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酷的希望与破碎的承诺：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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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9年电子竞技员（也称电竞选手）成为人社部批准的新职业，这带动了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论文以“残酷的乐观主义”和“希望”为理论资源，考察支撑该产业的核心元素：电竞选手的个体经验和情感形式，并将电竞选手呈现的情感形态扣连行业语境和政治环境做情境性分析，以探究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生成逻辑及其情感带动的行为。本文发现大众文化、政策扶持和行业语境共同为电竞选手编织的美好承诺是有问题的欲望客体，并阻碍他们走向繁荣。失去欲望客体的体验让人如此心碎，以至于电竞选手抱持的希望和乐观反而磨损和消耗了他们的生命力，甚至将其引入“僵局”。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以思考和理解当代电竞选手的情感实践。

作者简介

刘芳儒，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安徽新型主流媒体建设与社会治理创新机制研究”（项目编号：AHSKQ2021D11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

研究背景

2019年4月，人社部、市场监管总局、统计局联合发布通知，确认了13个新职业信息，其中电子竞技员正式成为一门职业（人社部，2019a）。从2003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以下简称“电竞”）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项目（2008年改为第78个）到2019年成为正式职业，经过16年的积淀与发展，电竞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2020年初，我国电竞从业人数仅有5万人，人才缺口高达50万人（企鹅智库，2020）。作为一门新兴职业，电竞催生了诸多研究问题（Skubida，2016），不过该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对其研究的文献较少（Seo，2016），因此电竞选手的实践及其蕴含的情感表征可能成为理解当代电子游戏文化的新领域。《中国电竞身价综合指数排行榜》显示，知名电竞选手Uzi身价排行榜首，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新浪游戏，2019）；2020年6月，时年23岁的Uzi宣布退役，消息一出便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他表示退役原因是常年精神压力过大、高强度训练导致的身体劳损。电竞选手光彩夺目的背后却是常人难以体会的艰辛，这种撕裂的情感现象引导本文从个体经验和日常实践出发探究电竞选手的“情感形式”（affective form）（Berlant，2011：24），并分析其情感与当下的行业语境、社会情境、政治环境有何勾连。

二

文献综述

（一）电子竞技：由玩游戏而新起的职业

由于我国将电竞列为体育项目，国内学术界主要把电竞视为体育运动（曹勇，2004），相关讨论也大多将其置于体育范畴内。然而，有学者质疑电竞作为体育的延伸甚至电竞就是体育的合理性，认为这一方面会缩小电竞的职业化范畴（马中红，刘泽宇，2020）；另一方面淡化了其电子游戏的基本特征（Hallmann & Giel，2018），由是本文认为理解电竞应纳入电子游戏的特殊属性。

从广义上讲，电竞是指“借助网络游戏及相关活动展开竞争的电子运动及联盟”（Jin，2010：59）。电竞脱胎于电子游戏，或者说电子游戏是电竞的媒介载体，因此电竞是在专业环境下有组织性、有竞争性的玩电子游戏（Hamari & Sjöblom，2017），特点是“人们通过玩电子游戏获得报酬的高端竞争”（Taylor，2012：9）。在该论述里，“玩游戏获得报酬”说明电竞与游戏、劳动都有着内在联系，电子竞技员于2019年成为官方认可的新职业便是最好明证。

（二）情感与残酷的乐观主义

西方学术界兴起的“情感转向”把人们关于情感的认识从精神现象转向情感和身体因果生成的考究（陆扬，2017；刘芳儒，2019），其理论资源可追溯到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的情感理论。斯宾诺莎反对“身心二元论”，他认为人的本质是“人在任何一种情感中做出决定而发出的某种行为”（1677/1998：150）。在此，情感不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融合身体和心灵、理性和激情为一体。

随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加塔利（Félix Guattari）用现代行为学阐释了斯宾诺莎的情感概念（引自Thrift，2004），表明情感就是生成（becoming），是身体与其他身体或情境接触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产生联系、接合、共鸣或共振的过程。“情感是一种连续流变的力，能够发挥影响或受到影响。情感是一种前个人张力，与身体从一种体验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相关联，意味着身体行为能力的增进或减退，它是受影响的身体与发挥影响的身体相遇时的状态”（Deleuze & Guattari，2004：17）。此处的“相遇”表明情感存在于寻找共同关系的复合体中，每次相遇的结果取决于存在物能够进入何种构成形式（Thrift，2004）。这种从关系向度出发的情感阐释，在当代人文社科领域引发诸多回响。

如哈特（Michael Hardt）在《情感转向》一书的序言中直言，“情感既说明我们影响周围世界的力量，也说明我们被周围世界所影响的力量，还说明这两种力量之间的关系”（Hardt，2007：ix）。Gregory J. Seigworth和Melissa Gregg（2010：3-5）其后拓展上述说法，认为处于情感中的身体被各种关系包裹着，身体保持个性的同时也被外力塑造它的形态。当身体受到影响时，它也会影响其他身体。换言之，身体间的关系和作用是相互的，可将身体放在与其他身体（物体）之间的关系中来讨论。故而个体与集体或个体与他者的联系都能通过情感理论理解。

情感还具有社会维度。“情感的社会性在于情感传递不可能由一个人产生，情感需在与他人的交互过程中产生，因此需要一个环境”（Brennan，2004：3）。情感被嵌入身体内，却与个人在外部世界的成长息息相关，其表达由文化决定，属于特定社会结构制约下的行为，而非由个体的生物基质决定（刘文，2016），所以情感可以看作文化与社会的实践。

