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为财产性收入正名

赵建系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让老百姓投资赚到钱，获得财富保值增值的稳定收益，是经济发达和社会文明的象征，也是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在科学技术和生产生活方式如此先进的今天，老百姓如果还是只能靠出卖苦力赚血汗钱，并非代表着“劳动最光荣”，是经济社会不够发达的表现。

最近一年，无论是股票还是房产，人们的财富普遍处于一种波动状态。有些舆论认为“财产性收入拉开了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因此要“防范财产性收入过快增长”，这给本就人心惶惶的股票和房产市场带来了更大的惊吓。人们都想知道，当前政府对财产性收入是什么态度，为什么最近几年不再提鼓励财产性收入？在共同富裕的国家大远景下，是不是要通过“杀富济贫”的方式减少贫富差距？如果是这样，人们积累财富投资股票和房产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需要纠正的是，决策层从来没有在官方提过“防范财产性收入过快增长”的说法。诚然，最近几年，政策层很少提到“提高财产性收入”，但是也没有说是要抑制和打压。网上流传的小作文，只是摘抄自某位学者的专著，原意并非有意打压财产性收入，而是防范由于金融市场投机带来的财产性收入过快增长。这些专家的思维，还停留在传统工农社会，对现代金融产业缺乏真正的理解：

首先，根本无法真正区分投资和投机的区别，只能区分守法和违法的区别，二级市场本身就是通过交易来创造剩余流动性的市场，这些剩余流动性可以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资本积累，同时自身承担巨大的风险。

其次，对于所谓的金融市场投机，不能只看到这些“投机分子”赚钱的一面，其实还有更多的人承受了损失。抑制过分的投机，自有市场内生的风险来“教训”，不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专家们过多的担心。在抑制“投机分子”的过程中，也更多的抑制了市场的信心和热情，最终会导致资本市场一片死水，交易量不断萎缩，资本市场作为二级市场为科技、产业等实体经济服务的能力大为衰退。

第三，如果一个市场里面投机横行，大涨大跌高波动率和高换手率是常态，这些现象如果普遍存在，根源恐怕主要不是在投资者，而是在于这个市场的基本游戏规则可能出了问题。监管层聚焦的重点就应该放到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和完善上，包括对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严厉打击欺诈、内部控制和庄家操控股价等违法行为，完善上市和退市制度，让长期投资较“短期投机”更划算。此时市场生态自然变成有利于长期投融资的环境。

但是要注意的是，二级市场本身就是一个为提供流动性和公允价值定价的交易平台，交易是二级市场的核心功能，这是与一级市场最大的差别。在一个交易市场里面，本身就很难区分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更不用说什么恶意不恶意的问题。

在知识经济和数字科技革命的今天，劳动价值论更应该强调脑力劳动的价值，更应该重视私人财富的保值增值。由于财富是劳动创造的，那么财富积累过程中形成的财产性收入，根源也是来自劳动。对于那些所谓的“靠投机倒把”积累财富的行为，首先要看违不违法，不能随意扣帽子，而是检讨游戏规则是否出了问题，加强法制建设和司法治理。完善的游戏规则可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和理性的决策，现在社会上一些合法但看上去不合理的一夜暴富行为，很多是套制度的利，这不能怪罪到财产性收入的头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绝大部分的财富积累还是来自于劳动，有一部分来自于再分配，比如拆迁户获得的货币化补偿，这些也是发展中、城市化进程中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因此，尊重财产性收入，也就是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

当前的形势下，不仅不能抑制财产性收入，相反要通过现代金融体系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占比，做到“藏富于民”。尤其是对于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中国，更应该让人民掌握尽可能多的财富，并获得持续稳定的财产性收入，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初期，“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时解决的是“不再贫穷”的基本吃饭问题。现在中国经济已经不再是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社会，主要的工作不是解决贫穷的问题，而是要解决如何富裕的问题。中国与其他国家比有没有制度优势，民众富裕不富裕肯定是一个核心指标。在一个小康社会，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应该是不断上升。但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恐怕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说明在这方面中国可挖掘的空间还很大。

