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写家史︱走出双溪口

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曾说：“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大学生写家史”系列，记录大时代下一个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

被嫁

1959年的一天，外曾祖父破天荒给家里人做了几双草鞋。外婆又惊喜又纳闷，因为家里工分不够，村里已经把她的粮食给停了，外曾祖父怎么有余钱给大家做草鞋呢？果然，天下没有白穿的草鞋，外曾祖父准备把外婆带到山里送人，家里也好省下一口粮食。与我想象的不同，外婆说起这段往事，声音里并没有太多伤感。对她来说，只要有饭吃就好，总比待在家里饿死强。“活着，比什么都强”，是外婆的人生法则。

穿上新做的草鞋，带着为数不多的破布衣裳，外婆跟着外曾祖父一路走到洋槽（坐落定村溪东岸，呈长条形点状散列。因村后山形似羊槽，而得名羊槽，后改为今名）。乌云压迫着大山，暴雨击打着大地，水位急剧上涨，进山的事只能缓一缓。他们在洋槽睡了两晚，情况稍有好转。可家中还有年幼的孩子，农事也需要劳动力，外曾祖父不宜离家太久，只得将女儿托付给洋槽人。外婆在洋槽人的陪伴下走了大半天的路，来到了廿十七都双溪口乡。

浙赣之间“江山”的深山

双溪口乡位于浙西赣东的大山之中，是衢州市最偏僻的村子之一。双溪口乡人民依山而居，靠山而活。大山给予了当地百姓生存物资，却也阻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解放前，双溪口一带民间流传“有因莫嫁市罗洋，刺干（蓬草）披，石头墙，棕[木宙]（jiū）柱，松[木宙]梁，苦叶野菜半年粮，爬山越岭难煞男（人）”的歌谣。尽管已经解放多年，但是双溪口的贫困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外婆婚配的对象，我的外公家就是个典型例子。

“你外公后来反而变得更好看了”。外婆说初见外公时，他黝黑的皮肤，粗糙的手掌，开裂的脚踝，像一个跛脚的人。1959年的外公，是家中四个单身汉之一。外高祖、外太公、外公、小外公，一家子四个男人挤在一间泥草棚窝之中。他们本是淤头棠坂村人，抗日战争时期老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于是逃难到了山里。作为外来人，他们没有自己的土地，只能租地主的地。地主是个吝啬鬼，外公种点花生都会被指责，说是花生太耗费土地的肥力。一大家子，总得想办法生活。靠勇气与能力而不看身份地位的放筏，成为了外公的最好选择。

双溪口桥（建成于1975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双溪口，伐木业兴盛。当时进村的道路不是人工踩踏而成的乡间野路，就是堪堪够手推车通过的人行道，货车运输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可能实现。因此，当地百姓多采用放筏的形式将木头运送至城内。所谓放筏，是将木头编成木筏，由水路运出。砍下的木头，肩运至滩头进行嵌鼻，接着进行编排。每节筏底层、树梢交叉，根鼻洞内穿2根硬树条，再加插插紧。头要选一根弯端正的杉木，劈成大刀状。木排上可装载木柴、木炭、竹木器具等。每笼筏上站两个人，一人于筏首掌舵，一人于筏中撑篙。陡滩、急弯与风雨使得放筏十分危险，不时有人因此丧命，所以大部分人不愿意干这活。迫于生计，外公选择了放筏这条路，也正因为常年浸泡在水中，双脚才总是开裂。

经年的劳作并没有带来丰厚的报酬，放筏在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并不高，外公一家只能勉强维持温饱。所以，当外婆嫁去双溪口时，呈现在她面前的是一间连门都没有的山棚，四面透风，更不要说像样的家具了。占地面积最大的床也不过是用缺角的三脚板凳（当地木工的辅助工具）拼接而成。床头外边，用砖头夹住细长的杉木枝，撑起来做床梁，外公似乎想尽可能为空荡的家增加几分体面。外公家里条件不好，可好歹是个能落脚的地方。在父亲开口的那一刻，外婆就明白旧的根须已经断了，她必须到新的土壤中落地生根。这个落魄的单身汉之家，时隔多年，终于再次迎来了女主人。

