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说起“驱除勒虏，恢复中华”这句话，后世并不陌生，在近代社会的改革之中，这可是振聋发聩的革命口号，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句话最早起源于元末明初，朱元璋在讨伐元朝时发布的檄文，后来被称作为《谕中原檄》。
在当时这一政治文书的发布极大的鼓舞了讨元士兵的热情，最终获得了成功，建立起了繁荣近百年的明王朝。
在肯定这一文书在历史上地位的同时，学者们也在探究文书的作者，许多研究者认为此文的作者是宋濂，但是从当时的客观条件上去分析，不管是宋濂本人在明朝时的地位，还是出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看，都能够否定宋濂是作者的断言。
宋濂求学
一、统治者另有他选——宋濂暂未居于政治圈前列
史书中曾经相关的记载，宋濂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但是这一政治文化地位，并非是在其壮年时期就已经到达了，而是在其告老还乡之后。
明朝时期，宋濂曾担任过朱元璋的陪侍，平时待在朱元璋身边，供其咨询相关的事宜。至正二十五年，宋濂因病无力再活跃在朝堂之上，于是就向皇帝请辞，选择了告老还乡。在宋濂归乡两年后，朱元璋设立了翰林国史院，其中的首席学士就是陶安，除此之外还有潘庭坚和朱升等人。他们被朱元璋授予了制诰权，称得上是当时主要的政治文书撰写人。
与这些翰林院的中流砥柱相比，宋濂在政治文学上的地位明显没有那么高。在宋濂的文学作品集之中，总共就只有不到十篇的檄文，还主要集中在洪武二年和洪武七年这两个时期。洪武二年时，朱元璋授予宋濂制诰权，在这一阶段他主持编撰了《元史》，作品完成后，宋濂就被降为了编修，再次失去了制诰权。
这是宋濂在告老还乡之前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这个时候，宋濂还是活跃在朱元璋身边的，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重要的文臣。然而这一时期，却并没能够加入主要的政治圈内。在当时起草檄文必须要有皇帝亲授的制诰权，宋濂虽然曾经有过，但也都是阶段性的，而且都集中在两个时期内，即便是宋濂想要写檄文，也并没有这个权力，毕竟在其之前还有不少被朱元璋重用的文臣，与宋濂相比，这些人才是朱元璋的首选。
宋濂陪侍在朱元璋身边
从宋濂在朝堂上最为活跃的一阶段来看，这一阶段的宋濂尚未成为最受重用的文臣，更不要说其他时候了。朱元璋在需要撰写作战檄文的时候，又怎么会想到宋濂呢？毕竟在发动战争前，檄文可以说是先声夺人，增强气势的重要步骤。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不解，认为难道不是首席文臣，宋濂就没有机会受到皇帝的赏识了吗？自然不是这么肯定，但如果说从宋濂在政治文学圈的地位看还是对此有所模糊的话，那么从当时宋濂进入朱元璋幕府下的时间节点去分析，就绝对无法再质疑了。
二、节点错开——北伐时期宋濂并未身处朱元璋幕府
《谕中原檄》是朱元璋在北伐讨元之前发布的，要说一个准确的时间点的话，那就是至元二十七年十月。
宋濂是在至元二十五年的时候，就已经向朱元璋请辞了。这一点也的确被记载在了宋濂的个人作品《恭题御赐书后》之中。请辞之后，宋濂就回到了老家金华。不久之后，宋濂的父亲就因病去世。按照当时的规矩，父母离世后，儿子都需要居家丁忧，连官员都至少需要丁忧二十七个月，更何况当时的宋濂已经请辞了，所以肯定时间要更久一些。
宋濂在府中
从这一点去看，宋濂至少要到至元二十七年十一月才能够结束丁忧，这与檄文发布的时间刚好是错开的，即便是受到了重用，此时还在家丁忧的宋濂又怎么能为朱元璋撰写檄文呢？而且在《萝山迁居记志》之中还有所记载，宋濂在二十七年四月的时候便从金华的潜溪迁移到了金华的浦江，这也再一步印证了北伐的时候宋濂并未身处朱元璋幕府之中，而是在家乡金华。
按照《明太祖实录》之中的记载，宋濂从至元二十五年回乡之后，一直到了洪武二年的时候，才重新返回了都城南京，奉命编撰《元史》。从这些史实之中完全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结论，从至元二十五年开始，宋濂就回到了故乡金华。一直到了洪武二年的时候，他才重新得到朱元璋的召唤，重新回到南京。当朱元璋在北伐的时候，宋濂根本就不在朱元璋府内，压根也不会为其撰写檄文。并且封建王朝时期交通相当不便，对于朱元璋来说，更不会放着手边唾手可得的文臣不用，选择大费周章的让人传载千里去写一份檄文。
