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军事后勤得失之七：解放区抗战

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所说：“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分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战场和解放区战场。”在解放区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抗击了 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 95%以上的伪军，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伟大贡献。这些辉煌的业绩背后，也浸润着后勤战线指战员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艰苦卓绝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进行的战争。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相继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既然如此，如同国内其他军队一样，八路军、新四军的后勤所需自然应由国民政府承担——“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及“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武器”。

385旅769团团长陈锡联

但国民政府是怎么做的呢？根据国共协议，1937年国民政府核定每月拨给八路军(下辖115、120、129 师)军费63万元（法币，下同），包括经常费30万元、战务费20万元、补助费5万元、医药补加费1万元、米津及兵站补助费7万元。这个数字看似不菲，但把八路军的后方机关、院校和部队 （均未得到国民政府的拨款）的开支算进去，实际上八路军每个师能支用的军费最多不过每个月10万元，比当时的国民党军要少得多。与此同时，八路军出师华北后发展很快，到1938年底发展到15万人，1939年底壮大到27万人。可是，国民政府仍按3个师（4.5万人）的编制下拨军饷。这些军饷即便只用于支付吃饭、穿衣和医疗费，也显得杯水车薪。

即便这么少的军费，国民政府也经常拖欠、少发、扣发，借以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军饷。后来，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被迫补发了1939年10月到1940年3月停发的军饷。

“皖南事变”（1941年1月）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彻底停止拨付八路军的军饷。在军械方面，即将踏上战场的八路军仍使用红军时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且弹药极少，甚至近战武器也相当缺乏，120、129两师刺刀合计不过172把。为了尽快使八路军出师抗日，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比较痛快地补充了一批弹药，比如，1937年8月20日拨付“七九子弹30万发，七九机弹20万发，驳壳弹(注：驳壳枪弹)20万发，迫炮弹(注：迫击炮弹)620枚，手榴弹1.5万颗”。但是，国民政府很少补充八路军枪支及火炮。有明确记录的步枪及轻重机枪不过千支，重武器不过二十余门炮仅能装备一个小规模的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靠国民政府的军械供给、八路军撑不了多久。而且，随着八路军逐渐发展壮大，从国民政府申领的军械弹药数量逐渐递减为零。

百团大战中的八路军

在得不到良好后勤保障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却要在战场上面对前所未有的凶恶敌人——日本侵略军。1937年日本钢产量为580万吨，中国钢产量仅为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中国一架飞机也不能制造；日本年产坦克330辆中国一辆坦克也不能制造；日本年产大口径火炮744门，中国一门大口径火炮也不能制造。尤其在武汉陷落后，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的“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同时，继续强化“囚笼”政策。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后，在冀中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起1700多个据点，修筑7500多千米的公路，挖了4000多千米的封锁沟。这样，冀中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个小块，每块都在敌人严密控制之下。日本侵略军企图以这种手段，困死抗日军民。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派出几十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不仅军需物资、工业设备和卫生器材进入边区遭到禁止，就连棉、粮、油、布等日用必需品进入边区也禁止。毛泽东曾感慨，当时“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自力更生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37年11月16日，周恩来针对华北局势提出军队后勤工作要“独立自给”并认为“这样的军队是活的，是人民的，是革命的军队”。1938年，朱德、彭德怀也告诫部队，供应工作不应依赖国民政府。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更是明确指出“抛开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主要地寄其希望于外援，无疑是十分错误的。十五个月经验证明，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

自力更生的一个表现，就是不依赖国民政府下拨军械。武器装备在战场上取之于敌，一向是革命军队的光荣传统，抗日战争也不例外。用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的话说，“我们始终不懈地和敌人周旋，以积极主动的行动，打击敌人，消耗敌人，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改善了我们自己的装备武装起广大的人民，敌人的围攻一次一次地被粉碎了，而我们依旧屹然矗立于毕北的原野上，更加严重地威胁着敌人”。抗战初期，八路军伏击了多支日军辎重部队，缴获了不少急需的物资。仅第115师在平型关缴获的军大衣，就够该师官兵每人分到一件，解了八路军的燃眉之急。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在8年抗日战争中的缴获为：长短枪45.51万支，轻重机枪0.75万挺，各种口径火炮0.13万门。新四军在抗战中的缴获情况是：长短枪 22.22万支，轻重机枪0.43万挺，各种口径火炮558门。由此可见，八路军与新四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武器装备来源，取之于敌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359旅开荒