物资稀缺的年代，农村人家不养闲人。外婆需要通过自身的劳动换取粮票。大山耕地面积少，老百姓只能把目光投向森林。“冬天种山，春天种地。”冬季，村民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伐木。待到来年清明前，在山上放火，烧去树桩与杂草，形成草木灰做肥料。然后，村民们会用锄头等农具除去大石块，并将土地开成凹凸相间的“垄”和“沟”。开垦后形成的新“田地”，多种植玉米。为了防止野猪、鸟类、猴子等动物糟蹋农作物，播种以后就需要开始护田。

双溪口乡山林

开山、垦荒、耕作、收获，总能看到外婆的身影，可不管她怎么努力，一天最多也就只能拿五分。“以前农村合作社里，纵使女子再怎么厉害，都只有五分。男子只要强一点，就是十分打底。”尽管有差别对待，但新社会总算是给了农民机会。外公、外太公放筏，小外公捕鱼，外婆种地，外高祖看小孩，一家子忙忙碌碌，一点点积攒着工分，日子也在向好发展。

吃，家里人先吃；玩，家里人去玩

六十年后回顾当初，外婆还是忍不住感叹“你外公他没让我怎么吃过苦”。没放筏的时间里，外公挑过担子，拉过木车，做过面条，卖过蜡烛，制过白碳，打过碳油。只要有需求，他就千方百计满足大家的需求，贴补家用。因此村里人给他起了个外号——骆驼，意思是他和骆驼一样吃苦耐劳。在全家人不断积累、节俭度日的努力下，他们从原来的泥草棚窝搬到了黄泥屋中。

1964年，他们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虽然是个女儿，但外公还是非常高兴。或许是战争和岁月带走了他太多的亲人，他无比珍惜家人。对他而言，孩子就是孩子，没有什么男女之分。

外公外婆一共养育了六个子女，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小舅舅、小阿姨属于意外之喜。我妈（家中排行老四）出生于提倡计划生育的试点阶段与晚生少生政策阶段交接处。当时农村已经开始践行计划生育政策，向妇女发放避孕药片，但是避孕药效用不佳，所以该政策落实得不彻底。等到小阿姨出生，超生抓得严了。正常而言，孩子降世后会有出生证，农村人家可以凭出生证换取粮票、布票和糖票。但是，1975年阿姨出生时，不但没发票，就连户口都不给上。家里人只能从自己口中省一口粮给阿姨，有时候哥哥姐姐们还会调侃她：“你这个没有户口的人还这么会吃。”好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时，村里给阿姨上了户口，了却外婆一桩心事。

外公与外婆明白没文化的苦，所以特别重视教育。每个生产队都有小学，双溪口公社引坂生产队所设小学位于五佛寺（介于引坂与东积之间，因寺庙而得名），学费两三元左右。对于一天才拿几毛钱分红的外婆一家来说，六个孩子的学费不是一笔小数目。好在外公会搞副业，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休，加上外婆闲暇之时搬木材，家里早已不再像当年一般贫困。他们咬咬牙把孩子们都送入了红光小学。

红光小学旧址

除了语文、数学等文化课，学校还开设了劳动课，要求学生上山砍柴，并将劳动成果交到学校检查。外公却不乐意了，担心孩子们受累，于是就教他们拿家里现成的木柴交差。外公宠孩子，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当时，农业社呼吁村民包田挖稻根，一担谷田七分工分。这个政策得到了村民们的热情响应，纷纷让孩子们一同下地，外婆也很心动，就和丈夫商量让女儿们也去挖稻根。外公却坚决反对，他说家里的活他来干就好了，没必要辛苦孩子们。对外公而言，只要他们母子七个过得快活，他再苦再累都无所谓。吃，家里人先吃；玩，家里人去玩。赚钱的事交给他一个人就好。

