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41年，薛岳让李玉堂率部防守长沙被拒绝后，向蒋介石求助。蒋介石亲自给李玉堂打去电话：“长沙就交给你了。”
在日本鬼子集结重兵，准备第三次攻击长沙的关键节点上，总指挥薛岳却遇上了烦心事。
日本鬼子深知兵贵神速的道理，没有留给薛岳太多的准备时间。
此时第74军、第4军均距离长沙太远，远水解不了近渴。薛岳所能倚仗的，只有刚刚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打了败仗的第10军。
可惜这个第10军却没有军长。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在生死存亡之际第十军的军长去哪里了呢？
原来，这个事情薛岳脱不了干系。李玉堂本来是第10军军长，他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溃败，不仅没有实现上级的战略意图，自己的部队损兵折将严重。
蒋介石在南岳军事会议上，对第10军的溃败进行秋后算账，军长李玉堂首当其冲。
现场听着蒋介石的斥责，李玉堂脸色惨白，因为他深知国军有个不成文的惯例，每当某支军队遭遇惨败，蒋一旦专门召开会议，往往意味着要杀指挥官泄愤。
实事求是的讲，李玉堂如果被杀，注定是“冤大头”。
一来第十军本来的定位是战略预备军，并不归属承担守护长沙任务的第九战区，而是直接属于军委部，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前才临时调到第九战区。
二来第10军遭遇了日军两个半师团的围攻，面对强敌拼到最后一刻，在国民党将军中也算是佼佼者了。
一些同僚为李玉堂求情，最关键的来自川军杨森，他在战斗中缴获了一张日军作战地图，上面清晰地显示了日军的作战部署，与第10军迎头相遇的，是近三个师团的兵力。
蒋介石得知真相后，气顿时消了一大半，他作出指示：“李玉堂虽然大败，但毕竟日军数倍于第10军，情有可原。”
李玉堂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不必再担心掉脑袋了。可惜他的顶头上司薛岳却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担当，在蒋介石都不再追究的情况下，薛岳还是决定对李玉堂进行“撤职留任”。
李玉堂心里很憋屈，一气之下不再料理军务，而是称病在家，无论谁前来造访，一律闭门谢客。
因此，当日军发起第三次长沙之战之时，李玉堂就撂挑子了。薛岳气的心中骂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知道事关重大，硬着头皮向蒋介石做了汇报。
作为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李玉堂对校长蒋介石由衷的钦佩，况且蒋之前并未对他进行惩罚，他立即执行蒋的决定，奔赴第10军军部驻地，部署防御长沙事宜。
根据所获情报，日本鬼子将主要精力放在攻击长沙的北郊和东郊地区，而南郊兵力较弱。李玉堂因此将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损失最为惨重的预10师部署在南郊，师长为方先觉。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战争情报本身玩的就是真真假假，原来，日本鬼子故意散布出假情报，他们集结了重兵猛攻长沙南郊地区。
薛岳得知真实情况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越过李玉堂，亲自打电话给方先觉，询问其能够撑住几天。
方先觉坚定的回答坚守一周，他将部队分为了三条线防守，每条线坚守两天多时间，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方先觉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眼含热泪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与妻儿书》，作为与妻子孩子最后的道别，也是人生的绝笔。
该信被刊登在1942年1月1日的《长沙日报》上，很多人看后感动得潸然泪下。
再回过头来说一说北郊和东郊，日本鬼子同样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玉堂时刻坚守在最前线，这给将士们极大的鼓舞。
一次战斗激烈时，李玉堂在的指挥部被敌人炮火炸得砖瓦乱掉。下属请求他换个安全的地方指挥，却被他一口回绝。
到了1月3日，第10军伤亡超过了三分之一，特别是方先觉的预10师，伤亡超过了二分之一。但全体指战员士气高昂，没有一人投降或者撤退，硬是让日本鬼子没有前进半步。
此时薛岳下达了“再坚守一夜，以待援军”的死命令。
4日凌晨，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几气急败坏地下达了不分区域，所有兵力全力进攻长沙城的命令。
李玉堂、方先觉等将卫生兵、勤务兵、炊事兵及机关人员全部派上战场，与日本鬼子展开白刃战。
其中，一个辎重兵没有刺刀，卸下居民家中的一个门板，竟然以此为武器，拍死了不少日本鬼子，而本人竟然毫发无损，创造了一个不小的奇迹。
当天中午，日军伤亡实在惨重，阿南惟几不得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长沙终于转危为安。
战后，重庆发来急电，暂时不要打扫战场。原来是重庆方面组织人员前来参观，只见战斗地点横七竖八摆满了日本鬼子的尸体，这在抗日正面战场上真是难得一见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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