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鲁臻 | 趋新与复旧的徊徨：周盛传小站练兵思想新探

摘要：周盛传是淮军中极具趋新精神与忧患意识的将领，他所主导的盛军在武器、训练等方面有所改进。但这种器物的外在转变并不能解决人的思想观念问题。淮军的既定模式与历史经验始终制约着周盛传，使其思想观念与近代军事发展趋势常常凿枘不投。故在他的统率与指导下，盛军虽火器精利，却长期停留在军队近代化的表层。该军的命运可被视为淮军近代化乃至洋务运动失败的一个缩影。

关键词：周盛传 盛军 练兵 近代化

作者简介：赵鲁臻，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保定）副教授。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1期

周盛传统率的盛军是晚清时期引人注目的一支淮系防军。不仅李鸿章称其“足为各省防军之冠”，而且“日本人、德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他的军队的报道基本上都是一片赞扬之声”。然而，或许是因其壮年早逝，关于周盛传及盛军的研究成果较少。既有成果对周盛传的练兵实践及军事思想尚不够细致深入，且很少从思想观念变迁的角度加以考察。关于盛军及淮系防军的训练水平、淮军难以被称为真正的近代化军队以及周盛传练兵思想的矛盾状态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充分探讨。以世界军事发展史为参照，从思想观念的视角来考察周盛传小站练兵的基本思路、手段及其存在的问题，可以略窥晚清军队近代化的真实状况，从而更深入地理解洋务运动失败的内在原因。

一、趋新：周盛传主导的“西法练兵”

从传统军事观念来看，周盛传无疑是一名标准的将才，其“大小数百战，屡濒于危。尝解衣示人，刀弹之痕，斑斑若刻而果毅不挠。驭下严而甘苦共之，士卒惮其威稜而愈乐为用，盖终始有名将之风”。与此同时，周盛传又表现出传统将领缺乏的强烈趋新意识与求知精神。他经常同友人探讨格致之理，甚至向洋人请教物理、化学知识。因此，他的见识与知识远超同辈人物。

这种趋新意识与求知精神，使周盛传“最先习用西洋枪炮，见新制必审其机括，务得其命中之法”，同时也让他认识到西洋火器精利绝伦，“我若狃于往者剿匪之常胜，恃旧有之军械，思与之敌，言战固不如言和矣”。因此，周盛传时常向李鸿章进言，指出“洋人枪炮既利，训练又精，自系一时劲敌，迥非昔年发捻可比。我军若狃于前次取胜，犹以刀矛为利，固属不能御敌。即以稍钝洋枪御之，亦恐不能取胜”，请其多购置新式枪械。在他的积极倡导与努力争取下，盛军于光绪元年（1875）开始换装后膛枪炮，“奉发格林、四磅各炮暨士乃得、呍啫士得枪万枝”。光绪三年（1877），仿德国炮兵营制组建克虏伯炮兵三营。光绪六年（1880），开始换装哈治开斯连发枪。故李鸿章称“盛军利器足与西洋相埒，为各省防军之冠”。周盛传还非常注意军械的保养与使用方法，对军械的储存、擦拭、维护和操作都有细致的规定。特别是他亲手订立的 《操枪程式》十二条，对射击的 “阴阳向背、风雨晦明之数，剖析微芒，于是北洋练法恒为他军则”。

周盛传也承认“中国操法诚不及外洋之精”，因而经常寻机向西人请教操法战法。当他听闻德国人汉纳根至新城，“当即驰诣城中，与之周览炮台及内外城防处所”，并另日约其至小站“调集马步队分操，请示西法”。中法战争期间，德国教习来华，周盛传更是常与之“虚衷商榷”，并称赞“该洋员等于军中得失利病直言指摘，绝无敷衍粉饰之谈，实堪钦敬”。由此足见他不仅颇有求知趋新的精神，更有不避批评的胸襟。因此，盛军的训练总体上确实在积极仿效“泰西新法”。淮军最早仿效的是英式操练，同英军一样采用密集的线式战斗队形，展开成纵深为两列的横队。故小站练兵的早期（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盛军的基本战术仍是成线式队形进行排枪齐射，然后刺刀冲锋。《讲求操防谕》规定：“操打冲锋，一排下去先走一千四百步……就一字阵为说，须要合脚步一点不湾［弯］，临到之时叫口令放排枪，尤须严整不得参乱。”这个“一字阵”，指的正是线式队形。至19世纪70年代末，由于德军在普法战争后称雄一时，淮军开始转向学习德军。盛军各营“先后改归德操”，周盛传为此禀请李鸿章，将从德国学成归来的查连标派回盛军“专司教导操法，以资熟手”。不过此时所学，更多的是德式“鸭步”，即德军的直腿正步摆演，尚未涉及战术的改换。至德国教习来华，方建议“步队交锋时，不可令一营成紧队”，嫌盛军队形“太聚”。对此，周盛传表示同意，认为“近日西洋军火猛利，若成紧队，则枪炮所及，伤损必多。故必须用散开行走法”，并规定战斗中“俟前敌散开，后面者补入火线之中发枪”。可见盛军的战斗队形有所改变，出现了士兵疏开的趋势。

