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贡献奖｜孙关宏：政治学对我来说，是一种事业

【学术档案】

孙关宏，祖籍江苏江都，1935年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入马列主义教育系（1964年改为国际政治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关宏参与了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学的恢复与重建，长期致力于政治学的教材建设与人才培养，主编《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企业行政管理》《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新政治学概要》《政治学概论》等多部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著有《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等。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学的开拓者之一，孙关宏在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材体系建设上作出突出贡献，在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和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孙关宏十分强调政治学的"人文性"，认为"政治学更应该有一种对人的生存状况终极关怀的精神"。同时，他强调学科发展要有新思路，但这种创新要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他希望，"从学术上在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学之间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

孙关宏《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与《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

"中国政治学必须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政治学只能靠坚持自己的科学性来为现实服务。如果只知唯上唯书，不能摆脱现实政治的干扰，甘做氢气球随风转，则它本身就便成为伪科学。用伪科学来服务于现实政治，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会大帮倒忙。"

在一次面对青年政治学人的演讲中，孙关宏引用前辈赵宝煦先生的话，强调政治学者在为现实服务时要坚持政治学的科学性，不要"帮倒忙"。他认为，对于中国发展过程所取得的成绩、暴露的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既不能回避，也不能夸大。坚持科学性，意味着要接受普遍性、承认常识性："中国的现实具有特殊性，但这不应该成为拒绝普遍性的借口和理由。……中国特色应该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讲求科学性、真实性的作风，他自述"也是对做人的要求"，"学术与做人是统一的"。

孙关宏的个性谦和低调，两本专著的题名里都有"探索"："我之所以强调‘探索’，这不但是因为就一般意义而言，政治学认识政治的有限性和无穷性，同时也由于我个人能力和水平的平庸，我甚至不敢用‘研究’二字。"他自谦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是编教材，一是带学生。自1980年代以来，孙关宏为复旦大学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为培养政治学人才作出重要贡献。他参与了中国政治学的重建。

【喜好文学，却与政治学结缘】

1935年夏天，孙关宏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日军占领上海，工厂和住处都被炸。此后父亲南下抗战，母亲在上海打工，他和妹妹被送到乡下。孙关宏说，可能因为小时候寄人篱下的经历，他养成了遇事先让、不与人争的性格。

1946年，父母把兄妹俩接回上海读书。1949年，孙关宏进入市北中学读初中，因为是共和国诞生那年入学，这一级学生称为"黎明级"。1955年中学毕业后，喜好文学的孙关宏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他去蒋天枢先生家里，眼见四壁都是书，"他给我们讲《诗经》"，他说朱东润先生讲课很有劲，"经常脚踮起来"，赵景深先生课堂上要唱戏的，讲到一个剧种，就自己唱起来……然而毕业时，正逢学校筹办两个新系：马列主义教育系和原子能系。身为班长的孙关宏被分配在马列主义教育系，"当时有个观念，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他很乐意地换了一个专业，由此与政治学结缘。

1961年下半年，系里派孙关宏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全国"政治学培训班"，他在这一年时间里系统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中的文献，打下理论基础。第二年回校后，马列主义教育系改名为政治学系。

复旦大学政治学系1923年建立，四十年代中末至五十年代初，拥有耿淡如、胡继纯、梅汝璈、林同济、储安平、张明养、胡曲园、王造时、严北溟等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政治学系消失，此际重获建制。1964年，中央为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在研究重点上，北京大学主要是研究民族解放运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研究西欧北美。孙关宏开始给学生们上国际政治概论课。"文革"后期，他与王邦佐合作为工农兵学员开设"经典著作选读"和"世界近代史"课程。1979年，两人一起创办了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成立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之后为响应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政治学等学科"要赶快补课"的号召，在此基础上成立政治学教研室，筹备建设新学科，1981年开始正式招收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复旦大学成为改革开放后全国最早一批招收政治学本科生的高校。

【为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奔走】

对于1980年"白手起家"，建立起政治学教研室的过程，孙关宏说："说是‘共同发起’，实际上是以邦佐为主，他是主要决策者。……对他的决策，我是全力支持和配合。我这个人的特点是见识和能力平平，但不计名利，努力工作，甘当配角，也努力做好配角。"1960年初，孙关宏与王邦佐分别从中文系和历史系毕业班调到马列教研室，参与新系筹备，从此开启了他们六十年的君子之谊。第一次合作是一起带1961级学生，王邦佐主管思想工作，孙关宏关心他们的学习。之后，两人经常一起带班、一起开课。后来王邦佐笑称，两人的革命友谊堪比马恩。

