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Van de Ven教授：一位纯粹的学者

安德鲁·H·范德文（Andrew H. Van de Ven）

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学院名誉教授。美国管理学会2000—2001年主席，管理学会院士。曾任教于肯特州立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主要教授课程包括创新与变革管理、组织行为学、参与式研究方法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名义小组法、组织设计和评估、组织间关系、组织创新与变革以及参与式研究方法等。长期关注医疗保健组织和行业的变化，主导了“明尼苏达创新研究计划”（MIRP）。作为全球组织与创新领域的杰出学者之一，范德文教授出版了13本著作，论文被引数量超过90 000次。

文/井润田

2022年5月3日晚收到百寅教授微信，告知Andy过世。刚开始我几乎无法相信，但很快得到证实，后面也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询问，一时深感世事无常。总觉得该为他写点什么，遂成此文。

幸得相识

与Andy相识缘于2009年我在成都举办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的研究方法工作坊（Research Method Workshop）。在那次会议上，他担任讲师和导师，讲授他刚出版的Engaged Scholarship：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Social Research一书提出的研究方法，并且每天晚上参与学员小组讨论。当时我虽忙于办会，但经常会看到他在教室或走廊里回答学生的提问。他总是非常耐心地聆听，转而在回答时展示出一股独特的“Andy式”感染力：中气十足且雄厚的声音，热情洋溢的表达，始终面带微笑。

在了解到他的学术背景后，我不由得满怀敬佩。Andy在博士学习期间就与导师Andre Delbecq教授合作提出名义小组法（Nominal Group Technique）这个被写进教材的群体决策理论。他1981年从沃顿商学院来到卡尔森管理学院工作，帮助学院建立起与企业界合作的高质量博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并发起明尼苏达州创新研究计划，这成为创新管理研究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项目《管理学季刊》2020年第1期 《从“入世治学”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一文详细回顾了该项目的研究经历。他在1997年获得美国管理学会杰出学者生涯奖（Distinguished Scholar Career Award），2000—2001年担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2002年曾被提名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合作研究

2010年，我申请富布莱特访问计划并获得通过，也打算趁此机会将自己的研究从微观向宏观方向做些调整。于是写信给Andy，申请到他那里访问，他很爽快地就答应了。事实证明，这次访问的确改变了我的研究兴趣以及对研究意义的认识。

记得2011年1月当我刚走出明尼阿波利斯机场时，看到整座城市都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Andy的博士生孙康勇（现在任教于日本一桥大学）接到我并很快安顿下来。Andy对于承诺的事情非常认真负责，提前帮我把办公室、电脑、学院行政联系人等事情全部准备好，并确定好每周一次的研究讨论时间。记得第一次到Andy的办公室时，印象最深的是他满屋的书柜，放在高处的书需要踩着梯子去拿。

访学期间，我修习了Andy开设的两门博士生课程。一门是“Seminar in Macro-Organization Behavior”，主要研讨十多个经典的宏观组织理论。讲授这门课很不容易，教师需要对宏观领域、基于不同哲学范式的组织理论都非常熟悉；学生也是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研究领域，线下和线上听课的都有。但这门课程又是如此重要，经过一学期学习就可以使得学生对组织理论产生深刻的理解。在与Andy的学生Raghu Garud、Timothy J. Hargrave等交流时，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这门课程的带领下进入了学术领域。另一门是“Engaged Scholarship”，主要围绕他这本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奖项的著作，讲授管理学者如何采用入世治学的学术范式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如何开展基于过程的组织研究设计。这两门课程成功地从理论和方法上支撑了我向组织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转变，更重要的是，我由此认识到研究固有的意义。

访问期间，我和Andy合作撰写了两篇论文，都发表在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他对中国本土研究充满好奇，努力用他严谨的西方逻辑理解我给他讲到的“阴阳辩证”以及“势”等东方文化概念，这也迫使我必须学会用一位西方学者能理解的思维框架将这些本土概念蕴含的理论道理讲清楚。我们也很高兴，其中“A Yin-Yang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The Case of Chengdu Bus Group”这篇论文于2016年获得IACMR颁发的MOR/PUP“管理的中国理论”最佳论文奖。此后，我们合作过5篇论文，直到他过世之前还有一篇在研的合作项目。

