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燕东园埋藏着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

◎周郎顾曲

为何是燕东园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冯至、何其芳、陈梦家、金岳霖是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而他们都曾住在同一个地方，那就是别名“东大地”的燕东园。燕东园在北大东门附近，前身是明清时期的成府，据说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死后就葬于此地。20世纪20年代，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买下这77亩地，建成了如今的燕东园。从此，一代代知识人与这里产生交集，这份名单包括但不限于游国恩、赵萝蕤、翦伯赞、洪谦等。

从20世纪20年代起，燕东园囊括了一批批杰出学人，但20世纪是革命与巨变的年代，知识分子也无法独善其身，他们的学识令人钦佩，他们在后半生不同的境遇，更令人唏嘘。

因此，燕东园是一个重要的坐标。但长期以来，缺乏一部专门挖掘其文化价值的专著，直到徐泓填补了这一空缺。打开此书，你既能发现王世襄的乐园、何其芳的读书会，也能看到冯至和杨晦“一个甲子的友谊”、周一良对于陈寅恪的愧疚，还有不能忘却的陈梦家与赵萝蕤。徐泓以扎实的笔触，书写了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抢救了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过去。

燕东园由两个住宅区组成，中间以一座水泥桥相连，分别叫“桥东”“桥西”。作者徐泓的家就在桥西坡脚下。徐泓出身于学者家庭：她的母亲韩德常是幼儿音乐教育家、作曲家，谱写了《摇啊摇》《小小鸭子》《粗心的小画家》等曲子；她的父亲是中国计算数学学科的开拓者之一徐献瑜。此公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涉猎广泛，一直活到百岁高龄。

徐泓有志于写作，毕业后成为一名新闻记者，主张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研究性。为了完成《燕东园左邻右舍》，她耗费数年，采访、调研了燕东园22栋小楼192个住户共211人。此书在叙事上有四层结构：其一是总介绍；其二写燕东园内已经被挂上“北京市历史建筑”牌匾的小楼；其三是九栋没有挂牌，但在燕东园（东大地）历史上不容忽视的小楼；其四是回顾作者自己的家庭，并对全书进行总结——这一部分也包括了后记。作者思路清晰，用一种建筑的方式搭建起了文本。通过96岁的胡路犀阿姨、原燕大宗教系主任赵紫宸先生的儿子赵景伦先生、“燕二代”关家麒等关键人物，作者不仅详细地整理出了燕东园及其前身东大地的住户名单，也打捞出不少与燕东园有关的逸闻趣事。

比方说：1950年之前，东大地有不少外籍住客。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上头文件下来，燕大的外籍教师按照规定必须离开。于是在几乎同一时间，作者的家里突然多了好几件家具，“一对西式的高背床，两个西式柜子，还有几把造型别致的椅子，圆形椅面，带有一个略呈弧线的小椅背”，还有一条墨绿色的美国大兵用的军毯。

再比方说住在燕东园东区21号北半侧的金岳霖。他喜欢斗蛐蛐，燕东园的小孩传说他是斗蛐蛐界的高手。他家有几十个特大号的蛐蛐罐，有一个呈灰色、圆柱形，直径有十六七厘米，高十厘米，配套有小碟、小水槽。他给外人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他一辈子独身，只带着一名厨师住进燕东园，烤的面包挺好吃。

捎带在书中，徐泓还澄清了一件事。世人皆知金岳霖与林徽因是知己，1955年4月林徽因病逝时，金岳霖写下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去世后不久，金岳霖就离开了燕东园。私下里有人说，这是因为林徽因不在了，金先生已经尽完了守候的责任。这是一个浪漫的讲法，但徐泓发现∶当时有几户人家和金岳霖同时搬出了燕东园，包括诗人何其芳。原来，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建立了学部体制，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为四个学部之一，下设七个研究所。这些学者随工作调动，被调至各所任职。1957年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迁至建国门内贡院一带办公，这些先生随之搬进城里安家落户。

在燕东园有世俗喜乐，也有婉转悲哀

对于学问的执着，和日常交往中的人情味，是全书屡次着墨的两点。在桥西34号楼下，游国恩抱病修订《中国文学史》和对《离骚》的正文校勘工作。在教室授课时，身形瘦矮的他嗓音洪亮，对古典文学烂熟于胸，在课堂上能随意背诵，不差分毫。也是在燕东园，何其芳会在家里定期举办《诗经》讨论会。1956年上半年，游国恩作为特邀人选出席。据说何其芳曾向游老当面请教研究《诗经》有哪些参考书，游国恩不假思索，列出了几十种书目。

在燕东园，你能看到冯至、姚可崑夫妇，他们家“院门口和楼门口都有藤萝架，春天垂下清香的淡紫色花串，家里拿来做藤萝饼吃”；你也能看到住在桥东21号的林启武，他曾因直肠癌手术而被切除肛门，却奇迹般地活过100岁，并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过突出贡献。1952年手术后，他的肠胃改道，只能通过在腹部切口造瘘排便。肃反时，有些会必须参加，他拿着一个充气的小橡皮圈去开会，垫在身下，裤子上经常是血。女儿那时候不懂事，埋怨父亲又带着“你的屁垫儿”，父亲说∶“NO！这是Donut（甜甜圈）！”