勃朗特（Lauren Berlant）（2011）用“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描述引人注目的幸福承诺以及该承诺可能阻碍幸福得以实现的内在矛盾关系。他把这种关系描述为一种情感机制，认为其将个体与他欲望的对象联系起来，即使该对象对主体有害。从经验上讲，残酷的乐观主义用以描述人们无意识地、持续地依附于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包括向上流动、有保障的工作、政治和社会平等及持久的亲密关系等。这种情感性的依恋定位在历史、文化和政治领域中，并在历史性当下让人们产生对繁荣（flourish）的渴望，认为生活是值得的且目标是可达成的（Berlant，2011：51-52）。然而，这些欲望可能会阻碍人们走向繁荣：

依恋的残酷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无法实现或以悲剧收尾，而是怀有幻想的主体在生活中无法忍受失去他们所欲望的客体或场景，即便该对象的存在会危及主体的幸福生活。因为无论依恋的内容是什么，其形式的连续性都为主体提供了某种感觉的连续性，让他感觉到此依恋将为他提供生活的依赖，使他渴望在此世之中存在。（Berlant，2011：24）

当残酷的乐观主义开始运作时，正是欲望对象/场景启发和赋予生命力的潜力，反过来却又对这种生命力带来磨损和消耗，而该生命力正是一开始的依恋关系所承诺的（Berlant，2011：24-25）。与之相关的研究已在多个领域展开：在教育学领域，教师对专业主义的依恋实际上破坏了其所信奉的教育价值观（Moore & Clarke，2016）；看似前景无限的教育技术实则阻碍了教育公平（Macgilchrist，2019）。在社会学领域，东京的跨国劳工对兼顾家庭温暖和经济富足的憧憬变成解不开的难题（Coates，2019）；无薪或低薪的体育管理实习生对职业的期许往往只是徒劳（Hawzen，McLeod，Holden & Newman，2018）。亲密关系中也存在残酷的乐观主义，如农民工想要通过数字约会APP找到浪漫爱情的欲望，最终会被物质主义的现实击垮（Liu，Wang & Lin，2021）。

残酷的乐观主义为探究电竞选手的情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不过勃朗特在书中明确指出，残酷的乐观主义是基于历史性当下的事件对人的能力的影响，“本书最关心的历史感，涉及当代某个时刻内部生发的关于这个时刻的感知”（Berlant，2011：4）。也就是说残酷的乐观主义着眼于具有历史意识的情感元素，其用以描述过去的情感如何维系并影响此刻的产生。然而，电竞选手通过展望未来的情感共鸣及混合游戏与工作的“玩工”机制，为游戏劳动创造剩余价值（McCutcheon & Hitchens，2020）。因此，对电竞选手情感形式的考察更应该关照他们面向未来的情感如何作用于当下，并引导此刻的实践。

（三）希望：一种乐观主义的情感参与

鉴于“残酷的乐观主义”这一概念在电竞研究中的缺憾，本文结合田野资料及文献分析，进一步将指向未来的情感——希望，引入电竞选手的情感讨论中。希望不仅是关于可能事物或事实信念与欲望的混合，而且是一种激进的乐观主义，即在未来视域的道路上战胜现存视域，而这样的未来视域已经在现实的客观潜在中预示出来（Gili & Mangone，2023）。Ernst Bloch认为希望是一种积极的期待性情感，它与恐惧等消极情感相抗衡，“因此希望是所有情感中最人性化的，只有人可以获得，而且它还指向最遥远和最光明的视域”（Bloch，1986：75）。希望常常被认为具有“尚未成为”（not-yet-become）的特征，指向“矗立于每一个现实地平线上”的感觉，但也“具有持久的不确定性”（Anderson，2006）。无论关注具体的希望还是希望的行为，都应该考虑未来在当下生活中的位置，对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情的期待以及人们生活的时间多样性（Kleist & Jansen，2016）。因此，应该把希望置于多元且异质的过去经历、现在的职业和可能的未来交织的网络中来分析（Webb，2007）。

希望兼具认知维度和情感维度：它既是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对世界的投入和参与（Bloch，1986：12）。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资源，希望用于分析慢性疾病（Mattingly，2010）、混乱的生活（Becker，1998）以及经济和社会危机（Miyazaki，2004；Zigon，2009），以探析主体如何应对充斥着生活阻碍和经济困难的当下。在高度不稳定的劳动环境中，希望甚至重新定义了工人建立和适应工作生活的运作机制和方法（Alacovska，2018：41-63）。

电竞作为一个独特的场域，参与者利用社会文化和技术资源将自己转变为职业化的行动者（Seo & Jung，2016）。可见，并非只有客观的游戏技能支撑电竞职业，电竞选手的情感亦是该行业的核心要素。从“情感转向”视域出发，本文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

研究问题一：哪些要素孕育出电竞选手的希望，该情感处于什么样的权力关系网络中？

研究问题二：电竞选手的希望如何实践性地参与世界，且由希望驱动的相关行为后果为何？

三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探究电竞选手的情感形式，并分析其情感与其他社会要素有何勾连，会导向怎样的行为后果。本文的田野点为坐落于上海的R俱乐部，它拥有英雄联盟、Dota2、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多个游戏的电竞分部。其中，英雄联盟是一款全球流行的电子游戏，其联赛体系完备，粉丝基数庞大，受关注度最高，成为各俱乐部重点培养的电竞队伍，上文提及的Uzi便是英雄联盟电竞选手。本文以英雄联盟电竞为例，受访者均为英雄联盟的电竞从业者。

