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恩师马明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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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捷（1941.9.8-2011.2.3)

作者简介：

马明捷，笔名鸣杰，汉族，中共党员。祖籍山东平度。1963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文系。先后担任吉林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旅大市文化局戏剧理论研究室干部，旅大市文联编辑，大连市艺术学校教师、副校长，大连市艺术研究所书记、副所长，大连京剧团（院）艺术顾问，1996年晋升研究员。生前为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大连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顾问，辽宁省老艺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戏曲学院京剧优秀青年演员研究生班毕业论文导师，大连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马明捷戏曲文集

刘新阳编

追忆恩师马明捷先生

刘新阳

戏曲研究家马明捷先生在与病魔顽强抗争一年后，于2011年2月3日在大连家中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匆匆地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旅程。尽管一年前我对先生患病已有了解，同时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作为一名追随先生十六年的学生，当真正面对恩师离去这个不愿接受的事实，仍使我备感伤痛，久久不能自拔。

马明捷先生，笔名鸣杰，祖籍山东平度，1941年9月生于大连(1950-1980年间政府将旅顺、大连统称为旅大市，198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将旅大市改名为大连市，本文除单位名称一律从简写作大连)。因受家庭熏陶，自幼随父母出入剧场观看东北乃至北京、上海等地京剧名角到大连的演出。大连作为辽宁的港口城市，是上海乃至京、津京剧演员由水路开进东北的第一站，故而先生随家长在大连看了很多“好角”的演出。在幼年记忆中，最让先生不能忘怀的是十一岁时随父亲在人民文化俱乐部观看梅兰芳大师的《贵妃醉酒》和《凤还巢》等戏。马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他的父亲是用卖皮大衣换来的二百元买来的戏票。

1960年高中毕业时，因受家庭影响而对戏曲产生浓厚兴趣的马先生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今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文系并被录取，与薛若琳、王安葵、谭志湘、徐城北、贡淑芬、洪毅、孙毅、何丽、苏明慈、屈江吟等同学，成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前海学派”戏曲史论专业的大学生。在校期间，马先生和同学们得到了张庚、郭汉城、晏甬、陶君起、王芷章、张宇慈、沈达人、龚和德、余从等名师的教诲。在北京读大学的这段时间，马先生并没有死读书，除了随吴春礼等老师学习京剧唱腔、戏曲身段课外，他更把兴趣和专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牢牢抓住北京这一具有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条件，不放过在北京观摩每一场戏的机会。几年下来，马先生不仅把梅兰芳、李少春、李和曾、叶盛兰、叶盛章、袁世海、张云溪、杜近芳、张春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等北京名家此时上演的好戏看了个遍，更看了因来京收徒以及“走马换将”的盖叫天、周信芳、高盛麟等上海、武汉前辈名家在京的演出。这样的观摩经历使马先生在攻读戏曲史论专业的同时，又因实际观摩而对戏曲(特别是京剧) 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63年暑期，马先生在由天津到大连的轮船上意外结识了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字铭坚)，在向铭坚先生的盘桓中又使马先生获益良多。多年后，马先生把这段经历及铭坚先生阐述“学谭鑫培最好的是周信芳”的观点写成了《听顾颉刚先生谈京剧》发表在1996年5月号的《中国戏剧》上，一时引起反响。为此，安志强先生曾发表过《京剧“流派演员”刍议——从“学谭鑫培最好的是周信芳”谈起》的文章。

1963年大学毕业后，马先生被分配到吉林省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除了按照文化局的要求在工作中深入学习研究吉剧外，先生并没有放弃对京剧的热爱与钻研。在吉林工作时，他又向时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张伯驹先生(号从碧)盘桓请教，这又使马先生从“见过真佛”、“取过真经”的丛碧先生口中悉数了解了杨小楼、余叔岩、梅兰芳等代表京剧艺术最高水准的宗师级演员在舞台演出中的表演精要，以及中国古典戏曲“中正平和”的至高审美境界。在马先生同丛碧先生学习交往的经历中并不全是“趣闻佳话”，其中也有“文革”中他与老先生见面、对话无比尴尬的场面。关于这段往事，先生如实地把它写进了《张伯驹先生论剧》中，发表于蒋锡武先生主编的《艺坛》第一卷这篇文章不仅被《戏剧电影报·梨园周刊》转载，后又被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张伯驹与京剧》收录。为此，常立胜先生还在2000年8月21日的《梨园周刊》上发表了《人格的魅力》一文，赞誉丛碧先生以及马先生的人格魅力。

