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晚年直言：杀杨宇霆前我从不迷信，但杀他后我不得不信

1929年1月10晚，东北张学良府中传来两声刺耳的枪声，杨宇霆和常荫槐二人枪杀在老虎厅中。

被称为“奉系小诸葛”的杨宇霆一直到最后也没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张学良如此震怒，当场下令要将自己枪杀，时至今日，外界依旧对杨宇霆之死议论纷纷。

毕竟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杨宇霆算得上是奉系军阀中的一员大将，在军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连胡适也曾表示：“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必然不会如此轻易的丢失。”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到这件事的时候，面上依旧没有太大的波澜，只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在杀他之前我从来不迷信的，但是杀了他之后我不得不信，这或许就是天意。

张学良究竟为何要杀害杨宇霆，晚年又何以说出这样一番话呢？

杨宇霆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他出生于1885年，时值国内动乱之际，因此杨宇霆从一开始，就将拯救国家视为己任，辛亥革命就是他思想萌芽的开端，也是他和东北军阀张作霖相识的契机。

说起他们两人的相识，也算得上是颇有些曲折。

在辛亥革命期间，张作霖曾协助东三省总督大肆捕杀进步人士，其中张榕等人就是这样牺牲在张作霖手中的，可以说当时的奉天城内散发着一种恐惧的气息，不少人都认为，奉系军阀容不下这些留学的学生，不少人便开始想方设法的躲避军队搜查或者是直接逃出东北。

一时间，张作霖在东北的风头无两。

1912年，刘德权在经过东北的时候，杨宇霆特意前去拜访这位旧交好友，顺便和他说明奉天当前的状况，然而杨宇霆万万没想到的是，张作霖竟然会在同一时间，不打招呼就自顾自地前来拜访，这让他们多多少少有些慌乱。

张作霖

杨宇霆知道张作霖向来不喜欢留过洋的学生，和刘德权打了声招呼，当即就只要带着人离开。

然而让他感到更尴尬的是，他们刚一转头，就和进门的张作霖打了个照面，两人互相对视一眼，杨宇霆佯装镇静的向外面走去，张作霖没有过多的表示，然而进门之后他就向刘德权问道：“这不是你的同学吗？怎么都走了？”

刘德权有些无奈地表示：“他们还有些事情着急去办，这才走得匆忙。”

可是张作霖却放大了音量说道：“你告诉他们，让他们千万别走，我们奉天讲武学堂正要开办，就需要他们来授课，没有他们军队的教育怎么办呢？”

刘德权一听也愣住了，他一向看不起这个大老粗出身的张作霖，尤其看不起他为难留洋学生的做派，却没想到张作霖竟然会对军队的教育有这样的觉悟。

这番话自然也落到了还没有走出门的杨宇霆耳中，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多看了两眼张作霖。

虽然这次见面两人并没有较为深刻的交往，但是他们对彼此都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而等到他们再次见面，便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

这三年时间里，杨宇霆凭借自己的出众的个人能力，在军中摸爬滚打，终于占得了一席之位，成了丰田军械局局长兼军械厂厂长。

一天，他命自己的卫队出门完成任务的时候，恰好被上街的张作霖看到，只见带头的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身戎装器宇轩昂，而他身后的队伍则是整齐划一。

张作霖原本以为这是一支日本的军队，但是打听了一番之后，才知道这是杨宇霆的卫队，而这只队伍也是杨宇霆亲手训练出来的，一时间，张作霖对这个青年也是刮目相看。

回去之后，张作霖当即召见了杨宇霆，此时杨宇霆俨然已经成了一名军事经验丰富的老手，两人在交谈过程中张作霖大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两人在三年前就已经见过面，并且这三年中没有任何的交流。

此时张作霖正在为如何处理掉自己的政敌段芝贵感到头疼不已，他特意询问了杨宇霆的意见，张作霖这样做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考察杨宇霆做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想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方法解决这件事情。

段芝贵

如果杨宇霆提出的建议符合自己的要求，岂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杨宇霆是一个聪明人，他当然清楚张作霖的想法，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他提议将这件事交给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去办，尽管杨宇霆的话说的比较隐晦，但是张作霖作为一个常年和各种“老狐狸”打交道的人，自然是第一时间就听出来了杨宇霆话中的意思。

而这个计策正中张作霖的下怀，毕竟冯德麟身为一个知道张作霖和段芝贵所有“过节”的人，确实适合去处理这件事。

处理段芝贵这件事情解决之后，杨宇霆则是顺利成了张作霖的座上宾，尽管杨宇霆自恃才高有些眼高于顶，但是这样的人才正是张作霖可遇不可求的，因此有些傲骨张作霖也就随着他去了。

此后杨宇霆直接被张作霖提拔为奉天督军公署参谋处长、参谋长。而自杨宇霆坐上这个位置之后，也确实没有辜负张作霖的厚望，成了奉系军阀的智囊。

1917年，杨宇霆凭借自己的能力，更是将奉系军阀的势力推到了北洋军阀中排名第三的位置。

当时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在北平明争暗斗，形势异常复杂，杨宇霆便主动找到徐树铮，准备和他在秦皇岛干一番“大事业”。

说起徐树铮也不是个寻常人，他和杨宇霆一样，是一个恃才傲物之人，杨宇霆和徐树铮曾经一起在日本士官学校留过学，两人在性格上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在处事上只要不涉及政治利益方面的关系，他们的来往一直都十分密切。