本文共访谈了18名电竞从业人员，包括15名职业电竞选手，其中11名选手来自R俱乐部，4名选手来自其他俱乐部（以A01至A15为代号）、1名教练、1名领队和1名职业经理。对于不同岗位，访谈设计不尽相同。概括来说，针对电竞选手，访谈主要围绕他们的工作经验和生命历程展开，针对其他电竞从业者，访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如何管理、服务电竞选手等。本次参与式观察的时间从2019年12月到2020年1月共1个月20天，惜因受疫情影响而中断。之后，研究者通过微信朋友圈密切关注15名电竞选手一年内的职业动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回访个别电竞选手。受访者信息经过匿名处理，相关资料均获同意使用。

四

研究发现

（一）职业承诺：建构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

随着我国社会对电子游戏去污名化，以往关于网络游戏的话语发生了重大变迁——从原先负面的“电子海洛因”（陈祖甲，1994）转变为正面的“产业经济”（何威，曹书乐，2018），由此带来电竞合法化，甚而认为其是展示民族主义和中国软实力的平台（Yu，2018）。媒体报道、政策扶持及俱乐部的承诺为普通电竞选手点燃了一种可能的感觉，并构成“借助希望塑造主体的欲望和愿望的治理方式”（Turner，2015：177）。

1.社会情境：电竞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符号

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组建了电竞国家队出征亚洲室内运动会，以往仅被当作娱乐方式的玩电子游戏首次被打上为国争光的烙印（人社部，2019b）。2016年，教育部将“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纳入13个增补专业，同年文化部牵头成立“中国文化娱乐行业协会电子游戏竞技分会”。接着2021年，《“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提出要“促进电子竞技与游戏游艺行业融合发展”。在国家为电竞正名和民众的电竞认知度逐渐攀升的背景下，电竞得到社会的重新审视和逐步认可，开始以正面形象出现在主流媒体的报道中，获得大量的曝光度和美誉度。

2018年，中国赛区IG代表队在S8（按，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一年为一个赛季，简称S赛）中摘得桂冠，获得中国赛区第一座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冠军奖杯。S8直播收看人次达2亿500万，中国观众占比接近50%（Esports Charts，2018）。与此同时，“IG夺冠”等话题长时间占据微博热搜榜榜首，人民日报、新华网络电视、央视网等主流媒体也跟进报道。同年底，人民网年度短视频“记住2018中国人的骄傲”，称IG夺冠是“为梦想和奋斗喝彩”。2021年的S11总决赛，中国战队EDG夺得冠军，央视新闻官方微博即刻发起的#EDG夺冠#话题阅读量高达37.6亿，引发466.4万条讨论。中国日报发布的“2021年度精彩时刻”，EDG夺冠的画面列入其中。

权威媒体报道不仅巩固了电竞的合法性，还把国家的某种中心价值传递给电竞选手，使其在接受过程中明确认识了自己的身份。当问及职业理想是什么，有受访者表示“想要代表中国站在亚运会的领奖台上”（A03）或者是“把韩国和美国按在地上摩擦，让中国电竞出头，让别人为我们骄傲”（A15）。可见，在电竞作为具有民族国家象征意味的符号（何威，曹书乐，2018）的意识形态中，电竞选手被询唤为与国家荣誉有想象关系的主体，产生参与感、荣誉感、使命感，从而完成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身份确认。

2.区域政策：电竞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新引擎

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电竞在跨界融合方面表现出的强大生命力，成为各地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抓手（陈孟，2021）。就上海来说，作为国内电竞产业起步最早的城市，其在2017年就提出打造“全球电竞之都”的产业蓝图，并持续推出系列政策扶持电竞产业。

大众文化和地方政府将电竞描绘成充满希望的行业，通过新闻、照片或政策文件等流传开来。这些资料的传播为尚未实现的希望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实质内容（Anderson，2006），同时提供了使实现未来的目标更具可信度的信息（Webb，2007）。如A03说“现在不是我们自嗨，是国家和政府在推动电竞，趁着这个风气我觉得什么事都能成，电竞已经入亚了，那距离奥运会还会远吗？”A15甚至认为电竞能帮助他完成从铁路工人到电竞明星的阶层跃升。A15在读大专时被俱乐部挖掘，不过俱乐部联系他打职业电竞时他很犹豫，因为“我读的是轨道交通，毕业后就能在铁路上找份工作，当时也是因为这个专业好就业才选的。”（A15）最终他还是选择中途退学当一名电竞选手：“我上网一查，发现电竞这几年蛮火的，连我家这小破地方都在支持电竞发展。我问自己以后就想当个铁路工人还是搏一把，毕竟很多电竞明星连高中都没读过，最后的选择你也看到了。”不管是A03还是A15，电竞扶持政策显然影响了他们对行业和未来的判断，良好的政策环境让电竞选手看到了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也推动他们步入电竞行业。

3.行业语境：电竞被认作走向“繁荣”的新路径

如果媒体报道和区域政策为电竞选手绘制了一幅蓝图，那么行业里的贤能主义（meritocracy）和俱乐部给出的承诺则更直观地引导甚至规训电竞选手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感。随着电竞冠军成为爱国公民的象征并以社会精英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俱乐部管理者征用贤能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规范、治理电竞选手。贤能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凭借个人优点和努力获得晋升和奖励，而不管性别、种族、阶级等因素（Littler，2013）。在日常训练中，教练和领队使用贤能主义的话语激励电竞选手，促使他们将自己理解为有意义的个体，甚至把个人成就和国家荣誉联系起来。

我经常给电竞选手们说，这个行业只有第一，没有第二。你们是为自己的幸福生活战斗，也是为祖国战斗!我们开复盘会的会议室里贴着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队夺冠时身披国旗的图片，就是为了时刻提醒他们游戏打得好不仅能赚钱，还能为国争光。（领队）

