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家罗威廉：致力在近代中国探寻“早期现代性”

罗威廉（William T.Rowe）是当代最负盛名的汉学家之一，1982年以来一直执教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担任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罗威廉在从中国传统社会及近代中国寻找“早期现代性”的学术潮流中，以诚挚的态度和非凡的勇气，为我们描摹了一幅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斑斓画面。

罗威廉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地方史，他写的四本有关中国历史的专著，三本是关于地方史的。1984年和1989年先后出版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被国际上誉为研究汉口史的权威性著作。他之所以选择研究汉口，是因为汉口不像上海、天津、广州之类的海岸城市受到西方冲击的强烈影响，认为它“代表着在接受欧洲文化模式之前，中国本土城市化所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城市”。

　　▲武汉巴公房子街景。图片来源中新网

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通过从中国内部考察中国历史，发现中国历史是由中国内部自发的动力推动的。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罗威廉通过欧洲与中国历史上城市的对比研究，详细介绍了18、19世纪汉口商业、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他认为汉口是跨越数千里市场系统的中心，接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四海为家的能工巧匠。近代汉口已拥有相当的规模和经济集中度、社会复杂性。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描绘一幅在中华帝国晚期中国内陆城市的商业发展和社会面貌，重点放在商业精英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将注意力从商业精英转向普通民众。通过对在这座城市公共福利领域的详尽考察，为我们展现出清末武汉地区慈善事业民办官助、社会广泛参与的良性发展态势。

罗威廉对19世纪汉口变化的观察研究表明，当时中国出现了实质意义的“城市自治”，而且“都得到当地官府的委任与支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在西方入侵之前，一种自治趋势已经慢慢发展起来。而“公共领域”在汉口的兴起与拓展，进一步证明自治在汉口的存在，这种自治性质的“早期现代”城市（城市共同体）还日趋强化，并最终从传统向现代过渡。也就是说，在西方城市模式还未深刻影响中国之前，“19世纪的中国社会并不是停滞的，也不是冷漠地等待着外来刺激的震动，然后才做出反应或仿效外国模式”，而是同样在变化中，“只不过是沿着由中国自身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理路所规定的道路而已”。罗威廉把19世纪的汉口定义为一个“现代化早期的中国城市”，这是他追寻中国“早期现代性”的开始。

罗威廉的第三部著作是《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探究了18世纪以陈宏谋为代表的官僚精英们，具有潜在革命性的变革思想意识及政策。在世界观上表现为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在经济观点上表现为对市场和流通的重视，对财产的认可与保护等；在政治观点上追求规范与效率是陈宏谋的“经世”之策等。

在罗威廉的笔下，18世纪的中国官僚精英陈宏谋及其同僚，是一群对百姓民生有着较强责任感的、具有“早期现代意识”的士大夫。罗威廉试图以陈宏谋为切入点，通过对这个群体的治国之道和思想意识的考察，了解清朝中期盛世局面的形成原因。他指出，“尽管那个年代通常被描述为一个社会‘停滞’时期，但18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大清帝国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力量兴起和社会变动的历史时期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关于汉口的两部著作是罗威廉专注于中国地方史的研究，而《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已将研究领域转向思想文化史，将寻找“早期现代性”的视野由追寻政治领域的“早期现代性”转向思想意识领域的“早期现代性”，试图弥合思想史与社会史之间的巨大鸿沟。正是对这种“早期现代性”因素的挖掘与追寻，贯穿了罗威廉的中国研究，成为罗威廉中国研究一以贯之的主线。

2009年罗威廉出版《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因此书大量吸收了新近美国清史研究的成果而具有鲜明的新清史色彩。在此研究成果中，罗威廉已经将应用于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早期现代性”概念，拓展到了整个清代历史。

在《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中，罗威廉分别从全球比较视野和内部视角来考察清史。从全球比较视野来看，清王朝被看作是一个与以往王朝性质迥然不同的王朝。从清王朝内部来看，社会充满了活力和变化，表现在人口与土地、生产关系与社会阶层、性别角色、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在经济领域，国内商业和海外贸易繁荣发展，国内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经营方式的革新和都市化的进程；在文化领域，实学和经世之学的发展、传统学术的创新等方面的变化都十分引人注目。概而言之，罗威廉在研究清代的中国时，更强调其活力、发展和变化，强调其与现代性之间的联通与关系，并给予更为积极和乐观的评价，这也可以看作是罗威廉“早期现代性”的阶段性总结。

在对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追寻过程中，尽管罗威廉所使用的理论范畴是来自西方的历史经验，但其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忽视。罗威廉对中国“早期现代性”的研究，注重从中国社会内部和自身特点出发探寻中国历史发展动因，动摇了“中国停滞论”“冲击—反应”模式等长期在中美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模式的根基，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完）

作者/潘洪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