徐树铮作为段祺瑞的手下干将，对杨宇霆的才能从陆军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而“秦皇岛截械案”则是给了两人难得的合作机会。作为脾性相投，做事果断的人，他们两人一联手，就改变了整个军阀对立的大局势。

在直系军阀和皖系军阀为争夺北平最高权力展开争斗的时候，冯国璋通过日本公司订购了大量的军械，而徐树铮则打算将这批物资暗中全部吞并，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可是由于这批货物的数量完全超出了徐树铮的预料，他这才将杨宇霆拉入了队伍中。

为了保证杨宇霆和张作霖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他许诺杨宇霆，只要段祺瑞完成“统一”，那么张作霖将会成为“副总统”。

这个条件对于张作霖来说可谓是极具诱惑力，毕竟有军械又有权利这样两全其美的事情谁能够拒绝呢？

因此杨宇霆和张作霖可谓是一拍即合。

次年2月23日，张作霖派两个营的兵力悄悄地潜入了秦皇岛，前后不过两天时间，杨宇霆就带着部队直捣冯国璋的军械部。

杨宇霆在截到军械之后以最快的速度将全部军械转运回了关外，而冯国璋无奈，只能忍下了这个哑巴亏。

大喜过望的张作霖更是直呼杨宇霆是个“办大事”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杨宇霆心狠手辣的做法确实壮大了奉系军阀的实力，使得奉系军阀直接成为北洋军阀中排名第三的势力。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此时张作霖的部队由于缺乏系统的训练，并不占据优势，张作霖看着节节败退的军团，更是心急如焚，眼看就要失去所有的优势，张作霖只好将杨宇霆调往了战场，毕竟身为奉系军阀中的智囊，杨雨婷是少有的几个有把握打赢这场战役的人。

作为一名出国留过学的教官，杨宇霆凭借雷厉风行的手段，很快就将军队中的风气纠正了过来，面对众人的质疑，杨宇霆力排众议采用了不少凭借自己的真材实料成长上来的将领，将大部分原来的军官调了下去，尽管这一举措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但不可地否认的是，这个做法很快使得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

奉系军队的实力也随之水涨船高，很快就攻破了山海关和石门关。

吴佩孚的军队大受挫折，再加上冯玉祥的倒戈，直系军阀部队只好狼狈地逃回了武汉。这次胜利使张作霖直接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了奉系军阀最辉煌的时刻。

与此同时，杨宇霆也将东北的工厂和经济治理得井井有条，说他是奉系军阀的核心人物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物极必反，杨宇霆无限风光的背后却伴随着无尽的危机。

由于他在军中雷厉风行的手段以及平时高傲的性格，得罪了不少军中的将领。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就十分看不惯杨宇霆的做派，自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遇害之后，杨宇霆的境况可谓是每况愈下。

尽管在旧主张作霖遇害之后，杨宇霆出于忠于旧主的心理，率先表明了支持张学良的态度，然而张学良却并不领杨宇霆的情，毕竟和杨宇霆“兄弟情深”的是自己的父亲，而不是自己。

更何况，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之后，张作霖直接将江苏督军这个最高的位置给了杨宇霆而不是自己一直敬重的老师郭松龄，导致郭松龄公然叛变声称要杀掉杨宇霆而被害身亡，这件事便成了张学良心中的一根刺。

在成为奉系军阀首领初期，张学良还懂得暂避锋芒，知道仰仗杨宇霆的力量管理军队。

张学良还试图以交换拜帖的方式，想要和杨宇霆拜把子，却被杨宇霆以辈分不合为由直接拒绝，这更是让张学良如鲠在喉，认为杨宇霆这是在给自己摆架子。

恰逢此时有一些和杨宇霆政见不合的人在张学良身边吹耳边风，张学良脑子一热，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一定要想办法除掉杨宇霆。

尤其是在张学良宣布东北三省改旗易帜，违背了杨宇霆想要从南京政府争取更多的利益的本意之后，杨宇霆更是不给张学良面子，在中央代表和东北代表合影的时候，直接拿起字节公文包扬长而去。

然而这两人表面上的功夫已经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他们开始在两人不断恶化的关系上火上浇油，使得两人彻底走向决裂。

但是杨宇霆对于张学良想要杀害自己的决定却是一概不知，在他心中，即便张学良不喜欢自己，但是自己依旧是奉系军阀中的一员，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

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受邀和常荫槐来到了帅府。

当时张学良正准备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他原本想要推迟计划，仔细考虑之后再作决定，然而杨宇霆却认为这件事已经是刻不容缓，想要张学良立刻下决定，三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此时处死杨宇霆等人的想法在张学良心中就像是熊熊烈火一样，一发不可收拾。

当杨宇霆再次归来的时候，张学良早已经在院子中布置好了一切，只见他拿着一枚硬币，对杨宇霆表示：“如果这枚硬币朝上，我就杀了你们，如果朝下，就放过你们。”

说完，张学良就抛出了手中的硬币，然而接连三次，硬币都是正面朝上，随着帅府老虎厅中两声枪响，杨宇霆和常荫槐就这样倒地身亡，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

而当时对于张学良杀害杨宇霆的猜测也是议论纷纷，但是张学良始终没有站出来正面发言，至于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外人也不得而知，想来或许是杨宇霆的做派不被张学良所接受。

晚年张学良在回忆道这时的情景中时，也没有说明具体缘由，只是不无懊悔地表示：“我原本是不信天意的，但是那次之后我却不得不信，或许这就是命吧。”

毕竟三年后的“九一八事变”，使得东北直接丢失了大部分的土地，张学良更是在西安事变之后被囚禁了几十年。

对于他来说，这或许也是一种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