贤能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在其中“以职业地位和分配报酬为基础对人口进行分类”（Scully，1997：413），电竞行业的奖励机制则契合这一准则。电竞产业的迅猛发展带动奖金池急剧增加。全球所有职业电竞2010年的总奖金池为300万美元，2017年则达到1.21亿美元，逐增四倍有余（Block & Haack，2020）。然而，面对巨额奖金，“只有站在金字塔尖的人才配拥有”（教练）。就英雄联盟来说，最高等级的比赛是S赛，其次是全球各区域的职业联赛，再次是职业发展联赛。其中2020年冠军战队的奖金分别为，S赛：222万5千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600万元）+冠军皮肤收益25%；LPL（中国大陆英雄联盟职业联赛）：200万元人民币；LDL（中国大陆英雄联盟职业发展联赛）：50万元人民币（英雄联盟官网，2020）。除赛事奖金外，俱乐部也会给冠军队选手额外奖励。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行业语境暗示着普通电竞选手通过个人努力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

贤能主义为努力学习技能、完善个性和经营人际关系的个体提供奖励，而不管其他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因此它是充满希望的（Gilbert，2015）。在贤能主义的规训下，电竞选手挪用并内化贤能主义的价值体系做出行为决策，让自己朝着充满希望的未来迈进，“俱乐部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只要努力训练，想要的自然在路上”（A09）。

除了物质奖励，俱乐部也为刚入门的电竞选手许下美丽的职业承诺：“我们为电竞选手提供实战训练环境和食宿一体，一流的赛训和比赛资源，完整的晋升通道，对那些优秀选手还可以提供学历深造的机会”（经理）。诱人的条件显然让刚踏入社会的电竞选手看到了逆风翻盘的希望，“我从小就爱玩游戏，为此没少被老师和家长打骂，现在有条件让玩游戏变成工作，我迟早会证明游戏玩得好不会比那些学习成绩好的混得差！”（A07）

欲望客体由“一簇承诺”构成，它不是作为一种事物（甚至不是一种关系）而存在，而是作为吸附在某事物之上的一组承诺存在。它们看起来是某事物，但实际上是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个场景（Berlant，2011：16-17）。社会的认可、政策的扶持和行业的蓬勃发展共同为电竞选手形塑了美好生活的场景——电竞可以为其带来荣耀的未来，包含丰厚的物质回报、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以及至高无上的荣誉。

这些充满希望的承诺让电竞选手产生对繁荣的渴望，认为美好生活的目标通过电竞职业可以达成。然而，承诺本质上是一种风险行为，它使做出承诺的人/环境面临着失败和失信的可能性。承诺的“力量”不仅仅取决于作出承诺的个体的意愿，还取决于它能实现的可能性和它产生的真正后果和变化（Gili & Mangone，2023）。因此，考察承诺及其引发的希望需仔细考虑承诺的现实层面。

（二）职业依恋：希望劳动与结构困境

电竞行业的职业满意度调查显示，56.87%从业者对目前的工作持满意态度，只有不到1成的从业者对工作感到不满意（腾讯电竞，2019），这也反映在本文田野调查所得。在访谈中，所有电竞选手均表达出一定程度的职业依恋，他们因为把爱好转成职业而获得满足。热爱游戏激励着电竞选手追求电竞工作，亦是留在该行业的主要原因，这驱使他们进行希望劳动。Kathleen Kuehn和Thomas F. Corrigan（2013）研究免费创建在线内容时发现，劳动者期盼当下的努力可以转换成未来的工作机会，并提出“希望劳动”（hope labor）来描述这类劳动实践，指劳动者积极参加可能会带来额外经验的低薪或无薪工作以此希望获得新的社会关系，进而在未来获得更好雇佣。与其他形式的劳动相比，其独特性在于参与劳动的当前经验与潜在的预期结果之间是面向未来的关系（Duffy，2016）。

根据《新职业——电子竞技员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我国电竞选手薪资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人社部，2019b）。虽然从统计数据看电竞选手的报酬可观，但不同梯队的电竞选手薪资待遇呈两极分化，职业联赛是他们的收入分水岭。2019年，R俱乐部的青训队和二队（LDL队伍）的月工资是7000元，低于当年上海市平均薪资；一队（LPL队伍）的最低月工资能翻三倍达20000元以上；而明星电竞选手的收入则是普通电竞选手的几十倍。即便如此，青训队和二队选手每天都在超负荷训练。R俱乐部要求青训队和二队的单日训练时长不少于10小时，可几乎所有电竞选手的训练量都超过俱乐部的规定。他们每天下午一点开始训练，会持续到凌晨四点训练室的电脑系统强制关机，如此努力是因为“只有忍受住现在的苦，才能得到以后的甜。”（A05）

“以后得甜”便是电竞选手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这种面向未来的情感作用于A15当下的实践，指引他朝着理想的职业前景采取行动。“希望让人们坚持下去并对生活充满强烈的依恋，使得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当下变得可以忍受”（Becker，1998：122），对A15而言，忍耐日常繁重的训练任务是将来成功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访谈A15时，他已经获得了参加LDL的资格，但是每天下午五点半到七点的休息时间，他只用半个小时吃饭便接着训练。A15是奶奶抚养长大，他本想大专毕业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孝敬奶奶，但是机缘巧合进了俱乐部，这让他看到未来无限可能的同时也体验到这份职业的艰辛。