1974年先生从吉林调回大连，先后在旅大市文化局、旅大市文联、大连艺术学校和大连市艺术研究所工作，并担任大连艺术学校副校长、大连市艺术研究所书记、副所长等职务，1996年晋升为研究员。退休后，他又被大连京剧团(院)聘为艺术顾问。回到家乡时尽管已是人到中年的他，依然没有止步于向京剧前辈艺术家的请教和学习。他长期向曹艺斌(艺名小小宝义)、杨秋雯(艺名蓉丽娟)夫妇虚心请教，并为老夫妻记录整理了从艺见闻《曹艺斌的艺术生活》和《梨园长寿星一一蓉丽娟》。先生不仅为诸多前辈老艺术家留下了可供后世了解、参考、引用的珍贵文字资料，同时也通过这种“口传心授”的学习方式，不断地丰富、夯实、提升自己对戏曲，尤其是对京剧的认识与理解，因此也形成了先生始终立足京剧本体，以内行思维思考，运用行内语汇准确表达，不追求文字表面的华丽修饰，采取朴素务实、言之有物和直言不讳的研究风格。如先生在1989年《戏曲研究》 (第30辑)上发表的《谈谈旧戏班的那一套》，从七个方面公正、客观地评述了旧时戏班中的管理模式，从而以大量事实总结出旧时戏班也有科学管理经验可以参考的结论。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戏曲锐意改革几乎进入“忘我”状态的环境下，不能不说需要一定的真知与胆量。据澳门穆凡中先生告知，当时《戏曲研究》的副主编王安葵先生也是顶着压力全文刊发的这篇文章，后来马先生的这篇文章还得到了郭汉城老先生的肯定。

多年来，先生除在工作中担任《大连市戏曲志》的副主编和《中国戏曲志·辽宁卷》的撰稿人外，还长期致力于东北京剧历史演变及表演风格的研究。为此，他先后发表了《永胜和科班追踪》、《唐韵笙和关东派京剧》、《海派京剧与关外京剧》、《唐派《未央宫斩韩信》赏析》、《“关外唐”论》等多篇论文，在东北京剧风格研究的领域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此同时，先生还应邀参加由文化部、中国剧协、中国戏曲学院等部门组织召开的纪念程长庚诞辰一百八十、一百八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纪念谭鑫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研讨会、第四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研讨会、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座谈会、纪念程砚秋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和第一至三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议，提交并发表了《程长庚一徽班领袖、京剧鼻祖》、《一教传三派一一程长庚与第二代京剧老生》、《学谭鑫培最好的是麒麟童》、《“移步不换形”——京剧改革的指导理论》、《袁派、裘派与麒派》、《“鬼音”·程腔·程派》、《京剧三题》、《京剧改良运动百年纪念》等学术论文。此外，他还先后在《中国京剧》、《戏曲艺术》、《中国戏剧》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听魏莲芳先生说往事》、《《狸猫换太子》史事考》、《听戏与看戏》、《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梅兰芳与近代京剧改良》、《借台练戏还是搭班学艺》、《传梅派艺术之人一一怀念魏莲芳先生》、《京剧要放下大剧种的架子》、《和波多野太郎谈戏》等涉猎广泛的诸多文章。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出版社为他出版过一本戏曲文集，致使先生大量有价值、有见地的文章迄今只能散见于各时期不同的期刊以及研讨会论文集，这于毕生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马先生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平心而论，无论是解放前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京剧虽贵为全国性剧种，但不可否认，由于经济、文化、观念的地域差异，京剧艺术的发展重镇始终围绕在京津沪(特别是北京 ) 这样的一线城市，这就形成了有关京剧的各领域、各方面的人才基本都集中在上述一线城市的现实。相比之下，作为身处地方的戏曲研究工作者，如果能广泛博得业内的了解与认可，往往并非易事，毕竟客观条件造就了中小、地方或边远城市在环境、平台、机遇等诸多方面都无法与一线城市相比的事实。从这个角度上看，大连的马先生所取得的上述成绩确属难能可贵。