至于所谓“财产性收入过快增长拉大收入差距，不利于共同富裕”的说法更是无稽之谈，高层早就撰文明确指出，要依靠做大蛋糕来实现共同富裕。有意打压财产性收入，企图通过杀富济贫的方式来调整财富分配结构，不仅不会实现共同富裕，还会带来共同贫穷。已经无数个案例证明了这一点，基本算是个常识不需要再赘述。由于资本积累的马太效应，财产性收入的确会拉大收入差距，但是解决的办法应该是依靠累进式的现代财税制度和鼓励多元化的社会慈善组织，通过完善的税制比如遗产税、资本利得税等调节由于财产性收入带来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

当前最高层提出建设金融强国，国之强者在于民生，金融强者在于民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金融强国的主要功能就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财富保驾护航，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而且，当下的局势，提高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前所未有的重要：

第一，养老金的保值增值，本质上都是财产性收入，这个不仅仅关系到金融强国，而且关系到金融安全。如果养老金出了问题，那不仅仅是经济不稳定，会涉及到社会和政治层面。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因为计划生育的干预，中国的人口增长曲线极其不平滑，也就是扎堆生，扎堆老，抚养比率曲线波动很大，人口老龄化呈现断崖式。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人在年轻的时候用劳动收入积累财富，让财富（储蓄）形成资本，获取财产性收入，年老退休的时候用财产性收入替代消失的劳动性收入，以实现跨期财富和收入的配置。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财富的仓储和财产性收入。如果财产性收入高，就有体面的老年生活。如果财产性收入较低，甚至是财富价值受到损害，造成了资产负债表破损，那就相当于一场财富掠夺。中国当前的养老金大部分靠国家，实际上是名义账户运营下的现收现付，也就是年轻人缴的社保给退休人员发养老金，还有几万亿元的社保基金进行投资，但是远远不够。养老还是靠个人，个人养老无非就两个，一个是房子，一个是投资，都是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

第二，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内需不足，甚至已经出现了通缩的迹象，因此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提高财产性收入。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生产力落后，供给缺乏弹性和产能不足的问题，转变为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和扩大内需，将是未来政策的主要发力点。在扩大总需求的政策选项里面，重点是提高私人部门的需求。过去主要靠提高公共部门的需求，政府投资和公款消费，现在已经不再可能。而且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赛式的社会化大生产模式，造成了巨大的债务堆积、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私人部门（民企与家庭）的需求，更加注重预算约束和效率，可以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最终要抵达消费型社会的原因。私人部门的需求分为消费和投资，投资本质上是延迟的消费。解决内需不足的直接举措就是提高可支配收入。财产性收入作为可支配收入的一部分，由于心理账户的作用，对消费的刺激会更为有效。比如当股票和房子价格升值后，大部分人会产生“赚得容易花的大方”的心理，更容易提高消费支出。心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财产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一些。

第三，现代经济越发达，人们创造的剩余越高，边际消费倾向就越低，储蓄和投资就越多，财产性收入就越重要。人越富裕也是这样。这就意味着，一个经济体越发达，对投资需求的满足越重要。而投资需求就是为了财产性收入。因此加快金融市场化、专业化改革，“打造一流的投资机构”，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更多的财产性收入，同时将人们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和高质量的资本，双管齐下实现国富民强。可见财产性收入多么重要。

在财产性收入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我们反而看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那就是股价和房价在同时激烈调整。房地产作为家庭的主要财富和资产，一生的积蓄和劳动收入都押在了这上面，最近几年普遍调整了20-30%。股票的收益也差不多这个亏损。中国股民有两亿人，房产所有者恐怕得六亿以上，这两大资产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当前经济复苏还充满不确定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修补和提高资产负债表和提高财产性收入，可以说是从没有像现在如此迫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最大的政治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因此，稳定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弥补和改善人民群众的财产性收入，不仅仅事关经济和金融稳定，而且事关社会和政治稳定，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