你还能看到王世襄。他是大收藏家、杂家，也是不肯受拘束的野性子。他住的王家花园紧挨东大地南墙，并非豪门深宅，更像一个大菜园子和数间房舍。就在这片花园里，王世襄种葫芦，养蟋蟀，遛狗捉獾，上课怀里揣着蝈蝈葫芦，下课胳膊上架着鹰。1936年，赵萝蕤和陈梦家新婚，借住在王家花园。某日深夜，他二人被嘈杂声惊醒，以为家中进来强盗，吓得不敢吱声。结果，这所谓的“强盗”就是王世襄自己！前一天夜半时分，他和同伴牵着四条狗去玉泉山捉獾，拂晓归来，料想学长夫妇早已入睡，便“拖狗带獾”翻墙入院。

而曾住在燕东园42号甲、出生于江苏吴江郑氏家族的郑芳，很多人知道她的丈夫是清华大学心理系教授周先庚。而她本人的才华、能力毫不逊色于丈夫：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妙人，在操持家务琐事的同时，竟能用半年时间自学俄语，所用的是一本很厚的用英文注释的俄语教材。生前，朋友们知道她语言学习能力很强，有一手好厨艺，又很喜欢养小动物。在她去世后，当70万字的《郑芳文集》出版，读者才知道无论是散文、小说还是人物速写，郑芳都能写得妙趣横生——而这些是她一边做家务带孩子，一边笔耕不辍完成的。

在燕东园，有甜蜜，也有沉痛。1952年，历史学家翦伯赞任北大历史系主任，住燕南园64号。十余载后，他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改住燕东园28号。1968年12月19日，当工人杜铨师傅发觉不对劲，将门撞开时，翦伯赞与妻子平卧于床，穿新衣服，合盖一床新棉被。他们已经服用过量“速可眠”自尽了。

20世纪50年代，燕大西语系有五位著名教授，分别是赵萝蕤、俞大絪、胡稼贻、吴兴华、巫宁坤。十年后，除了巫宁坤和赵萝蕤，其余三人均在20世纪60年代死于非命。

1966年，陈梦家去世后，赵萝蕤与父亲赵紫宸同住在美术馆后街22号。赵紫宸在这个明末清初风格的两进四合院里住了29年，于1979年病逝，享年91岁。12年后，199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全译本，译者赵萝蕤。她花了12年精心翻译这部作品。这一年，她79岁，一直活到了1998年。

此书无一字有怨愤却处处可见执着

从抗战到改革开放，小小一片燕东园，经历了多次大时代的风浪。只不过，它也在走向自己的黄昏。2021年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燕东园21-24号楼、31-37号楼、39号楼、40号楼入选并挂牌。往昔的热闹已成历史，这也是促成徐泓加快完成此书的原因。

《燕东园左邻右舍》既有史料价值，也是一部饱含人情味的故事集。讲述者如同历史导游，重返故地，走进旧楼，娓娓道来一个个门牌号背后的故事。作者的语调平和、熨帖，既不焦躁，也没有渴望煽动人心而产生的功利感。此书出版以后，我注意到一种声音，认为此书是精英写作，与普通人无关。这个观点是值得继续思辨下去的。

首先，在表面上看，这的确是一本记录精英的书。燕东园内居住的多是高校学者，他们中不乏社会名流。从社会地位上来看，他们是事实上的精英。但是，读完整本书，我所感受到的并不是精英写作常见的炫耀与粉饰，而是作者对一个个具体之人的认真追索，以及在这份耗费多年心力的追索之上，对于历史现场尽可能的去伪存真，和对于历史悲剧的婉转反思。

此书无一字有怨愤，却处处可见执着。在有限的出版尺度之内，作者尽可能地记录了一代学者在历史大变局中的选择与争议。作者不去评判那些选择的好坏，而是恪守自己作为记录者的分寸，用人物生命的厚度，代替掷地有声的论断。

在与许知远等人对谈中，徐泓直言：“在做这些采访的时候，我是在与遗忘抗争……作为一个社会，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群体，如果遗忘，而且是故意地、选择性地遗忘它所受的苦难，那就非常可悲了。一旦遗忘，同样的苦难就会发生第二次、第三次。”

读完全书，回味陈梦家、赵萝蕤、翦伯赞等先贤的往事，我才更了然作者所说“不遗忘”三个字的分量，也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当下完成这本书。这是一部知识人的精神图谱，也是以小见大、关于一段崎岖年代的痛史——它不应该被遗忘。正因如此，作者不仅是为知识分子而写，她也在为有骨气、有信仰、心存善念与求真精神的人们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