我与先生相识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那时还是中学生的我，因酷爱京剧梦想着高中毕业后报考戏曲学院，并在今后成为一名职业的戏曲研究者。基于这种主观愿望，从中学开始我便订阅了《中国京剧》、《戏曲艺术》、《中国戏剧》、《戏剧电影报》和《艺坛》 (当时尚为内刊) 等这些与京剧有关的报刊，由此也经常在报刊上看到马先生长短不一的戏曲文章，特别是涉及辽宁京剧内容的文章使我读来备感亲切。1995年在大连张克蔚兄的精心安排下，我同先生取得了联系。1996年马先生因参加研究员职称答辩来到沈阳，于是在接到先生的电话后，我来到南湖旅社第一次与先生见面。马先生为人乐天开朗、朴实单纯，再加上又有说不完的京剧话题，首次见面我竟不知不觉地同先生聊了足足三个小时，已远远超出了礼节性的拜访时间。此后只要先生到沈阳开会或参加其他活动，他都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告知其在沈阳滞留的空当时段，而我也无一例外地去宾馆同先生见面，并继续着我同他说不完的京剧话题。及至后来发展到只要我到大连，也都会去先生府上拜访，请教、交流我和他共同关心的京剧话题，十余年来从未间断。

大专毕业后我因没能顺利进入艺术研究机构工作，又不想干与兴趣、追求无关的工作，所以只能待业在家。这段时间我经常写一些关于京剧的“豆腐块”文章，其中很多都先寄给先生请他审读、批改或提出修改意见后，再投寄给报刊发表。尽管此中也有快乐，然而我的坚持却得不到周围人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渴望有所作为和无所事事的生活状态的现实矛盾使我备感苦恼、无奈和无助。先生得知后，利用到沈阳参加辽宁省剧协会议的机会，找到时任辽宁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张宝德先生(曹艺斌先生入室弟子)，为我在其部门下属一档叫做《戏苑景观》的电视戏曲栏目谋得一份实习性质的工作。两年后因部门领导变动，我离开电视台，不得不开始为了生计朝不保夕的奔波，但我始终没有停止对戏曲的热爱、思考以及手中的笔。当先生获悉这一情况并了解到我有志于从事职业戏曲研究后，此时已经退休且明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的他，又开始在不同地点、场合向他所能见到的所有用人单位及领导推荐我。在先生百折不挠、锲而不舍地举荐下，多年后我终于通过层层考核进入艺术研究所专门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从而帮助我实现了自中学时代即确立的职业理想，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尽管每次同先生谈起此事，他总是以“还是你自己行”为由避而不谈自己曾付出的努力，但我深知:在我苦苦追求了九年的这条“从吾所好”的坎坷路上，前进的每一步中都倾注着先生对我的理解、信任与帮助。当我走上戏曲研究的工作岗位后，先生一直告诫我无论是思考问题还是动笔写文章都要务实并联系实际，不要追求“花架子”做表面看上去理论性很强，实际却是空洞无物的文章。同时他还希望我写文章不要追求“四平八稳”，要有观点，哪怕有些锋芒也不要紧。对此先生给出的理由是“你现在年轻”，只是我在很多方面做得都不够，有愧恩师的教诲和期望。

而今先生遽归道山，每当想到今后先生将再不能为我传道解惑，而我也将永远失去这位令人敬仰并能够推心置腹的业师时，不禁使我数次潸然泪下……唯愿恩师在天国中得到永生。

(《中国京剧》，2011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