由于成名较早，Andy担任的学术职责很多：教学、研究、期刊审稿、学会服务，还有很多企业和医疗机构的咨询工作。他曾承担一项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资助的重大研究项目，经费达5 200万美元。因此，他极高的工作效率也是需要我们特别学习的地方。通常，他早上7点多到办公室，上午集中处理一些学术事务，下午2点之后会打开办公室门，做一些接待和交流工作。他个人一直聘用学术助理来协助他完成日常的行政工作，这也使得每次与他的会面都很有效率。当时，我正打算辞掉学院的一些行政管理工作，他特别鼓励这点，并告诉我刚到学院时他也面临这样的要求，但他从来都是拒绝，不过也免不了经常有部门人员去找他商量事情。为了避免被干扰，他告知我他当年的秘诀就是“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一张长桌，在那里安静地学习”。在明尼苏达大学校园里，学校图书馆离卡尔森管理学院大楼不远，而且有地下走廊连接（冬季长而且天气特别冷）。因此，我每次在学校图书馆看书时都会想起Andy的这句话。

每年暑假，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到蒙大拿州的Big Sky去休假，那是他学术之外最惬意的事情。在那里他有一个牧场，他特别的喜好就是养马和骑马，或者从事一些农活或维修工作。每年新年之际，我都会收到他的贺卡，2022年的贺卡是他与家人的一张合影，合影里的Andy正在驾驶一辆大型拖拉机，他声称这是新年里得到的最令他开心的玩具。

纯粹的学者

无论是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师生，还是熟悉Andy的国内同行，很多人对他的评价就是“A Pure Scholar”，这的确是他个人最简单、最执着的追求。

2016年他从学院荣休，这对很多人而言或许意味着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但在Andy看来，他不愿延聘而选择荣休，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可以免去学院安排的很多事情，将更多时间投入所热爱的学术研究。他在谷歌学术上有93 000多次引用，其中25 000次以上都是他退休后5年之间新增的。

Andy非常博学，喜欢阅读从社会学、政治学到管理学等各领域的著作，他的学术贡献就在于对创新、变革、理论等这些基本概念的本质内涵做出认识上的推进，这其中也少不了很多哲学上的思考。同时，他对中国、欧洲学者以及相关的本土化研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和支持，每年都会到亚洲或欧洲访问和交流，对于IACMR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多贡献。他在作为美国管理学会主席的致辞中讲道：“对于我们全球管理研究界的未来而言，最大的机会之一在于洞悉并了解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管理和组织实践，深入学习其中的管理和制度力量。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和管理专业组织的未来就取决于此。”就他而言，他与Lawrence Mohr、Ann Langley、Haridimos Tsoukas、Robert Chia等学者倡导的过程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关于变化的世界观相关，他努力地理解这些东方文化哲学。在与Marshall Poole教授合作主编的经典著作The Oxfor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and Innovation再版时，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将基于中国阴阳辩证哲学的变革思想纳入进来。后期，他投入很多精力推广“入世治学”（Engaged Scholarship）的研究范式，呼吁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弥补当前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他从早年提出名义小组法、组织诊断理论，到后期的创新与变革研究，都是在与企业（如3M, Honeywell, Cargill）的合作中提出和发展的，很多学术论文也是在企业研究项目的实施情景中完成的。在“Seminar in Macro-Organization Behavior”课程里讲到新制度主义理论时，他感慨：“正是商学院学术范式的制度化束缚了每位学者该有的能动性，最终导致我们的理论仅留下一点对现实的描述性作用。”就在2022年4月，Andy与家人决定给卡尔森管理学院——这所他任教四十多年的机构捐助一个讲席教授岗位，并开设一个新的会议系列——“The Andrew Van de Ven Conference for Engaged Scholarship”，号召身边年轻师生走进企业去做研究。4月30日，他在经历与白血病的艰难抗争后过世。卡尔森管理学院在他的追思文稿里讲道：“他的工作改变了学者和实践者思考各种现象的方式——从如何头脑风暴，到创新的性质和过程，到组织间的关系，再到理论本身的性质。”

每次听到大家谈及学者如何愿意坐冷板凳、如何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我就会想到Andy这位Pure Scholar。在2019年到上海交通大学访问时，他看到我所从事的一些行政工作，就幽默地提醒我“在学校图书馆里找到自己的长桌”。每每想到这位亦师亦友的挚言，都让人黯然神伤。

或许这一刻，我们能做的就是记住那些曾从他的课堂或交流中得到的知识或认识，这是对他最好的缅怀。就像Andy自己欣然追求的：

One of the ways I judge the quality of my research or teaching is to talk with students 20 years after they graduate. If they say they still use the knowledge they learned from my course, that’s the best compliment they can give me. That makes my day!（我判断自己研究或教学质量的方法之一，就是在学生毕业二十年之后与他们交谈。如果他们说仍然在使用从我的课程中学到的知识，那就是他们能给我的最好的赞美。这让我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