不过，周盛传对于中西军队战斗力的差距有比较清晰的认知。他认为要在西法基础上继承湘军善于以静制动、打防御战的看家本领：“洋人炮火精利，若恃勇轻进，伤损必多。一战偶摧，全局皆动，危虑曷可胜言。惟有静以制动之法较为稳著。”因此，他更重视盛军的防御能力，对工事修筑训练非常讲究，每兵皆配有铁锨，并进行测速挖壕，以渐次提高效率。故当德将密次藩建议操练速筑工事以助防御时，周盛传回应道：“久经督率弁勇操演挖沟并较量时刻以定优劣，历经呈报在案。”周盛传还继承了湘军“结硬寨”的传统，对营垒建设也颇为重视，在如何抵御敌炮轰击、隐蔽守军等方面都有非常精细的设计。例如，他在营垒的构造中与时俱进地考虑到“敌若以田鸡炸炮从空堕击”的问题，因而着重加强了营垒的顶部防护。甲午战争时，盛军曾在平壤外围据垒同日军鏖战。据日方记载，其炮弹都准确地在清军堡垒上爆炸，却未能使清军因之溃散，或许正是得益于当年周盛传的这一设计与训练。

二、复旧：西法形式下的“师心自用”

若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普遍水准作为参照，周盛传统率的盛军确实堪称劲旅。然而，仅在周盛传去世不到十年，这支精锐部队就在战场上一败涂地。对此，时论一般归因于周氏后继无人。缪荃孙曾叹曰：

“数年之间，防日、防俄、防法，从未有以一舸犯天津者，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其威在也。迨公殁而海疆从此多故矣。”刘体智也感慨周氏病殁后“淮军命运，于以终焉”。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枪炮、队形、技能等有形之物层面的观察，而必须深入周盛传思想观念中去寻找答案。

（一）亦兵亦农：传统的军队观念认知

周盛传戎马一生，但当其位列专阃时却训诫后人称“予以战功起家，良非得已，不可为子孙训”，并希望子孙“抑方刚之气，读有用之书”。显然，周盛传并不认为军事上的知识技能足以实现个人的价值。在这种价值观念的驱使下，同时也怀着“为小民兴利”之想，周盛传不仅自己捐资兴建公祠、义学，而且积极率领盛军参与大量的社会生产建设活动，如开河、屯田、造桥、植树等，对小站当地乃至天津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此举既有利于国计民生，又能自储军实，似并无可非之处。但是问题在于，随着战争同知识技术关系的日益密切，“只有受过多年教育并具有丰富经验的人，才能掌握最新式的大炮和工兵装置。……武器的成本和使用它们所需要的训练也改变了过去那种平时农民犁地种田，战时拿起长矛便能作战的状况，出现了职业士兵和水兵，从此战争也就不再是非专业人员的事了”。军队愈发朝专业化、技术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使传统有事则兵、无事则农的练兵模式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因此，盛军长期的修筑、耕作自然会极大损害其军事训练的效果。盛军一年十二个月的安排为：“十、冬、腊、正、二五个月，不能工作，为闲月。……三、四、五、六、七、八、九七个月，为忙月，不暇多操。”这就意味着全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暇多操”，基本上只有端架或打靶训练，而且总共打靶12次，每次5发子弹。这种训练强度显然不能满足近代战争对主力野战部队的要求。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缺乏长期的严格操练势必严重影响军队纪律。对于盛军这样一支以饷粮所募集而来的军队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其本身并不具备足够的道德与信念上的凝聚力。盛军的时常耕作、修筑和杂差等非军事活动，定然会影响其训练的规范性与稳定性。而长期规范化的训练是军队纪律的具体落实方式。缺少了这一点，纪律便无法施加到日常的各种行为细节之中，服从命令便无法成为一种本能反应。所以，盛军士兵很快就变得游手好闲，不守营规，常有人“上街闲游”，甚至还有人在营中“蓄养孩童，呼为养子”。光绪三年，盛军的哗变显然与此也有相当程度的关系，否则李鸿章也不必令周盛传“将河工屯田暂行停缓，专事操练，认真整顿，用备调遣”。没有纪律的军队就没有战斗力。马克斯·韦伯曾断言：“惟有在纪律的基础上……火药以及与火药相关联的一切战争技术方才开始具其重要性。”因此，甲午战场上，盛军虽然装备精良，却成了“见贼即溃”“虽有如无”的军队。其根源就在于：“盛军勇队在小站一带屯田多年，耕种时多，训练时少。”对此，周盛传的军队观念认知应负主要责任。

