷本纪里找到正确的答桉。

例如府兵制，通行历史书上说是“兵农合一”，即和均田制相结合，在均田制基础上所建立，均田制被破坏府兵制也就败坏。如看《隋书》的本纪就知道并非如此。《隋书》卷二《高祖纪》说：“开皇十年（590）……五月乙未诏曰：‘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可见从这时开始的所谓“兵农合一”，并非真的全民皆兵，而只是分给府兵一些田地，让他们耕种自给而省却国家养兵的费用。但到要远征打大仗时，这些府兵就顾恋家园不肯出力了。这就是卷三《炀帝纪》大业七年（611）下诏征讨高丽后十二月所记：“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甲子，敕都尉、鹰扬与郡县相知追捕，随获斩决之。”稍后，卷四《炀帝纪》大业八年（612）三月甲寅还下诏：“诸从行一品以下，做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失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这都没有用，于是在第一次远征失败的次年大业九年（613），如卷四《炀帝纪》所说春正月丁丑“募民为骁果”。这骁果是招募轻侠恶少年之流来充当，他们本来不事农作，这时重新由国家养着专业征战，来替代已不可复用的府兵。

隋末农民起义蜂起，但专为立传的很少，多数也见于《炀帝纪》。

但本纪记事近乎流水账，一上来就读它不易理清头绪，抓住要领。因此，不妨先读列传，以加深感性知识，然后回头来看本纪，就容易发现重要的史料，容易用来解决问题。

七 列传

《隋书》卷三六至八五是五十卷列传。有几种类型：（1）卷三七至四二，卷四六至五八，卷六〇至七〇，是将相大臣和其他重要人物的传，共三十卷，占了列传的大多数，也可说是构成了列传的主体。（2）卷七一《诚节传》，卷七二《孝义传》，卷七三《循吏传》，卷七四《酷吏传》，卷七五《儒林传》，卷七六《文学传》，卷七七《隐逸传》，卷七八《艺术传》，卷七九《外戚传》，卷八〇《列女传》，都是分类编撰，每类中撰写若干人，所以通称为“类传”。（3）卷三六《后妃传》，卷四五《文四子传》，卷五九《炀三子传》，还有卷四三至四四杨氏亲王的传，也是另一种性质的“类传”。（4）卷八五是宇文化及、王充（王世充）等人的传，宇文化及等杀炀帝，王世充杀继炀帝嗣立的越王侗，旧时都算弑逆，所以贬在全书末尾。（5）卷八一《东夷传》，卷八二《南蛮传》，卷八三《西域传》，卷八四《北狄传》，却是记述边陲兄弟民族和外国，并非给个人立传，过去统称为“四裔传”。

读将相大臣重要人物的传，不能一个人一个人孤立起来读，光注意其人的贤愚优劣，而应该注意其相互关系，是否形成各个集团，是否互为对立面，其间存在什么政治或地域以至民族等因素，存在什么利害关系，从而把这么多人的活动理出个头绪，找出其中有点什么规律性的东西。这方面，过去陈寅恪先生做得最有成绩，但空白未涉及之处尚多，亦有陈先生已做了而仍有失误之处需要补救。如陈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认为宇文泰执行“关中本位政策”鸠合“关陇集团”，此集团成员首先必是“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且“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即具备人系关陇且文武合一两条件。这些是完全讲对了的。但说此集团延续到唐代，经武曌的破坏才分崩堕落最终消失，则尚可商榷。《隋书》卷四三《观德王雄传》说隋文帝时此杨雄与高颎、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卷四一《苏威传》说炀帝时苏威与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基称为“五贵”，卷四《炀帝纪》说炀帝去江都时安排在东都洛阳“总留台事”的是其孙越王侗和段达、元文都、韦津、皇甫无逸、卢楚。这都是彼时政权的领导核心，在《隋书》里都有传（多数有专传，越王侗入《炀三子传》，元文都入《诚节传》，韦津附见《韦寿传》）。试一查对，这“四贵”中符合人系关陇且文武合一两条件者是杨雄、高颎、虞庆则三人，“五贵”中符合两条件仅宇文述一人，“总留台事”六人中符合两条件者仅越王侗、段达、皇甫无逸三人。说明最迟在隋炀帝时关陇集团已开始在解体。

类传中，《诚节传》多数记述因抗拒农民军、抗拒其他反隋武装而被杀的人物，也有死于江都之变和为王世充杀害的人物。《孝义传》所记述的人物事迹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循吏传》、《酷吏传》的记述提供了其时州县地方官吏的政事实况。《儒林传》记述了经学的传授及着述，传序所说：“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尤能得其要领，为讲经学史、学术史者所承用。《文学传》中几乎都是江左、山东的人物，以见关陇地区文化落后，关陇集团在宇内溷一后之不能持久实势所必然。《隐逸传》提供文士的另一生活面。《艺术传》除有许多阴阳、符兆、占卜、看相等迷信举动外，也有历法、音乐等资料。《外戚传》因彼时外戚并未掌权，与《列女传》都比较不重要，但《列女传》中的谯国洗夫人则是兄弟民族中一位女杰，其传是研究岭南史事的重要文献。

《文四子传》、《炀三子传》以及《后妃传》提供了皇室内部矛盾的史料。《炀三子传》和全书最后的《宇文化及传》等比较集中地提供了江都之变与越王侗政权覆灭的史料。

《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是研究边陲兄弟民族和一些外国的重要文献，而且由于这些兄弟民族自己很少有翔实的历史记载，有些外国也是如此，我国纪传体史书中的这种“四裔传”就更显得重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所珍视。