宋濂受诏
如果说单凭看宋濂当时在文臣中的地位还不够明确的话，那么从这个时间点上就能够彻底的分析出《谕中原檄》根本就不可能是宋濂之作，连基本的时间都对不上。但是后世依旧有不少的学者称宋濂是这一檄文的作者，他们并非真的不了解史实，只是出于其它方面的原因，才坚称这一说法。
三、混淆作者——为增强檄文影响力
最先提出《谕中原檄》是宋濂所作的就是程敏政，在他的作品《明文衡》之中将这一文书的作者署名为宋濂。不过《明文衡》并非完全是由程敏政成书的，作品写成之后，程敏政就死于京邸，最后还是由他的侄子程曾把全部的书稿辑录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其实程敏政并非真的不明确这篇檄文的作者不是宋濂，不然他也不会在修撰《续资治通鉴纲目》时并未为这一檄文署名。
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程敏政之所以会在之后将《谕中原檄》署名为宋濂，背后自然有其他的原因。从当时明朝所处的大环境来看，明朝在建成之后一直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因此会频繁的爆发边境战争。在长期的对抗过程之中，士人阶级自然而然产生了“华夷之辩”的思想，认为明朝人本身就要比这些边境少数民族高贵许多，并且对这一思想大加宣扬。甚至朱元璋在讨元的檄文之中都提到了这一思想，自然这种思想也深深的影响到了程敏政，在他的作品《明文衡》之中收录的绝大多数作品中有带有“华夷之辩”的思想。
宋濂画像
因为这篇《谕中原檄》是朱元璋钦点亲发的，其影响力可以说是相当大的，所以程敏政在编录的时候将其作为第一篇。
不仅如此，对于程敏政来说，收录这篇檄文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提高自己作品的影响力，为此他就想到将文书的作者署名为宋濂。毕竟在士人之中，宋濂的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虽说宋濂实际上并未进入主要的政治文臣圈，但是名气却不小，更是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有了宋濂名号的加持，不管是这篇檄文本身的号召力，还是自己作品《明文衡》的影响力都能够提高一个层次。
其实在明王朝时期，战争前发布的檄文也好，或者说后来统治者钦点编撰的其他文书作品也好，本质上都带有政治宣传的目的，那么其它所作的一切自然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程敏政本身的名气并不高，写出的作品极有可能石沉大海，这个时候只能另辟蹊径，选择收录其它人的文章，并且在其中加入有名气的作者，这也算是一种手段。
朱元璋北伐
结语
迄今为止依旧有不少人认定《谕中原檄》是宋濂的作品，这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前朝学者的宣传。但是不管是从当时的时间点来看，亦或者是从宋濂的真实地位去看，完全能够明确这一檄文并非是宋濂的作品。那些宣称宋濂是作者的学者们也并非是不明确历史事实，而是将其看做了一种提高自己作品影响力的手段，毕竟有时候引发争议也是提高热度的好方法。
虽然说明确了《谕中原檄》不是宋濂作品的这一历史事实，但从文书的本身去看，仍旧不能否认它的影响力。本身这一檄文就代表了明朝时期的文学趋向，而且檄文中涉及的相关思想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近代，这些都是后世需要去反思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明太祖实录》
《翰林记》
《明史》
《明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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