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毅然 | “断亲”现象背后：青黄不接的人情接力与难以填补的人情缺口

胡毅然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首发腾讯新闻@新乡土

一、过年的另一面

2023年，年轻人“断亲”现象被人们重视，这些出走乡土的新生代，觉得“亲戚还没有朋友好”，只与乡土社会保留着想象的连结，而失去了实际的羁绊。年轻人原本还能在过年期间遵循传统，做做样子，在走亲访友的“被迫营业”中，勉强维护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如今他们毅然宣告“断亲”，主动切断甚至与至亲的关系，引发了社会的关注与讨论。相隔一年，笔者在回乡观察中发现，在过年这个人情交往密度最高的时刻，“断亲”的不仅是年轻人，老年人、中年人也都展现出人情方面的各种困扰，低度的日常关联和高度的利益导向制造了难以填补的“人情缺口”，进而让人们逐渐离熟人关系和乡土社会渐行渐远。

老家习俗有言：初二拜舅舅，初三拜姑姑，初四拜老表，初五初六朋朋友友，初七初八猫猫狗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在当地拜年都要拜到正月十五，一天去一家，一去待一天。如今交通方便，通讯发达，拜年效率直线上升。车来车往，拎着东西来，寒暄两句再放下东西走，这样的形式不在少数。一天半天“搞定”半年后，人们便回到自己的小家庭放松身心。新年可以说是中国人最看重的节日，也是一年里人情交往最密集的时刻。回乡过年，与可能一年没见的亲戚朋友打交道，传达挂念，依依不舍之余，也难免显出难为情的脸色。欢庆之余，过年也意味着不得不面对并处理各种“遗留问题”，解决各种“疑难杂症”。并不是所有人都期待过年，在这期间，不乏不满的老年人，扭捏的中年人，勉强的年轻人，仿佛都昭告着这个“远去的乡土”。

二、青黄不接的“人情接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家庭的组织行动逻辑是依据“整体”而非“个体”而建立的，这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行动具有超越个人甚至核心家庭的秩序逻辑，遵从着宗族与地方社会的伦理和行为准则。现代社会带来的剧烈变革让家庭也随之发生转型，表现在家庭成员不再作为一个“整体中的个体”存在，而是愈发明显地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者”，不再受所谓传统乡土关系伦理的限制。例如在中部地区，在东部市场虹吸作用与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影响下，家长制逐渐解体，乡土社会原子化趋势显著，小家庭取代宗族大家庭成为乡村社会的行动单位。人们行动的逻辑从考虑“对家族如何”到考虑“对自家如何”。这类转变在近年来逐渐加速，原本从父代到子代的人情接力遇到“青黄不接”问题而产生了人情缺口，到了过年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人们的不满便直观地显现出来。

首先，老年人的不满在于“规矩”的打破。拿拜年举例，拜年的范围正在逐渐缩小，拜年的规矩正在快速简化，从“从正月拜到十五”到“亲戚一天跑完”，维系亲缘关系逐渐走向形式化。对于仍居住在农村的老年人而言，拜年的匆匆往往让他们觉得不悦，旧有的各种习俗、仪式和规矩被简化，而这些仪式习俗正是老一辈人乡土权威形成的关键环节。渐渐的，后喻文化取代家长的传统权威，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不敬老”现象的大规模出现。笔者老家农村不属于习俗仪式很多的地区，半市场中心的区域定位使得村庄很早就处于一个边界开放的状态。但明显能感受到过年需要做的事情变得少了，首当其冲的便是需要老一辈人主持的祭祖仪式现在多被草草带过，或推辞到最终“回来吃个饭就行”。而对于年轻一辈，老年人不满但也理解他们过年时的“低度参与”，比如在屋子里待着玩手机。一位老书记告诉笔者，以前的小孩非常期待拜年，家里吃的、玩的东西有限，到别人家里能收到长辈给的零钱，以及家里不常吃的零食水果，还能与同龄人嬉戏，因此对于以往的孩子们来说，过年是一件乐事。但现在孩子不缺这些东西，手机就能解决娱乐的所有需求。老书记表示：能想通是没错，但是觉得不高兴。现代生活风格的进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的舆论环境，比如对子辈过年回来睡懒觉等生活习惯的理解，对于婚姻产生变动的包容，以及对于子代孝顺的预期。