放弃读大专除了喜欢这个游戏，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觉得电竞的发展前景更好。刚到俱乐部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能拿到LPL的年度MVP，估计比我当半辈子工人赚的钱还要多。但后来我才真正意识到这边高手如云，我的排位在队里总垫底，那段时间挺受挫，总是怀疑自己。奶奶就安慰我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应该好好训练而不是陷在坏情绪里。于是我就振作起来，认真打训练赛，希望现在的闷头苦练能为我换来一场金色的雨（英雄联盟总决赛冠军颁奖时，奖台上会飘洒金色的礼花）......打出头后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带奶奶到处旅游，一想到这个，什么训练任务重、生活无聊、工资可怜都不是事儿!（A15）

从乐观主义来看，希望是走向解放的必要步骤，它是在不确定的生活中想象和追求美好生活的根本来源（Scioli & Biller，2009：35-36）。然而，希望也可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化，它是人们追求虚幻结果的过程，削弱他们参与抵抗控制的斗争的意愿（Nietzsche，1996：45）。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用成绩说话，谁是冠军谁就有话语权，想太多只会让自己分心，有了好成绩俱乐部自然会让你有更好的发展。如果你自身不行，埋怨俱乐部、埋怨行业规则又有什么用呢？现在枯燥的训练和磨难都是为将来的成功铺路，收入低只能说明你还不够优秀，还要更加努力。（A05）

信念和希望不仅使现实屈从于人的欲望，而且可以引发一系列积极的效果，使人在现实生活中采取行动（Gili & Mangone，2023）。然而对希望的分析不仅要聚焦为实现未来前景而采取的行动，还必须考虑等待、暂停和中断（Axelsson et al.，2017）。面对社会结构的制约，希望劳动有可能对劳动者造成伤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给予他们心理上的支撑，让他们变得勇敢，但也可能使其不易感知生存环境的变化（Duschinsky & Wilson，2015）。当希望的泡沫被现实戳破，他们甚至会归咎于自己，仿佛是自己的原因而非结构困境造成了这些痛苦，“希望带来对快乐结局的闪烁承诺，在绝望的情况下提供了些微的缓解，但事后回顾却可能让我们感觉到受骗且失望......说到底，希望总是存在于未定之天”（史密斯，2015/2016：245）。

首先，存在美丽承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

前述的电竞扶持政策和俱乐部的承诺都是向“高素质人才”倾斜，对普通电竞选手来说，享受政策红利的条件遥不可及。2020年，电商主播李佳琦和流量明星杨超越以人才引进的方式落户上海，消息一出虎扑社区旋即有热帖讨论“李佳琦和杨超越落户上海，从人才引进角度看，Uzi有资格吗？”虽然网友从多个侧面分析被誉为“世界第一ADC”的Uzi完全有资格走人才通道落户上海，但现实却是他一直未能通过人才引进落户。

对于俱乐部招聘时给出的转岗规划，电竞选手也后知后觉地表示不太可能。在A12离开R俱乐部之后的回访中，他说：

在官方青训营的时候，教练和我们讲R俱乐部和斗鱼、虎牙都有合作，他们可以直接向这两个平台推荐主播，俱乐部自己也有（直播）公会，自家退役的选手当主播会有更多流量扶持。当时就觉得R俱乐部是非常好的平台，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额外福利。但公司肯定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只有我们有实力或者有名气，他才会考虑我们的后路......你有实力，以后能转成教练带队员，如果你游戏打得一般，但是很能说、很幽默，也可以扶持你当电竞主播。可你啥都不是，那么对不起，请你走人，所有的俱乐部都这样。（A12）

电竞行业“游戏即工作”的生产模式（Tai & Hu，2018）吸引游戏玩家把兴趣转变成自己的事业。然而，激情图式为希望劳动注入动力的同时也掩盖了大多数劳动者不能通过做自己爱做的事获得报酬这一事实（Duffy，2017）。电竞具有工作和兴趣密不可分的特征，这反而让电竞选手沉浸在自己的热爱中，忽略了工作基础和行业现状。

其次，电竞职业的不稳定性显著。

随着全球经济步入后福特主义，不稳定性指向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不稳定的工作逐步取代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职工作，其特点是高度不安全、低工资、脆弱的监管和保护（Vosko，2010：95-122）甚至缺乏集体发声（引自苏熠慧，姚建华，2019）。电竞产业作为后福特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范例而具其特征（Kline，Dyer-Witheford & de Peuter，2003：62-74），即资本寻求像水一样的劳动力——一种可以随意开关的资源（de Peuter，2011）。对电竞选手而言，他们接受训练的当下面对随时被替换的危险，未来要面临缺乏保障的解约。

刚入行的电竞选手需要在青训营里训练1-3个月，借此考察他们的资质和潜力。青训队享受正式电竞选手的待遇，但采用“竞争上岗”机制。反知，若青训队员保持良好的排位成绩，可晋升为LDL或LPL选手，“铁打的青训，流水的兵”（A10）成为青训队最好的写照。

可晋升到职业队伍也非一劳永逸。普通电竞选手和俱乐部签订的合同期限通常是三年，合同到期后，若比赛成绩较好，选手可以和俱乐部续签或者转会谋求更高报酬；若成绩欠佳，则只能和俱乐部解除劳动关系。然而，有些电竞选手在合同期间表现不佳也会被俱乐部借其他理由解约。事实上，不稳定性在游戏产业一直是普遍存在的问题（Dyer-Witheford & de Peuter，2009：50），而电竞领域尤为突出，主要反映在俱乐部内部劳资关系的权利不对等。A12说“我们的工资就七千块，但我们的违约金是五百万，单向的五百万!也就是俱乐部解雇你不会给补偿金，我们主动提出解约却要赔偿俱乐部五百万，这都是写进合同里的。”A12反复强调五百万的赔偿金，显然他知道自己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中却无可奈何。电竞选手与俱乐部签订的合同注明了单向的违约金，却不包含“五险一金”，解约等于切断他们全部的收入来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进一步加剧了电竞职业的不稳定性。