（二）武艺资历：旧式的军官角色定位

罗尔纲曾批评淮军“练兵不练将”，这一问题同样存在于盛军之中。德国教习李保就曾向周盛传提出建议，指出“凡接仗、操演等事，西法向归哨官、哨长督率。若华营则哨官等与兵勇同伍，似不合法。宜临时责成哨官等主持变化，勇兵须视哨官之指挥。哨官等不得形同木偶，须调度一哨勇丁，不能倚恃教操者调度”，并认为营官、哨官不宜持步枪一味参与战斗，而应持手枪、指挥刀进行作战指挥。但周盛传并不认同，他反驳道：

现正讲求操练，全恃营哨官为之表率。若营哨官全不习枪，何以率下？且闻西人谈及德国太子尚能单手打枪，为该国臣民所不及。由此类推，安有哨官可不打枪之理？又谓哨官不应与兵勇同伍。须知绿营武备废弛，即为将领官习太重，不与士卒同甘苦，今正宜力矫此弊。……本军哨官皆令与兵勇一律操练，兵与将相习，临时方好调度，又何与兵勇同伍之足虑。西国兵法亦有营官在三五里外设电线以调度前敌者。此法虽可少伤将领，但营官不亲临督阵，恐兵勇之气难振，心亦难齐，终非良法。

这番对话显示出双方对军官能力与职责的不同认知。在近代战争中，军队已从武士的结合转变为一部构成严密、分工细致的战斗机器，各级军官的职能已经不同于冷兵器时代。他们被要求成为有能力控制与管理这一战斗机器的操作者，而非以往冲锋在前的勇士。使用武器的技巧、坚定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尽管仍有价值，却已经不足以决定战斗的胜负；全面的筹划、合理的指挥以及精密的控制才是制胜的关键。由此，“戎马生涯呈现出新的面貌，军队的日常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昔日非正规的英雄式的军事活动方式也逐渐消亡了”。在这一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对基层指挥官进行战术与指挥知识方面的重新训练。李保的建议正是基于此。然而，经过长期战斗所形成的旧式军官角色认知使周盛传难以理解这种必要性。在他眼中，个人的战斗技能与勇气仍然是将领合格与否的核心标准：只有枪法精准、敢于上阵搏杀者才是良将。这也是其对自身形象的认同。如此一来，中下级军官虽然接受了西式操练，但他们从中学到的更多是士兵的而非指挥官的技能，如操枪手法、队列步法等，很少获得调遣部队、战术机动等基本军事知识。缺少了指挥，士兵在训练场上的队列行进、变换就成了所学非所用、徒壮观瞻的花架子。一位英国军官曾观察过福建巡抚丁日昌组建的洋操队，他的评论或许能为了解盛军的训练状况提供参照：

从操练来说，他们究竟只是装扮着军队，在玩耍而已。我们可以容易看到，他们对他们所表演的滑稽角色的真正目的，实际上毫无所知。……而且，就是我们假设他们能够做出复杂的演习的话，我们晓得，最善意的士兵如果没有能胜任的军官，他们能做什么呢！