其次，中年人的扭捏在于陡增的各种人情“压力”。对于中年人来说，他们应当是最先接过“记账本”，承担其父辈的社会关系，并依此不断维护与延续来往的主力军。老家当地普遍的情况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还留在村里的，便和城里的孩子互不打扰，处于两个意义世界中。老人平日里负责各种人情的联络，包括送礼、给份子钱等。而在过年时，中年一代则主要代行“家主”的角色，承担起新年期间走亲访友的责任，对应地，老人则偏向于在家中等待晚辈的拜年、收拾家务等。对于中年人来说，出现了“混得好”与“混的不好”的明显分化，这在村庄仍存在高度竞争的地区表现地尤为明显。由于各种原因被定义为“混的不好”的人，不愿意参加过年期间的人情往来，觉得“没面子”、“没得聊”，接触知根知底的直系亲属尚可，在面对关系没那么近的亲戚时，难免会觉得尴尬、抬不起头，便选择主动放弃交往，将“拜年圈”缩小。另一方面，相对而言“混的好”的人，由于他们的财富积累和意义获取大多已上移到城市地区，虽然来自村庄，但多年的分隔让村庄成为了他们的“客体”，并不寄予过多的重视。比较明显的一点在于，老家近年来不回来过年，或年三十吃了饭后就匆忙赶路出去“旅行过年”的人们日益增多。中年人带着家庭“出逃乡村”，宁愿远离拜年的名利场，远离“年终奖都没这么多”的水涨船高的发红包压力，去追求难得的休假和放松。

最后，年轻人的勉强在于成为“异乡人”的疏离感。年轻一代在过年期间基本处于被动参与、被迫营业的状态中，他们并没有长辈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情怀，也与亲戚之间少有利益往来。在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大多不认识老家的田在哪里，也不知道家里的亲戚怎么喊。如果说以前在家族权威从上到下的渗透中，晚辈也要恰如其分扮演自己的角色，在乡土熟人社会解体的当下，年轻人更加倾向于自主选择对待伦理和人情的态度，而那些依靠刻意走动才能维持的“半生不熟”的关系，大多和老家的土地一样，对年轻人而言已经不产生什么关联。如今短视频热议的内容中，年轻人调侃亲戚“没有边界感”，指责走亲访友“侵犯隐私”，和同龄亲友“尬聊”到浑身难受，对过年“感到社恐”愈发引起人们的共鸣。家乡对年轻人而言更多是一种不熟悉的情境，不熟悉的人，感到一种作为“异乡人”的窘迫感。笔者这几年在观察中也愈发明显地感觉到，对于相距较远的亲戚关系来说，只要家中长辈失去联络，家族的孩子们便很快进入“互不相认”，甚至几代人不联络的陌生人状态中去。

三、“人情缺口”与弱关联的乡土关系

以家庭为单位，乡土社会人情方面的遗留问题很多都在过年期间集中爆发，原因在于“人情缺口”越来越大。对于受市场影响较大，处于过渡地带的中部地区而言，如今的乡土社会，熟人社会逐渐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弱关联”的乡土关系。人情互动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由留守在村的、岁数普遍较大的老一辈人承担，而对于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力军而言，中年人和年轻人的利益关联和社会关系逐渐上移到城市，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随即变得功利化，通常是想到的时候、用到的时候才会记挂起。笔者过年期间经常听到有血缘关系的两家人之间“走着走着就不走了”，“处着处着就不熟了”，“因为一点小事吵起来，往后就不来往了”的现象。最终结果都是，在一年中唯一可以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单位弥补缺口的过年拜年期间也不来往，更不谈赔礼道歉，最终演化成家族之间的裂隙变大，人们将热情投入于自己的小家庭，放任乡土社会人情缺口的愈发扩大。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在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知根知底的“生活性关联”，这种关联以共同的生活习惯、生活记忆和共同遵循的伦理秩序、亲缘关系为缓冲。长辈们在谈不拢的时候能说“算了，都是亲戚”，或“从小在一块长大的，有感情。”这给人情方面偶尔的缺憾和冲突提供了修补和继续发展的可能。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社会流动的加剧，乡土社会的人情关系变成了一种普遍的，只建立在过年走亲访友短暂时刻的“仪式性关联”，如此微弱的社会关系很容易因为“过年没来得及拜访”或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变得难以填补，互动的频率降低，修复的难度也随之上升。

“断亲”现象，从年轻人到以家庭为单位的“断亲”，人们在过年不那么愉快的一面里，充分感受到时代的变迁和人们关系的变革。有学者指出，过年期间的变化集中体现了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向，人们从相互依赖、互帮互助的农业生活中走向专业化分工、讲究效率利益的精密化配合的现代生活。当人情接力变得青黄不接、人情缺口变得难以弥补时，新的社会常态悄然发生，将会编织出新的组织形式和意义系统。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