另一方面，早在红军时期，中共就对边区根据地建设极为重视。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成为抗日的依托和自力更生后勤保障的中坚力量。1940年12月2日，中原局在《关于华中根据地内的财政经济工作建设对各地区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根据地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长期供给与补充敌后抗日部队的财力、物力、人力，否则根据地就无意义。”

1937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经济委员会，负责经济建设，为战争提供物质保证。同样是在1937年，晋察冀边区成立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边区的经济建设，还在全区建立起军民统一的财政制度，次年又发布《关于统筹部队给养与生活费的通令》，明确规定由边委会统筹统支部队的粮款。

1940年下半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其后勤供应就是由根据地承担的。战前，由晋察冀军区政治部门、地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共同组成“战地动员委员会”，负责筹措作战所需物资，筹到粮食37.5万公斤、草料15万公斤、军鞋5万双、枪弹3万发、煤油1万瓶、黑色炸药5万斤、地雷5300个等等，开设了通往战场的临时兵站线，沿途每20千米设一地方交通站，各兵站、交通站配备民兵和牲畜，承担交通运输任务。此外，还安排了伤员救治和后送计划，为每个团配备民兵1000名，负责救护从火线到绷带所的伤员。

与此同时，根据地还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春，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并在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开展生产运动的题词中提出：“现在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将来一面作战，一面生产，这就是抗大的作风。足以战胜任何敌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359旅。该旅 1941 年初开赴南泥湾屯田。他们风餐露宿，披荆斩棘。1941年种地 1.12万亩，粮食自给率达76%，经费自给率达78.5% 蔬菜基本自给。1942年除粮食、蔬菜丰收外，部队还养了猪、牛、羊，办起各种工厂，粮食自给率达88%，经费自给率达90.2%，蔬菜自给有余。1943年，达到了王震提出的“二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粮食、经费、蔬菜全部自给，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八路军誓师大会

军民一体

毋庸讳言，抗日战争中，根据地承受了巨大的后勤压力。在陕甘宁边区1944年财政支出中军费占44%以上。在晋察冀边区，1938至1940年平均每年军费开支占边区财政总支出的80%以上，最高的一年（1938年）达93.24%。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边区群众的生活较国民党统治时期仍能有所改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34年，绥西景家沟村负担各种苛捐杂税占收入的43%，而1943年，全村的税收负担降到收入的13%。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性质，决定了它得到了根据地百姓全力而无私的支持，这是同时期国民党军队无法企及的“待遇”。

尽管各边区政府在“广开财源”方面做了很大努力，但庞大的军事开支仍入不敷出。于是，一些边区银行发行公债。1938年7月，晋察冀边区发行救国公债。公债的推销采取动员募集,由群众自由认购的方式、粮食、布匹、棉花可折价购买。广大群众踊跃认购，如冀中区、群众实际认购154万元，达到原指标的150%强。

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供给问题，根据地还采用征收救国公粮的办法，仅1939年秋,冀中区公粮征收便达2475万公斤，可供3万人吃3年。聂荣臻元帅动情地说：“晋察冀人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而可靠的供给部。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的、穿的，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例如，每年我们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啊！在敌后，我们不可能建立这样多的大仓，就是有能力建起来还有敌人经常‘扫荡’的问题……怎么办？我们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我们并不集中起来，就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来了就可以用，走到哪里哪里都有我们的粮仓。部队每到一个村庄，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找到粮秣主任，拿出边区政府发的粮票，就可以立刻得到所需要的粮食。有史以来，军队筹粮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句古语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在抗日战争中，就不需要‘粮草先行’，到处都有我们的供给部，这是人民群众的一大创造。”

日伪军

抗日战争中，边区人民有效的支前，对保卫边区、支援作战，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11月，日寇对晋南加紧进攻，为支援前线，边区沿黄河各县7天内就动员1万多头牲口组成运输队，到山西帮助运送军需物资。1940年10月，华中新四军在苏北泰兴县黄桥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军事摩擦，歼灭国民党第89军及独6旅，共16个团，计1.1万余人，缴获枪支3800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弹药及军用物资不计其数。这次战役的胜利，与当地人民的物质支援是分不开的。

凡此种种，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群众在物质上对于革命战争的贡献，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论断。“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解放战争中，这一点将再次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