最后，行业局限阻碍电竞选手再就业。

LPL赛区现役选手平均服役时长为2.6年，平均年龄是20.3岁，低于职业篮球、职业橄榄球等体育项目（互联网数据资讯网，2019）。这说明职业电竞选手的黄金工作时间只有2-3年，退役年龄在23岁左右，而他们失去工作的年纪也是中国大学生毕业的普遍年纪。短短几年间，能拿到冠军的电竞选手屈指可数，当他们铩羽而归时也错过了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退役后如何转型成为电竞选手们面临的共同难题。

电竞俱乐部普遍采取常驻式训练体系，即俱乐部为选手提供训练基地，选手的日常生活都在基地展开且有专人负责。领队表示，很多电竞选手进入俱乐部时还未成年，长时间封闭、单一的训练模式使得他们缺乏生活技能，更不用说其他的工作技能。受岗位年龄限制，电竞从业人员的学历集中在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三个层次，其中高中或中专学历占比最大，为46%（人社部，2019b）。低学历和技能单一恶化了电竞选手再就业的情况。

在俱乐部的训练中，希望渗透进电竞选手的日常工作和对劳动时间的掌控策略，并提供了面对困难采取行动的资本和能力（Becker，1998：122-123）。但这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希望，对幸福的渴望让人容易忽视结构性问题（Orgad，2017）。电竞选手对繁荣的渴望亦是如此，他们对未来抱持的乐观主义是一种妥协性的资源，甚至遮蔽了他们的现实处境。从更长远的职业发展和更广阔的社会情境来看，电竞选手的职业依恋和希望劳动会给他们的职业生命带来磨损和消耗，是有害的、残酷的。

（三）职业驱力：希望重构与步入“僵局”

中国社会长期对游戏的污名化使得很多家长认为打电竞也是不务正业（Lu，2016）。不过，当电竞成为专业化的职业，电竞选手可以通过成为游戏中的精英去污名化和自我合法化（Lin & Zhao，2020）。舍勒认为，“羞耻感”说明自尊和自我价值的存在，一个人只有希望自己有价值时，才会因为自我缺陷的暴露而羞耻。因此，羞耻感可以防止人们向低下价值沉沦，激发人们努力追求高尚价值（舍勒，1999）。在田野调查中，想打破负面评价的电竞选手们表达出强烈的羞耻感，并将该情感运用于身份塑造，进而再生产出有希望含义的自我完善的工作方式（Hizi，2019）。

羞耻感是在沟通的回路被打断，渴望获得认同的个体未得到他人回应和承认时产生的情感（Sedgwick，2003：35），它既扰乱了认同，也塑造了认同，因而是一种社会性情感，甚至具有传染性（杨玲，2020）。羞耻感的社会性根源在于相对的不利处境或权力丧失暴露出来，让想象性的或现实的他者所“看见”（王佳鹏，2019）。由于社会惯有的认知和代际差异，很多电竞选手在生活中都遭遇了污名，当他们还未能证明自己时，会因为他人的否认感到羞耻。

游戏玩得好叫打电竞，游戏玩不好就是网瘾少年。我还没有被选为职业选手前，家族聚餐时有一个亲戚不让他儿子和我玩，他和旁人说我打游戏是荒废人生，会带坏他儿子。恰巧这个话被我听到了，当时觉得很难过也很尴尬，但是没办法去反驳，因为你就是没有实力，只能警醒自己要早点出人头地。（A07）

羞耻感通常因为自我与想象性他者或现实他者之间的矛盾而生发，但此种冲突并不必然有害，它可以督促主体“返回自我”，进行自我与想象性他者的对话，因而具有提升自我意识的作用（王佳鹏，2017）。A07在被挫伤的当下就萌发出自我完善的动力，以抵抗不合理的外在评价。可见羞耻感可以带来个体为维持自我认同（或他人期待）借由端正自身赢得荣誉的行动，这尤其体现在比赛失利的电竞选手身上。

电竞比赛多以团队竞技的方式进行，一位选手失误就会造成满盘皆输，这对团队沟通和士气提出了很高要求。在平日训练里，教练和队长尤其注重队员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强调“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教练）的共荣感，电竞选手也把集体价值内化于自身，认为“打电竞是一种责任，你需要为团队负责。”（A01）。于是，处于情感共同体中的电竞选手会因为自己失误造成团体损害而羞耻。

我最难忘的比赛是刚打电竞的时候，当时已经到了赛点，队友不仅给我Counter位，还给我克制对面的英雄波比，那个版本的波比很强势。后来我的四个队友在中下路打出了很大优势，但我在上路对线遇到的却是LMS（英雄联盟中国港澳台地区顶级联赛）最强上单，我被他打爆了!最后输掉了比赛，我们被淘汰了。回去的大巴上我一直把头扭向窗外，特别怕队友和我说话，哪怕安慰也不行。当时我感到特别生气，气自己为什么打得这么烂，所有的失败都是我的问题!赛后我就把自己的ID改成了波比，希望有一天能还回去!（A01）

A01对自己生气和害怕队友找他聊天便是个体因为自我缺陷暴露，认为自己会受到他者的消极评价而产生的羞耻感。输掉比赛的A01回到基地后很低落，为了一雪前耻，他将羞耻感导向一种自律且充满希望的实践，“回去后，当时的队长和我说，如果我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找他。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都会向他请教。即便他训练到凌晨四点，我也在旁边打排位等他，聊需要如何改进。”羞耻感的自律性体现为前瞻性的羞耻可以指导当下的行动（张牧人，2022），在此，羞耻被正面表达为“重构或改进自身的尝试”（威廉斯，1993/2021：119）。