外公的勤劳使得孩子们的生活相对富足。玉米饭、土豆饭、冬季的笋、夏季的鱼、上百摞的酸菜、掺了猪油的萝卜干、豇豆干，成了我妈妈那一辈人忘不掉的味道。

从放筏到采茶

廿七都四个山区乡（大峦口、定村、双溪口、周村）位于仙霞岭山脉，是江山县峰最高、山最多、林最密的地区。回想起以前廿七都的交通状况，外婆无奈地叹息道：“廿七都三十六道溪，脚还没干就又要跨过一道溪。”没有结实的桥，没有宽敞的路，老百姓只能依靠双腿行走于山间溪里。山高路陡，行路难问题一直困扰当地百姓。这四个山区乡地处崇山峻岭，夏季大暴雨易引起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修路的难度与成本都很高，公路后期维护也是个麻烦。江山县人民政府曾于1954年、1963年先后拨款6.15万元，沿溪开山劈岭，修建人行道与永久性的桥梁坝。虽然交通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中大型交通运输工具仍旧无法进入山区，致使山区经济发展缓慢。“要想富，先修路”“要大富，修大路”，县人民政府加大公路建设力度，终于在1984年5月完成廿七都四个山区乡道路建设计划，江山县实现乡乡通公路。

1984年5月1日，乡亲们都携家带口地往引坂村村门口跑。那一天，雪花淤经定村至双溪口公路建成通车，通车典礼就在我们村门口。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最前边是五福寺小学的学生代表，白衬衫，红领巾，手里捧着红彩带中间的花团。据我妈说，当年她就在这群学生里。不知谁的一句“领导来了”，大家都伸长脖子探，尽管一个领导的名字都叫不出来，但是大家都知道，是这些人把路修到了他们家门口。掌声，欢笑声，汽车鸣笛声久久地回荡在这个偏僻的山村。

双溪口乡公路通车典礼（图源《江山交通志》）

兴奋褪去之后，问题却出现了。通车之后，货车、拖拉机终于能够顺利进山。不论是载货量与运输时间，还是安全系数，货车与拖拉机都远远高于木筏运输。外公赖以为生的事业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山里的土产开始由水运改为陆运。

好在外公副业多，放筏之外，还有采茶。清同治《江山县志》载：“茶出占村、上王、张村诸处，廿七都尤盛，而以江郎山所出第一。”1932年，江山县茶园1万亩，产干茶100吨。1938年，茶园仅存2600亩，且多数荒芜，产茶叶40吨。1950年代，荒芜茶园虽有垦复，但因为管理不够规范，加上掠夺性采摘，茶树受损，所以茶叶总产量并不高。随着茶树种植技术与茶园管理技术的精进与普及，1962年后老茶园采取稀改密、丛改行、修梯坎保土等方法进行改造，茶叶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1963年冬，在黄土丘陵上推行种植单行连片条播新式茶园。

当时，双溪口乡响应政府发展山区茶业的号召。在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供销社工作人员购买适合双溪口地形、土壤的茶叶籽，例如白毛尖，龙井茶、福鼎茶。各个生产大队的队长纷纷呼吁村中青壮年上山整改茶园。一部分人将山陵开垦为阶梯状，并沿着阶梯边缘堆积土壤，形成垄状；另一部分人则挑担将猪粪等肥料扛上山，先在田垄上盖一层肥料，再盖一层泥土，接着种下茶叶籽，如此既能保证茶叶籽发育的营养，又能防止烧根。三四年后茶籽长成茶树后，不少人开始上山采茶。

双溪口的茶山

1970年代初，一斤茶青只能算五分工分。但是1980年代以后的双溪口乡茶业发展迅速，茶青的价值也不再按工分换算，而是以现金作为衡量单位。看着茶业如火如荼，外公外婆也加入了采茶的大部队。

为保证来年收成，茶农们一年只采两道茶，一道是明前茶（在清明节以前采制的茶），一道是立夏茶（立夏茶指立夏时采制的茶），以明前茶为佳。他们头戴草帽防烈日，身穿围裙兜茶叶。半身围裙被紧紧绑在腰间，围裙的另外两个角塞入腰带中央部位，绕几小圈并打上结，以防止滑落。原本四边的围裙形成三角状，两边则形成了两个“大口袋”，茶农摘取的新鲜嫩茶叶随手便可扔入围裙之中，看似单薄的围裙却能够装得下十几斤的茶叶。在尚未引进茶叶机械的年代，茶叶烘制销售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

