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平凡的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击,成功粉碎了横行霸道的“四人帮”。随着反革命集团的瓦解,国内政治的阴霾逐渐散去。
在西山的一角,华国锋与叶剑英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
在会议上,所有与会者通过了一致的决议:由华国锋同志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个决议,就像一颗定海神针,顷刻稳定了全局。
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指导方针,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两个凡是”原则。
然而,随着对“四人帮”的深入揭露和批判,许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意识到“两个凡是”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论战初期,党内有三位高级干部勇敢地站到了反对“两个凡是”的阵列。
宋平书记
在那个辽阔而贫瘠的甘肃大地,宋平肩负着省委第一书记的重任。尽管甘肃在大西北的怀抱中,地域遥远,但宋平的视野从未受限。
彼时,“两个凡是”的政策如同乌云笼罩着全国,束缚着人们的思想。
在宋平看来,这样的政策不仅限制了国家的发展,更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迷茫和困惑。因而宋平在见到《光明日报》上的那篇文章后,很快采取了行动。
宋平召集了甘肃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召开了一场座谈会。这场会议,是我国第一个省级“真理标准”讨论会,它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探索的道路。
在大会上,宋平猛烈地抨击了“两个凡是”政策的弊端。他清晰地指出,“两个凡是”的政策不仅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更可能导致国家社会的动荡与倒退。
历史后来证明了宋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两个凡是”政策最终被放弃,宋平本人在后来更是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了我国的正国级干部。
杨易辰书记
1966年,杨易辰遭遇了猛烈冲击,甚至被下放劳改。直到1972年,周总理伸出了保护之手,他才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所有人都清楚,杨易辰的内心始终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之火。于是,他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央政策也便不是意外了。
特殊时期结束后,杨易辰深切地体会到了“两个凡是”的束缚。这个束缚让许多干部在思想上无法得到真正的解放,也让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困难重重。
杨易辰深知,如果不打破这个束缚,政府工作将无法顺利进行,也无法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在看完《光明日报》的那篇文章后,杨易辰开始坚定地拥护“真理标准”的讨论,他明确表示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为了推动这一讨论的深入进行,杨易辰在黑龙江省委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议,组织省委干部进行热烈的讨论……
任仲夷书记
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任仲夷身为主政辽宁的“一把手”,坚定地站立在了时代的前沿。他亲自提笔,撰写了一篇名为《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的文章。
这篇文章如同一把锐利的刀,切入问题的关键,它不仅是对拨乱反正工作的深刻反思,更是对“两个凡是”政策坚决的反对。
这篇文章先是在辽宁省委的内部刊物《理论与实践》上发表,后来又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这似乎暗暗意味着任仲夷的观点得到了党中央乃至全国人民更广泛的认同。
不得不提的是,任仲夷其实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的省委书记,这一举动在当时是极具风险的。
毕竟特殊的时期刚刚过去不久,也许就会有人给他泼脏水、扣赃帽,污名化他的举动。
可是,真的勇士,一向敢于直面残酷的现实。面对隐匿在暗处的风险,任仲夷没有退缩,他还是选择了发声!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宋平、任仲夷、杨易辰的勇敢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那场关于真理的大讨论远不止是一场讨论,它更是一个开端,一个启示,永远提醒着人们:在探索国家未来的道路上,勇气与智慧是不可或缺的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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