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女性机遇、压力、风险与选择

中国城市化、城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重要的发展动能，2022年中国城镇化率带动了65.22%，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2亿人增长到了2020年的9.21亿人。

过去40多年里，城镇化分为不同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城镇化初期，核心特征就是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而在此后的20世纪90年代、21世纪第1个10年，出现了显著的“民工潮”，也就是农村人口大规模朝着沿海发达地区迁徙，进城就业，同时又保留了农村土地。

21世纪第2个10年，开启了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当程度上实现了更多人口的城镇化，着眼于公共政策的覆盖和包容，但正如《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一书作者、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姜佳将所指出的那样，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农民工背后的整个家庭离散化的问题——也就是城镇化过程导致的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活动区域在城乡、城际、城镇内部不同板块之间不合理地被打散，导致家庭成员只能以年、月、周等为周期短暂聚合，或者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虽然在一起，但就业、居住、休闲、消费、教育、医疗等无法同步、无法均衡发展。

在上述这样一个过程中，经由上述演变，家庭中的性别权力关系和性别权力结构发生了极大的调整。具体而言，就是妇女更可能因为照顾年老病弱父母、年幼子女而留守，更可能因为工作、家庭的平衡而从事诸如网店、直播、打零工等非正规就业，也更可能成为陪读家长。

《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书中也指出，近年来也是我国网络、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社会经历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数字化变革的急剧转型的时期，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重构力量，一反面创造出更多的零工经济岗位，其中部分可以为部分妇女群体所胜任，但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极大地削减了社会、用工单位对于员工的保障。

这本书深入研究了近年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流动人口的居住模式，分为离散型（与家庭其他成员实现物理分离）、半离散型（夫妻离乡务工，留下孩子、老人在老家生活）、聚合型（举家进入迁入地生活）——这其中，离散型成员的生活满意度最低、夫妻感情最差、子女教育最差、亲子关系最差，个人健康状况也最不理想。考虑到中国城乡家庭中，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家务劳动责任、育儿责任、照顾夫妻双方父母老人的责任，基本上是女性承担，所以，离散型居住模式对于女性的伤害是最为突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老龄化、少子化态势的逐渐明显，再加上劳动力供给趋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很多城市都在拆除那些旨在抑制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徙的障碍，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子女享受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居住证确权、“租售同权”等改革。有些城市还在加快推进公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等的建设。

书中在谈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发生演变的生产方式时指出，农村地区中，男性在家庭占据主导地位，不仅仅在于男性承担的家务等劳动责任更轻，可以几乎全身心投入雇佣劳动，获得更为更高收入，同时中国城乡社会普遍实行女性从夫居，这使得很多女性实际上在婚后要切断自己已有的社会关系，重新步入夫家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如此，家庭成员数量对于女性家务劳动工作负担具有直观影响，却往往并不影响男性收入。

除了家务劳动、育儿、养老构成沉重负担以外，女性作为流动人口还会受制于性别分工、就业层次、职业流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父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更可能成为劳动权益的受损者，劳动条件较差、工资待遇较低、权益无保障现象严重，生殖健康与生理期、孕期、产期、哺乳期保护不受重视，妇科普查与体检难以落实，会面临较为突出的劳动损伤和精神损害。书中援引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数据也指出，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养老保障和社会医疗保障享有率均大大低于男性农民工。

由于上述因素，女性流动人口往往也不得不接受中小企业、不规范企业的工作，被迫从事有毒有害工种。

《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书中也谈及了新型城镇化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普遍面临的亲子分离及其连带出现的问题。社会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情况下呈现的亲子分离，造成亲子监管、教育、孩子成长引领多方面的失责。在很多流动人口家庭，由老人或母亲一方抚养孩子，对于孩子学业发展、个性塑造的重视程度不足，这类家庭较易导致孩子的学习焦虑、情感饥渴、厌学等问题得不到重视。

所评图书：

书名：《机会与选择：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妇女生活方式的变迁》

作者：姜佳将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