不同于如今茶叶烘制过程中少不了摊青（将茶青置于阴凉处晾晒，减少茶叶的水分），外公外婆一下工便将茶青直接倒入平常炒菜的锅中，外婆负责生火，外公负责杀青。铁锅在柴火的加热之下急剧升温，外公不断用手翻炒茶叶，或轻按茶叶使其与锅面紧密接触，或抓起一把茶叶随即撒开。孩子们则站在一旁用麦秆扇为父亲的手降温，以防烫伤。茶叶烘烤至七八成干，便可盛出放在篾器上揉捻。揉捻后的茶叶均匀铺在茶叶炕子表面，将炭盆放在茶叶炕子下边，将茶叶中最后的水分烘干。当时茶叶收购商较少，多由供销社代为收购。外公及其他茶农只得将自家烘制好的茶叶背到供销社，筛去一些泛黄的品质较差的茶叶，将茶叶分为三等，一斤品质不错的白毛尖茶可卖得一块多；剩下的未被收购的茶叶，外公会带到集市上贩卖，销量也还不错。

茶叶生产的家庭手工作坊时期并不长，机械化、现代化、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不可抵挡的历史趋势。双溪口乡陆续成立了几个规模较大的茶叶厂，这些茶叶厂皆引进了茶叶烘制机械，几千斤茶叶一晚上便可烘制完成。普通茶农根本无法与如此惊人的生产力对抗。后来，在政府补贴与牵头之下，大部分村民都将茶山转包给茶厂，而自己则作为茶厂的雇佣茶农上山采茶。由于培育技术的优化、品种的改良，当时的品质较好的白毛尖可以卖到五六元一斤，而精品十罗洋曲毫茶青一斤收购价为三四十元，烘制包装好后价格甚至高达几千元。

老式制茶机器

十几岁的孩子们无须父母守在身边陪伴，所以外公外婆农忙时节就直接扎在山上，只有吃饭时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不知道他们采了多少茶叶才换来了如今老家的三层砖房，更不知道他们付出了多少汗水才将六个孩子培养长大。外公外婆在日复一日的辛劳中老去，而他们的儿女却恰好到了最美的年华。年轻一辈无法满足于方寸之地，他们渴望一个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

双溪口乡宣传标语

离开山村

曲折的公路盘桓于山间，闲来无事，村里的孩子们喜欢数来往的车辆。车来车往之间，离乡的种子埋在心里，我母亲那一辈人成为了离乡的一代。

大姨嫁给了外村开拖拉机的小伙，随他一同离开了家。二姨和小阿姨原本随村中裁缝学习缝纫，可没多久又结伴一起去义乌服装城打工了。妈妈同村头的师傅学了一段时间的理发，不久借着精进技术的借口跑到城里去进修了。小舅舅成年后响应征兵办号召，成为了一名军人。大舅舅虽仍留在老家，却也常年开拖拉机奔波于双溪口与城里。本来有些挤的家，空旷了许多。

白水坑水库

进入千禧年后，“高山农民下山脱贫”工程成为了江山市（1987年11月27日，国务院批准江山撤县设市，故此处称为江山市）一大重点工程。山区农民可购买特定移民点的宅基地，并在宅基地上搭造自建房。购买宅基地的农民需要将自己在山内的相应房产建筑拆除，同时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尽管山区风光秀美，但是基础设施无法与山外相比，生活上的诸多不便利致使大部分村民都选择了移民。

2014年，江山市撤销双溪口乡建制，其行政区域并入张村乡。双溪口乡正在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与记忆。2015年，外公因病去世，不久以后外婆就在孩子们的劝说下离开了老家。曾经繁华热闹的小山村，只剩下一些眷恋故乡的老人，一群未拆除干净的建筑残余，一片正在褪色的记忆。

荒废的旧卫生所

2021年老家后方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