郑观应也评论道：“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

但问题或许又不仅仅在于观念。周盛传其实也觉察到盛军将校“或久历戎行、自矜宿望而老成者每少锐气；勇往者又昧机宜，皆无当于用兵之道”，承认“扫除旧式，重立新规”才是“根柢之图”，而目前的练兵只不过是“常工之帖括”，距离他比作“马郑之经术、韩柳之文章”的真正西法还相去甚远。然而，即便有了此种洞见，他对将领受训依然非常排斥。除李保之外，德国军官博郎也曾建议：“教习者惟先教统带、营官，待其既熟，然后使之分教弁勇，乃有身使臂、臂使指之妙。”但周盛传以“若合诸将日聚教习之前，听其指示，是将领受学于教习，反不暇自教其弁勇，似亦非此时长计”为由加以拒绝；进而提出设立武备学堂，“挑选慓健而又精细之弁勇送院学习，以期成就将才，为异日自强之本，各军仍可照常操练，不致大费更张”。他还指出：“如欲为目前救急之图……照该国成法稍事变通，多挑弁勇，克期教操，不必限以人数，亦不必多教将领。”建立天津武备学堂之议是周盛传对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大贡献。但从其话语之中不难发现，他最希望的还是“不致大费更张”“不必多教将领”。所以，设立武备学堂似乎更多地是作为避免“将领受学于教习”的折中方案。这表明了周盛传对于改革的一种矛盾态度：他明知旧人已“无当于用兵之道”，却不愿触动基于勇营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盛军内部权力关系和人事结构。也许正因为如此，周盛传虽然看重西法练兵，但他似乎一直未把教习纳入盛军的晋升体制。查连标是一个典型例子。他于1876年以弁勇身份留学德国，三年后年返回盛军充任教习。周盛传在为其请加津贴的报告中指出，查连标“实力实心，极著成效，且察其于洋人操法实有讲求，非同浮慕”。但即便如此，直到中法战争时，他依然还只是一名教习。周盛传如此，尚不及他的淮军将领自然更“视之不重”，这些受过西式训练的军官便长期“无指挥军校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于其侧，大为军中所排斥”。

（三）以旧附新：过时的作战思路演绎

周盛传是一位爱国将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日交涉、中英交涉、伊犁危机期间，他都向李鸿章主动请缨，在中法战争时还希望能率部赴前线作战以“执鞭前驱，借效奔走”。但若抛开情感道德因素考察周盛传的建议，便可发现其所提出的作战方法是靠不住的。在呈送李鸿章的条陈中，他反复提及要招募勇敢之士，发给肉厚节满圆劲毛竹竿，外用漆丝缠裹，上以镔铁为刃，以之为奇兵对敌冲锋。这一战法设想来自同捻军的战斗经验：“从前捻匪任逆马队、牛逆步队最为骁悍，横冲直压，往往枪炮未发，万骑已纵横荡决，不可复当。谓宜取其遗意，以我剽疾制彼精练。”对此种作战思路，最值得怀疑的便是：这些只经过一两月训练、为口粮军饷而来的“勇敢之士”究竟有多少战斗力？周盛传也自承所招之人为

“市井之徒”，不过他认为“但使慓悍，以军令约束，皆可应用”。即便如其所想，这些“奇兵”真能在军令下勇往直前，起到“以我剽疾制彼精练”的作用吗？由于后装枪炮的广泛使用，“到了1870年，一支进攻的军队想靠近敌军已很不容易。普鲁士的步兵袭击法军阵地，法国的轻骑兵进攻普鲁士的阵地，都是伤亡惨重。……1870年后，靠近敌人的难度更大了”。至于当年捻军骑兵能够往来冲突，主要是因为淮军还只装备着前装枪炮，射程短、装填周期长，而且其技战术训练水平有限。以十余年前与装备非常落后的农民武装的内战经验，来演绎同西方近代正规军队的作战思路，必然失败。