八 《五代史志》

编入《隋书》的《五代史志》，有《礼仪志》七卷，《音乐志》三卷，《律历志》三卷，《天文志》三卷，《五行志》二卷，《食货志》一卷，《刑法志》一卷，《百官志》三卷，《地理志》三卷，《经籍志》四卷，从卷六至卷三五共十个志三十卷。这些志一般都按梁、陈、北齐、北周、隋的次序来讲述，具体条目的记述也按这个次序。

《礼仪志》的分量特别多。柴德赓《史籍举要》指出“这因牛弘等曾撰《朝仪记》，各朝仪礼文字本来多的缘故”。其中提供了详尽的冠服制度和车辂制度，可与考古资料相印证。最后讲到炀帝“北巡出塞，行宫设六合城”和“征辽又造钩陈”，又是古代军事设施上的好资料。

《音乐志》提供了极为丰富的音乐、舞蹈史料，还详细记录了皇家祭献时所用的歌辞和各种乐器的形制。最后讲了炀帝所定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等九部乐，逐一记述其由来和乐曲、乐器。其中除清乐、高丽及最后的礼毕外，多来源于西域，如：“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固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街公王之间，举世争相慕尚。……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王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贝等十五种。”都是中原地区接受西域文化的佳证。此外所说：“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馀物，名为百戏。”则是记述我国古代杂技表演的文献。

《律历》、《天文》、《五行》三志，都是太史丞李淳风所作，见《旧唐书》卷七九《李传》。《律历志》的内容广，记述了数学、音律的研究成果，以及历代度量衡制度，历代的历法和各种推算方法。当时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的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即详见于这《律历志》。《天文志》详载其时所知的星座及天象，当然还免不了“天人感应”和看云气辨吉凶等迷信成分。但同时还记述了我国古代的种种天文理论及浑天仪、浑天象等天文仪器的制作，为研究科技史者所珍视。《五行志》则自《汉书·五行志》以来都是把种种天灾人祸比附于五行，但如剔除其迷信成分，仍是研究这些灾异的好资料。

《食货志》是讲述财政经济的，当然十分重要。加之前此的《宋书》、《南齐书》、《魏书》里都没有《食货志》，这《隋书》里的《食货志》就更为人们所珍视。北齐、北周和隋代的均田法令都仅见于此志。南朝在京都内外设置的仓储，隋代的仓储和“漕关东及汾、晋之粟以给京师”的措施，以及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代铸造施行钱币的情况和品种，在志里也都有详细的记载。

《刑法志》也很重要。它记述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的刑律，并详载其篇目和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等轻重类别。今存的《唐律》和《律疏》以前，历朝刑律的原本都久已失传。要比较研究，全凭在前此各史《刑法志》里保存的这点资料。

《百官志》的重要，对读史者来说应更超过《食货》和《刑法》。因为史书所记述的各种人的活动，绝大多数是以文武官员的身分出场的，不懂得当时的官制，要弄清这些活动会遇到困难。而且各个朝代的官制又常随政治需要有所变更，有时在一个朝代里还会作大规模变革。这些主要得凭史书的《职官志》、《百官志》来作提纲挈领的讲述。《隋书》的这个《百官志》是写得好的，对梁、陈、北齐、北周的文武职官及其职掌，以及封爵、品班等都讲述清楚，对隋代更分别文帝时的制度和炀帝大业三年（607）定令后的新制度讲述，连最后设置掌领骁果的武职人员也一一讲到。

《地理志》首先总说梁、陈、北齐、北周的州郡县数字和隋的州县即郡县数字，以及这几朝的户数，隋还有口数及垦田顷数。然后按隋的郡县逐一叙述，并在郡县下记注北魏或梁以来的沿革。同时，又把这些郡县按雍、梁、豫、兖、冀、青、徐、扬、荆九个州来区分，彷照《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的办法，对各个州以至该州各个地区的民族、物产、文化素质、风俗习惯，作了详尽且具体的讲述。这不仅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某些重大历史现象有时也可由此获得合理的解释。

最后的《经籍志》，是《汉书·艺文志》以后我国纪传体史书上出现的第二个图书目录。它首先总说先秦以至唐初图书的集散，分类编目的沿革。其中西汉刘歆的《七略》，曹魏荀勗的《新簿》四部，刘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等，还都开列类目，为今讲述目录学所依据。着录的图书则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开列书名、卷数和作者，其时已失传的加注“亡”字。它对了解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演变很有用处。因为即使当时存在的图书后来也多数失传了，不依靠这个《经籍志》，很多图书就连名目也无从知晓。

九 版 本

（1）南宋刻小字残本六十五卷，中字残本五卷，均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2）元大德时饶州路刻十行本，至顺时端州路刻九行本，传世印本均不止一部。

（3）明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本《隋书》万历时刻。

（4）明万历时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

（5）明崇祯时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清中叶席氏扫叶山房覆刻本，赵氏书业堂覆刻本，同治时五局合刻《二十四史》中《隋书》淮南书局覆刻本。

（6）清乾隆时武英殿刻《二十四史》附考证本，咸丰时广州陈氏覆刻本，光绪时宝庆三味书坊覆刻本，成都书局覆刻本，同文书局影印本，五洲同文书局影印本，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排印本，竹简斋剪贴影印本，民国时商务印书馆剪贴影印本，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开明书店《二十五史》拼页影印附参考书目本，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二十五史》影印本。

（7）民国时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隋书》影印元大德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

（8）今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用南宋刻小字本与元大德本、至顺本互校，并参校其他刻本和《通典》、《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通鉴》、《通志》。惜校勘记中只记《隋书》与《通典》等书在文字上的异同，不记《隋书》本身版本上的异同，是一个缺点。书中避唐讳字一般不回改，却独把讳“丙”为“景”的“景”字回改，亦殊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