不管是A07口中的“努力早点出人头地”还是A01所说“希望有一天能还回去”，都蕴藏着与羞耻感关联的希望重构，这种希望将未来的时间维度与推动个人去行动的职业规划结合起来，进而有效地回应由羞耻引发的无能与无助。电竞选手自我完善的实践体现了渴望和创造新未来的张力，这个新的未来将更好地实现其可能性。

然而，在人员极速迭代的电竞行业，希望重构的驱动力和自我改进的行动并不能保障自我实现，羞耻感和希望无形中拉扯着年轻的电竞选手，以致于他们“无法从容地忍受失去欲望客体或场景”，进而把希望和依恋置于“可能的妥协条件”中（Berlant，2011：24）。此外，希望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它需要嵌入面向未来的光明的“在世存在”背景中，另一方面它着眼于当下，需要故意且合乎道德的行动来发挥潜力（Zigon，2009）。故而希望既体现在上述电竞选手的日常工作中，也体现在以下积极和有意维持希望的实践里。

在民族志结束后的一年，之前访谈的大部分电竞选手都被迫与俱乐部解约了，即便如此，他们并未选择离开电竞行业另谋发展。A07离开R俱乐部后，持续申请了其他俱乐部的试训，在另外两个青训营辗转停留后还是没能转为正式选手，不得已只能暂时做游戏主播。不过，他仍然留在上海寻找机会回到俱乐部，每逢民间比赛他都积极参与，期待在这些非职业比赛中被游戏星探发掘。他说家里是开超市的，被解约后父母有意让他回家帮忙，但是他拒绝了：“我现在回去那帮亲戚的口水能淹死我。反正我在上海具体干嘛他们也不知道，我觉得还可以试一试”（A07）。相比之下A01似乎更幸运，因为沟通能力强，游戏水平高，他成功转成青训队教练。对此，他表明即使不能成功转岗也不会轻言放弃：“我会试遍所有的方式留在电竞行业......我从高中就开始玩英雄联盟，游戏是我的青春，电竞是我的荣誉。”（A01）但转岗一年后，由于俱乐部引进韩国教练，他还是被解约了，不过他仍在积极地往其他俱乐部投简历。

电竞选手被解约后仍旧迷恋重返竞技场的境况回应了勃朗特在残酷的乐观主义里提到的“僵局”（impasse），这是“一个没有边缘和界限的中间状态，往往在过渡和处理事务的状态中会被体验。它是一个空间的名称，在这里生活的紧迫性得以重新解决，可是未来得不到保证，无论如何，持续的适应性规范仍然在进行，但人们在其中会被摧毁。他们要么感到气馁却仍旧维持；要么愉快地设法谋生存；要么嘻戏并沉沦。”（Berlant，2011：200）

A12在与R俱乐部解约后的新赛季里，与另一个刚成立的俱乐部签约，但不再以大陆赛区的名额参赛，而是转到2019年新划分的太平洋冠军系列赛赛区。虽然换到实力较弱的平台，A12仍然坚持对理想未来的追逐：“我的目标还是S赛冠军，现在留给我的时间越来越少，年纪小又很厉害的越来越多......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不会放弃!”（A12）

勃朗特认为僵局就是一个死胡同，“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但它并不安全，且会引发焦虑，就像在一个轮廓模糊的空间里来回游泳”（Berlant，2011：199）。污名化和比赛失误引起的羞耻感触发了电竞选手自我完善的情感实践，并重塑了他们的希望，但失去欲望客体的体验让人如此心碎，以至于他们不能接受离开电竞行业，进而把自己置于一再妥协的境地。于是被解约的电竞选手常常原地转圈，表现为成功和失败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感觉，即不停地运动着却从未去往任何地方，只能在希望的漩涡里不停打转。

五

结论与讨论：从“残酷的乐观主义”到

“希望的残酷主义”

电竞把原本处于对立面的游戏和工作（Caillois，2001：5-6）捏和在一起，激励着越来越多的游戏玩家为此奉献身心。以往关于电竞的讨论主要围绕体育、“玩工”及游戏研究（Seo & Jung，2016；吴鼎铭，2017；Skubida，2016）展开，且大多数研究没有给予电竞选手的实践和电竞文化足够多的关注（Lin & Zhao，2020）。本文结合“残酷的乐观主义”和“希望”两个理论资源，从微观层面探讨了经济和权力上处于弱势的普通电竞选手的情感形式和个体经验，特别探索了电竞选手在充满激情的社会情境和行业语境中如何进行情感实践，在此基础上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阐释电竞选手对职业前景乐观的期待是如何产生的，希望如何支撑电竞选手的行动和实践，该情感实践为何会导向残酷的行为后果。

具体来说，国家意识形态的询唤和媒体报道、电竞产业的扶持政策、行业里的贤能主义及俱乐部给出的承诺共同为电竞选手编织出有关美好生活的希望，包含物质报酬、向上流动以及民族荣誉的“承诺簇”让他们深信电竞是其走向繁荣的最佳路径。然而，电竞选手面向未来的希望劳动遮蔽了他们的现实困境和劳动的不利条件。在此之外，电竞选手被想象性他者和现实他者否认引发的羞耻感带动了重构希望的实践和自我完善的行动，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失去为其提供情感基础和职业锚定的“承诺簇”，以致于重构的希望有可能引导他们处于一再妥协的边缘境地，甚至步入“僵局”。