而1982年的"政治学讲习班"，是两位同道在教学科研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先生曾说，要找政治学的人才比找石油还难。老学者多凋零，现在邓小平提出恢复政治学，首先是要解决人才的问题。于是，学会决定开一个政治学讲习班，那么，哪个学校愿意承担这一重任呢？在理事会上，"听说大家都不响，没有人表态。王邦佐站起来说，我们试试吧"。孙关宏回忆。王邦佐回来汇报后，得到系里和学校的全面支持。这个为期半年、有全国22个省市各学校院所60位学员参加的培训班，在复旦大学政治学系之外，获得了哲学、历史、经济等系的师资；还请到了中山大学夏书章、东华大学周世逑等知名的政治学、行政学老教授来做讲座。"这半年，我和王邦佐两个人是全心全力地投入到这个事情中，一定要把它办好，全国请了很多专家。"孙关宏回忆自己的登门拜访之路，穿破了一双皮鞋，"我们走多少路啊，上海大概快10个专家，我们一家家地跑。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又没有出租车，而且还没钱，那时很穷的。人家说你这皮鞋么穿破了一双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不知道那个时候皮鞋买不起……"

这个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被称为"黄埔一期"，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打下基础，同时也扩大了复旦政治学在全国的影响，奠定了上海政治学界在全国的地位。夏书章先生给出了六个字的评价："亮相·启蒙·播种"。

1982年2月，全国第一期政治学讲习班学员报到登记表（部分）。讲习班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与发展打下基础

革命友谊"堪比马恩"的王邦佐（左）与孙关宏

【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

启蒙与播种，一个重要环节是编写教材。孙关宏后来称之为"对政治内涵的不懈探索"。1980年代开始，复旦政治学系先后编写了《政治学教程》《政治学概要》，同时关注引进西方政治科学，如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育和中国社会政治的变化之下，"中国政治学与西方政治学之间有了共同的语言"，复旦政治学系又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新政治学概要》三本教材，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的多种表现样式，同时推出"现代政治透视丛书""当代中国政府理论丛书"。至21世纪，得益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及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种种改革与转型，中国政治学面目一新，进入时代化、学科化、本土化的阶段。此时的孙关宏，说自己仍然处在自我反省、自我祛魅、自我启蒙的长期过程中，他虽已退休，却还是不忘复旦政治学的梦："从学术上在中国特色与世界文明之间，在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政治学之间架起一座科学的桥梁。"

1983年 ，政治学教材编写组留影。孙关宏参与主编了多部政治学学科的基本教材，其中《政治学概要》获得1992年全国第二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

孙关宏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基本原理和政治科学之间并无矛盾，"立场、观点、方法或有不同，至于内容实际上是相通的"。他指出，马克思的政治学理论事实上是从政治哲学的层面上实现了从黑格尔的"国家学"向"社会学"的转变，在政治科学层面上也有类似的转变过程。他希望中国政治学也能实现从"国家学"向"社会学"的转变，同时呼吁今天的政治学在科学化的过程中，多关注一点个人。

他指出，中国政治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面临诸多问题："理论演绎与意识形态论证在一些作品中未予以明确区分……还没有产生有影响力的理论模式，在有的实证研究中还缺少严格的客观性"，此外，由于上述"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上的不足，限制了在对策研究上的空间"；甚至出现了"反常政治学"，即反对一些政治学的基本常识的倾向。这些都是科学化的不足，然而有时候，一些研究又显得科学化过头，孙关宏认为，这种奇特现象的根本，恰在于政治学人文性的不足，对个人生活意义缺乏关怀。

"在我们的政治研究中，占第一位的是政党，第二位的是国家和政府，第三位的是社会，第四位是公民个人。这四个领域目前受重视的程度呈递减趋势。"他希望，政治学研究中能够加大"对人的生存状况、生存方式和生存价值的关怀，对人的人格独立自尊和思想的普适性的关怀"。

【政治与学术之辨】

"政治学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更重要的是一种事业。作为一种事业，肯定和政治是分不开的，不过不是具体的政治，而是政治的精神和政治的价值。"在一次院内分享会中，孙关宏这么描述他的专业。政治与政治学的关系，是每一个政治学者和学子都必须思考的问题，孙关宏有他自己的一套解法。