周盛传还经常以自己的想法来附会西人的战术建议。在他看来，德国教习所建议的“散开行走法”只不过是淮军以往操练的“散星阵”。但“散星阵”实际上只是步兵为抵御马队冲击而组成的、散开分布的许多小规模圆形方阵，取代以往过于密集的大方阵。虽然也有散开的形式，但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密集的“阵战”，同“增大各兵间之间隔，取疏散之队形”的散兵战术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对密次藩所提出“中国多平地，须操前后三道濠垒之法”以加大防线纵深的建议，周盛传则理解为“防营均筑三层厚垣”，即建有三道城墙的营垒以层层抵御敌方攻坚。如此理解，纵深防御便被视为借助营垒实施湘军的以静制动之法。这种思路，实际上也是以同太平军、捻军作战经验为基础演变而来的。曾经观察过盛军会操的汉纳根失望地指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初渡华海，尽应中朝之聘，将整饬戎行以御俄也。为日未久，即觉其营伍中，但率扫荡发匪之旧法，绝无奇谋深算。至于泰西武备新学，更梦想所不到。”

必须承认的是，周盛传并不排斥新知，但过往军事经验所积累的观念决定了他理解新知的态度与方法。这些经验是其赖以功成名就的东西，所以他很难跳出来并对之加以反思和批判。原来的理路便不需论证地成了认知的起点，然后新知也就会被附会、改造，以便与既有的知识结构和观念相符。所以，尽管他很清楚西方军队“迥非昔年发捻可比”，但一涉及相关问题便会自觉地以旧物附会新知，并将其作为标尺来演绎、论断和评判西方的军事思想。于是，周盛传虽然常同西方教习讨论练兵问题，但对他们的建议却多半是合意则取、不合则去，而且还时常嘲讽他们不懂战法。曾经统率“常胜军”协同淮军作战的戈登，于伊犁危机时期对如何同俄军作战提出了不少建议。周盛传则基本上对其否定，并视之为“可笑”“似尚未得西人行军之妙”。

在这种“师心自用”的心态之下，虽然文化自尊心与自豪感得到了满足，但错误的认识也得到了强化和延续，既有的知识结构并未得到充分的革新。正因如此，周盛传更看重的仍是西洋枪炮的威力与西式操练的整齐等直观效果，而对西方的战略战术思想，则少有学习研究的兴趣。

三、近代化的尺度：谋求“内在文明”

就小站练兵所展示出的现代化程度而言，盛军已经走在了当时多数中国军队的前面。王尔敏认为：“淮军讲求训练，以盛军最精，足以为勇营最高代表。……而讲求战法，以后期盛军，尤所见重。”在这一点上，周盛传的个人影响显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但诚如美国学者史密斯所说：尽管周盛传有着强烈的趋新意识，但他始终受到淮军的体制结构以及于其中所得到经验的束缚。因此，他终究无法解决军事改革的自我定位、态度和方法上的特定矛盾，进而徘徊、游移于新旧之间。这种在趋新与复旧之间的徊徨，决定了周盛传难以跳出既有思想观念框架，去实现形而上层面的真正转型。而且，作为淮军系统的重要成员与既得利益者，周盛传也不可能去破坏这个造就了他的体制，去否定自己赖以成名的经验。因此，盛军的变革始终停留在“不致大费更张”的地方，生长在既有体制的边缘。进而思维观念的更新、指挥人员的代谢等实质性内容则都已经被有意无意地过滤出去或异化扭曲，致使西方军事技术和战法始终缺少与之配套的人与思想。因此，这些东西很少能够按其自身的逻辑发挥出应有价值。由此不难推想，那些较盛军更为逊色的其他清朝军队，对近代军事观念更加难以接受。

通过对周盛传小站练兵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略窥洋务运动难以成功的原因。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指出，枪炮、机器之类“外在文明”，“用人力可以制造，用金钱可以购买，是有形事物中的最显著者，也是容易中的最容易者”，“即使仿效了，也不能算是文明”，“外在的文明易取，内在的文明难求，谋求一国的文明，应该先攻其难而后取其易……假如把次序颠倒过来，在未得到难者之前先取其易，不但不起作用，往往反而有害”。用这番话来评价周盛传的小站练兵以及整个洋务运动，可谓一语中的。一个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最根本之处在于人思想观念的变化与知识结构的革新。如此，方能使这种转型由内而外地推开，最终实现内生的新陈代谢。否则，无论装备多么先进的武器、学习哪个国家的练法，也只能是新瓶装旧酒，有其形而无其实。洋务运动正是如此。三十年的所谓“自强”，实则多是徒有其表，结果自然只能是“橘逾淮而为枳”。近代中国人也不得不继续去寻求真正的近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