综上，希望的残酷主义用以描述主体在与积极的社会结构“相遇”时被激发的希望为其提供了情感的连续性和基础感，并支撑、引导主体采取面向未来的行动。然而，这种非自行产生的希望很有可能是大众文化、行业语境和（或）国家意识形态构建出来的虚假意识。把希望置于特定语境的关系网络中分析可发现，希望会导致主体的边缘化，希望行为会导向悲观的后果。

本文结合“希望”与“残酷的乐观主义”探讨电竞选手的职业状态和情感实践，从三个维度扩展了情感理论的文化意涵。

（一）对“残酷的乐观主义”的时间体裁递延

残酷的乐观主义主要用于“描述人们对其生活中的当代历史性的反思活动”，其结构化体现为情感性事件历史化的过程，以及在普遍不确定性中事件体裁的即兴变化（Berlant，2011：5-7）。故从生活内部的时间性来看，残酷的乐观主义蕴含的是“过去→当下”的依恋与认同，并在历史性当下保持乐观主义态度。而希望的残酷主义将残酷的乐观主义中情感的时间性延伸到未来视域，体现为主体对未来导向的当下所采取的战略管理，即主体自愿忍受强烈但短暂的不稳定此刻，希望以此换来今后更好的生活或工作。在此过程中，“未来”空间化地分布于诸多“别处”（大众传播、政策条文、行业语境等），而这些“别处”汇聚于主体感知其所处的承诺场景的感觉系统中，并持续影响当下的生活和决策。故从生活内部的时间性来看，希望的残酷主义蕴含的是“未来→当下”的依恋与认同，并在此刻采取积极行动以维护理想未来的可实现性。当然，掺杂个体主观性的情感时间体裁并不能做到明确划分，此处更强调主体的行为着重受何种时间导向的情感机制所影响。

（二）“个体解放”与“强制乐观”的希望

20世纪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二战带来的社会创伤，促使思想家们把希望看作哲学人类学的原理，并将其放到理解人类生存境况的核心位置（Gili & Mangone，2023）。“不仅个体依靠希望生活。国家和社会阶层也通过希望、信念和毅力而生存，如果失去这种力量，国家和社会阶层就会消失——要么缺乏活力，要么发展出非理性的破坏性力量”（Fromm，2010：21）。置身充满朝气的电竞行业，电竞选手的希望似乎如弗洛姆（Erich Fromm）所言，是对更充实的生活，更有活力的状态，从永恒的无聊中解放出来的期待（转引自Gili & Mangone，2023）。

然而，情感的社会维度提示我们应该把环境作为情感分析的脚手架，当下情感生成的环境和过去情感演绎的后果都会对情感实践产生支撑、引导作用（Scheer，2012）。本文从“希望是如何在具体的知识形成过程中产生和维持的”（Miyazaki，2004：31）以及希望与行为之间的联系入手，探讨电竞选手有关希望的问题。通过实证资料的分析，电竞选手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并非个体自发感受，而是他者与情感环境共同为其建构的虚假意识。在积极的社会氛围中，电竞选手极有可能忽视现实障碍，更关注未来潜在结果的积极一面，于是希望成为治理和规训电竞选手的重要组成部分，让他们为不确定的未来而努力。由此对希望的讨论不仅要看到它指向“最遥远和最光明的视域”（Bloch，1986：75），还要看到它有可能成为“最阴险的奴役工具”（Alacovska，2019）。关于希望的探究不能将其理解为对未来前景的原子化思考，希望的产生与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且希望与不同形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实践性地参与世界，故而对希望的分析应该将其置于特定语境的关系网络中，探索希望如何成为“主体间共享的相互作用，是对可能性的‘公共’评估”（Mar，2005）。

（三）探索“情感”转向“行为”

在“情感转向”视域下，研究关注点需要从“什么是情感”转向情感做了什么以改变和生产社会关系（袁光锋，2021）。电竞选手的情感作为能量、感受和驱动电竞职业的力量，推动着他们的身体行为和维系着电竞的行业秩序，因而其情感具有实践性，表现为情感“不是意识中的存在”而是“意识的行为”（转引自袁光锋，2021）。从经验上看，情感揭示了电竞选手的生命状态及与之相伴的思维方式，并带动相关行为实践，即便该行为可能会将他们禁锢在残酷的情境之中。电竞选手的情感与其在职业领域中的成长紧密相关，并通过与欲望客体的联系被塑造，在此情感不是心理属性，而是社会行动。

Andreas Reckwitz认为“每一种社会实践都以特定的方式被情感化地调节，因而在实践中存在一种内置的情感维度”（Reckwitz，2016：118）。本文在电竞选手的实践经验中将情感转向的理论脉络化，通过分析电竞选手的工作经历蕴含着什么样的情感形式，这种情感又如何开启、引导、治理电竞选手的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希望的残酷主义”追踪情感与实践的连接与转化过程。故而与“残酷的乐观主义”相比，“希望的残酷主义”更强调情感与周围世界的紧密联系，强调情感与异质性要素的互构，强调情感可能会带动的行为实践。

2022年，腾讯公司颁发全国首批电子竞技员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这意味着电竞职业人才认证体系进一步规范化和专业化，此举也将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电竞（澎湃新闻，2023）。面对蓬勃发展的电竞产业，希望支撑着电竞选手为美好生活奋斗，也有可能引导他们步入僵局。在此，电竞选手追求成功的能动性（目标导向的情感和能量）与路径（实现目标的规划）应该如何协调？他们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避免“在僵局中踩水”（treading water in the impasse）（Berlant，2011：249）？以上局限或可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启发。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10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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