"中国学术的政治化与学术化之辨，不仅是在政治学，而且是整个社会科学面临的一个难解之结。"只是政治学由于学科特点，遇到的问题比其他学科更敏感、更尖锐。"任何学术要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一个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学术成果为一定的政治服务。但是这种服务是以学术的独立性和一定的学术质量为前提的，而决不是简单的服从关系。因为那样的话，客观上会否定学术的存在。……不存在谁服从谁的问题，而是互动的关系。政治创造一些条件让学术繁荣起来。反过来，学术对政治也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自然界也好、社会也好，任何事物的价值在于它的异质性。因为相异才能互补，互相需要。学术只有与政治相异，才有价值。"孙关宏认为，如何让政治学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呈现正相关的互动关系，相得益彰，是当下面临的课题。

政治学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事业，一项社会事业。就政治学学者个人而言，擅长解释，不必定要亲手改造社会，但是，孙关宏说，中国学者一直成长于一种特殊的语境。"我们长期来接受的思想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优先改造社会的教育。"他给出两方面的思想来源，一是那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过程也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一是中国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关怀社会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价值体系中，必定包含推动国家的进步与发展，包含对政治文明的关切。孙关宏尤其佩服那些怀抱良知问学的前辈学者，在文章与讲稿中，巴金、王元化、周有光等名字反复出现。他也呼吁政治学同仁们，"踏踏实实，尽心尽力，力争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孙关宏回顾复旦政治学历史的手稿

【"我精神的家园和心中的故乡"】

1962年，孙关宏和学生们一起去崇明、奉贤，同吃同住同劳作，"情同手足"，之后多次担任班主任，至1981年开始招收的政治学专业本科生，他更是视为"掌上明珠"。他说自己的精神世界和生命意义都与学生分不开："师生友谊，山高海深，天长地久，爱心永恒。""我这个人是重感情的，我和学生的感情伴随着我大半生历程。"

孙关宏曾反复提及，一个学科的发展，靠的是培养年轻人。他说，复旦政治学学科能在全国保持领先，就和这个传统有关系。保护与推动"一代一代的年轻人的发展，是我们复旦大学的一个传统"。他曾写道，自己对政治学有很深的感情。尤其是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我精神的家园和心中的故乡，我整个的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都同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写下《一个老国关人心中的歌唱》，里面有一句："虽然平淡无奇，也体悟过奉献的荣光。"他悉心保留着不少复旦政治学的发展资料：教研室的缘起、先进事迹的总结、工作汇报、联谊会上的发言，还有他情不自禁为院系、同事、学生吟诵的小诗……都收录在自己著作的附录中。

他流露出的感情如其文其人，细密周到，平实真挚。在一次给母校市北中学的孩子们的讲话中，他说：

"其实，社会发展是不确定的，一定的计划、目标，在实现过程中是允许修改变动的。人生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人生的‘关节点’不少。一个满意，不保证个个满意；一个不满意，不等于后面个个不满意。有时甚至因祸得福的也有。我觉得人有时是要看运气的。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挫折，都要保持一个好的平和的心态。"

包容、平常心、容许犯错的背后，是一颗蕴藏人文价值的心灵。

孙关宏的书架

孙关宏在家中

【学人隽语】

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重建是开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宗旨应当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理论和学术的支撑。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什么？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强的现代化国家。或者说要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现在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都在朝这个梦前进。

——2015年，孙关宏在华东政法大学"第十届中国青年政治学论坛"上的致辞

我认为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或别的文明，虽然有差别甚至有冲突，但在文明的根本处，即在对人性的尊重、对良善人性的弘扬以及对人的生存价值的关怀上总是相通的，是可以交流和相互借鉴的。人类在文明中前进，中国文明也在前进中。如何在中国前进的道路上挥去非文明的因子，增加文明的因素，最后建成文明的社会和文明的国家，这也许是我思考和探索的主题，也完全符合我们党长期提出来的奋斗目标。

——《中国政治文明的探索》前言

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思想性要结合起来。我们现在有些学术论文、学术著作，尽是学术词语的堆砌。左一个框架，右一个逻辑，但看了以后，不知所云，不知说什么，看不懂，本圈子里的人都看不懂，它又有多少社会意义。还有一种情况，把原来的政治性词语，转化成学术词语，但没有自己的思想，论证的是别人的思想。这些都说明学术研究思想的缺失。

——《中国政治学：科学与人文的探索》序言

　　作者：

文：本报记者 李纯一 编辑：李纯一 责任编辑：杨逸淇

转载此文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