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扬：哀哉三人行

对于中国小说研究界来说，今年似乎是流年不利，仅暑期就连续走掉三个别具才情的老人。先是何满子，继而是舒芜，刚刚是卞孝萱。

三位先生，都不以小说研究为专鹜，偶一出手，却不同凡响。

何满子是个资深的编辑家、杂文家，而对明清小说研究起步甚早，五十年代就有《儒林外史》与金圣叹研究著作行世。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沉寂了二十多年，到“文革”浩劫刚一结束，他连连发表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和非现实主义的评论---近年来<红楼梦>研究现象一瞥》、《吴敬梓是对时代和对他自己的战胜者》、《<西游记>研究的不协和音》等著名论文，在当时都是发人所未发的谠论，显示了他厚积多年的功力，未因二十多年的尘封而稍减，字里行间恰恰闪烁着因灾难激发出来的智慧之光。一经发表，即令学人刮目相看，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却不能不佩服他才惊四座。

舒芜是个另类的红学家，深厚的理论功底使他的《说梦录》举重若轻，他从来是随笔的叙事谋略，写出宛若《世说新语》般气韵生动的红学文字。

即使在五十年代那场以批判开路的评红运动中，舒芜的红学文字也写得有滋有味，而矛头直指封建主义，巧妙地回避了批胡（胡适）批俞（俞平伯），成为那场运动缝隙中少数几篇有学术生命的文字，足见其智慧之超人。

“文革”后，他借上海《文汇月刊》的一角阵地，循其既定的叙事谋略，发表了《说梦录》的系列文字。结集出版立即成为红学界有数的经典之作，屡屡再版，长传不衰。

孝萱是跨越文史两界的学者（其他两位亦然，但卞先生更明显。）于史他著有《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刘禹锡评传》等多种专著，且曾协助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章士钊校《柳文指要》、匡亚明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于文其自云，五十岁以前偏重于唐诗，五十岁以后偏重于唐人传奇小说。于唐诗他是诗史互证，于唐人传奇他是以小说证史。《唐人小说与政治》、《唐传奇新探》两部力作，不同于红学索隐派之“猜笨迷”，而是言之凿凿，发掘出“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绝不意味着用来代替对作品的赏析。”

这三位先生的关系颇为微妙，放在一起来写似乎犯忌。何满子先生是著名的“胡风分子”，与舒芜有“私怨”。

其实两人都恪守“五四”传统，向往民主自由，是不同形式的受害者。满子先生对舒芜鞭笞甚厉，舒芜无言承受，甚至背着“犹大”的恶谥，尽管他曾有过沉痛的忏悔，也未获得满子先生的谅解。

人们对是谁使何满子变为“胡风分子”、是谁让舒芜充当“犹大”（假若他是“犹大”的话）这个问题，似乎不大感兴趣。这种专斥小鬼放走阎王的批判方式，实则是中国国民性的现代版，不利于民主进程。

卞老与舒芜则似乎是公怨。卞老晚年力挺国学，先后编著了《国学四十讲》、《现代国学大师学记》等，而舒芜曾对“国学热”大泼冷水，曾撰有《“国学”质疑》，指出“所谓‘国学’，并不是传统文化的概念。如果国学指的是传统文化，那么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应该是国学，墨子是不是‘国学’啊？还有诸子百家好像又不包括在内。”

舒芜强调说：“我是最反对一些人提出所谓‘尊孔读经’这些东西的，这些人就不明白中国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尤其是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搞噱头、吸引眼球，也不能这么个搞法，不能开历史的玩笑。”

当然舒芜的话并不是针对卞老的，他俩并未交过火，但卞老对舒芜之说却不以为然。人各有志，不必强求。

舒芜是站在“五四”的角度来言“国学”的，他的“回归五四”的呼唤，唤醒不少人对于“五四”精神的怀念与追索。

他说：“所谓‘国学’，实质上是清朝末年、一直到‘五四’以来，有些保守的人抵制西方‘科学’与‘民主’文化的一种借口，是一个保守笼统、含糊而且顽固透顶的口号，于是就提出一个含糊其辞的概念：国学。”

从“五四”精神出发，舒芜指出，“现在居然搞出一大堆所谓‘国学名人’，真是荒谬。”他最看不惯一些人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谈“国学”，“有的一张口就错误百出，有些所谓‘国学大师’，我是看着他们混过来的，根本就不是做学问的人，坑蒙拐骗，说起慌来脸都不红。”

舒芜之学问如果有体系的话，窃以为是“回归五四”主旋律下的三部曲：一鸣惊人的《论主观》，“世说新语”式的《说梦录》，大彻大悟的《周作人概观》。舒芜挨了大半辈子的棍子，到晚年仍有如此激情，仍如此执着坚守“五四”精神，也堪称奇迹。

我与此三位有过程度不同的交往。早在八十年代初，在安徽全椒首届全国《儒林外史》研讨会上就见过满子先生，会议期间，他与范宁先生与我合影留念。此后又多次在全国《水浒》、《西游记》会议上见面，聆听他的高见，惊佩他的酒量，蒙他不弃曾挥毫为我写过条幅，我装裱偶尔挂在书房，顿觉蓬荜生辉。

舒芜先生之名虽早有所闻，也曾听过他一二次讲学（1979年之红学，1985年之桐城派），直到1990年方有“一序之缘”。

1990年底我在北京呆了十来天，与舒芜先生多有交谈，他为拙著《性格的命运：中国古典小说审美论》写了篇佳序。其中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说，“文化大革命”中，鲁迅仅以一个空名被利用了一番，而那场运动实际上正是反鲁迅的，所以当时有识者就暗中传诵两句诗：“鲁迅今朝如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

我当时百思不解：毛泽东不是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吗？怎么会让他在“天安门前等杀头”呢？直到十多年后，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披露，毛泽东1975年在上海回答罗稷南“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的提问时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此时我才惊叹，“鲁迅今朝如健在，天安门前等杀头”云云，是何等睿智的话语，竟戳破了“圣意”！

卞孝萱先生上个世纪末曾到安庆师范学院讲学，我当时执教于那里，我们相逢甚欢，他的热情、爽朗、平易近人给我印象极深。

本世纪初，我调南京。与卞老再度相逢是在南图古籍部。不期而遇，我悄悄地给正在埋头看书的卞老打个招呼，他的注意力在书上没认出我，待我轻声介绍我是从安庆来的，他马上说，哦，我在安庆有个朋友石钟扬。

我笑着说，您看我是谁？这时他才抬起头来定睛一看，然后忘情地笑起来：对，你就是石钟扬，什么时候来的？语惊四座。我迅速地将我调动情况写了个纸条给他，他看了连声说好，以后可以多来往。

后来我屡屡到冬青书屋向他讨教，尤其是整理方孝标文集期间。整理范当世诗文集时，他又慨然为我提供了他收藏数十年的民国十八年版《范当世文集》作校勘用。这些年每有新作问世，他都送我。

今年暑假之初，他还在电话中说，近来出了两本书，要送我，嘱我天稍凉去他家取。整个暑假我都在忙着赶书稿，没来得及去他家。开学之初，正准备造访冬青书屋，不料竟传来噩耗，卞老，健康得像壮年的卞老，竟于九月五日驾鹤西去了，令我无论如何不敢相信。

我不愿承认这残酷的现实，十一日那天的追悼会我也没敢去参加。直到今日才提起笔，恍恍惚惚写下这篇小文，逞祭卞老，兼及舒芜与满子先生……

2009年9月25日于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