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亲历者口述（8）程天放：30年代的中德关系（四）

抗战开始后不久，中国在外交方面发生了一件很可以影响中德友谊的事，那就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日本的侵略东北，促成了1932年底中苏的复交。后来，日本得寸进尺，又向关内进展，政府就想联络苏联共同对付日本，曾经和苏联接洽过好几次，希望订立互助条约，可是，因为苏联不敢得罪日本，都没有得到结果。

七七事变后，中国方面旧事重提，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很愿看见中日战争的实现，但同时又不愿卷入漩涡，所以，只同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仍然不肯签订互助条约，又答应以信用借款方式，供应中国各种武器，中国则用矿产品和农产品偿还。

中国当时从英、美、法各国得到精神的同情，然而，得不到物质的援助，德、意两国正和日本勾结，对华友谊随时可以动摇，自然只有接受苏联的条件了。

我第一次知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存在，是听孔先生讲的。孔离开柏林后，本来决定由热诺亚坐船返国，临时因为身体不适，接受医生的劝告，回到德国的瑙海温泉，做几个星期的治疗。

我在8月25日赴瑙海去见他，报告八一三以后德方态度。他告诉我，接到蒋的电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经在8月21日签订，问我以何时通知德外交部为宜，我讲，最好在条约公布前一天，向德外交部说明，不过，我担心这项条约公开以后，德方对我态度将更转坏，德报纸将讲中国实行亲苏，日本出兵系铲除东亚共产党势力。

孔讲，我方可说明互不侵犯，并无妨碍他国之意，且并无密约。我讲，我们当然可以这样声明，可是，德国人不会相信，正如德日反共公约公布后，双方也一再声明并无密约，可是直到现在，各国都不相信。

我在瑙海和孔先生同住汪精卫住过的卡尔登疗养旅馆中，天天都商谈如何争取外援，使得抗战能够长期继续下去。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8月28日，使馆用电话报告，接到外交部两封电报，一封是告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内容，一共只有四条，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条，我录他的全文如下：

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略之缔约国。

另外一封电报，则要我向德国外交部说明中国签约用意，免得引起德方误会。

我接电后，立即电复外交部，告知明天就返柏林，8月30日始能见德外交部主管，当面说明，如果这个条约还没有公布，似以等待向有关各国说明后再公布比较妥当。

那天晚上，孔先生接到蒋的电文，说《互不侵犯条约》将如期公布，不能改期。电文上没有写明日期，孔和我都猜想，可能就在明天公布。

8月29日是星期日，我下午回到柏林。果然，第二天德国各报都登载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全文。

我在上午去德外交部，因为部长、次长都不在柏林，只好见法律司长高司。他见面就讲，星期六已接陶德曼大使来电报告这件事，今天阁下来面谈更好。

我于是向他说明下列各点：

（1）中日间不幸发生战事，中国已与日本冲突，对苏不能不取妥协态度，否则两面受敌，更感困惑。（2）这个条约不是军事同盟，也没有密件，只注重互不侵犯，以维持和平，中国反共政策决不因条约的订立而受影响。中国十年来用全力剿共，为世界所知，这种立场现在依然不改变，订约时即曾向苏方声明。

（3）中国不但愿和苏联订约，与任何邻国均愿订同样性质的条约，如果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中国也愿与日本订互不侵犯条约。

（4）德报登载中国政府释放共产党首领，这件事与《互不侵犯条约》无关。在国家存亡绝续关头，中国政府自愿团结人心，一致对外，所以过去反对政府的政治犯，只要表示悔悟，政府都给以自新之路，所释放的人不限于共产党。（5）中国希望各友邦都能了解中苏互不侵犯的真相，尤其希望德国了解，这约丝毫不影响中德的友谊。

我讲话时，高司很注意地听。我讲完后，他才说因为部长不在部，他并未请示，所以，只能发表个人意见。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很出德国意外，欲使德国人不怀疑很不容易做到，因为，互不侵犯就是互助的第一步，并且举德苏两国的事做例证明。

我讲，德苏两国曾第一步订互不侵犯条约，第二步订互助条约，但其他国家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很多，而订互助条约的却很少。中苏条约可以说是两国求取进一步的谅解，但并不包含互助的意义。

他又讲，德国人认为，除了公布的条文外，可能还有密约。

我说没有密约，尤其德国不应该怀疑。去年，德日反共公约公布，大家疑心另有密约，德国政府一再声明没有，我们也相信德国政府的话，为什么德国不相信中国政府的话呢？

讲到此，高司不再讲，但我看他的面色，仍然表现不相信的态度。最后，他讲他将拍电给牛赖特，报告我们谈话经过，我才辞出。

8月31日，我又访德国外交部沙赫特，做出同样的解释。沙听到我讲中国愿与其他友邦，乃至日本，订同样性质的条约，微笑表示，这点很明智。

他问我军事情形，我将所知道的一一告诉他。沙讲德方对中国的英勇抗战，很表同情。我讲德国人中很多表同情的，可惜德报纸的报道则多对中国不利。他点头称是，但表示对此点无能为力。

最后，我讲阁下首先提倡中德经济合作，希望对此事能坚持，不要受中日战事的影响。沙讲，中苏所订是互不侵犯条约，第三国自不便干预。

最好中苏间不要有政治性质的互助，那么，中德的经济合作，自然可以继续维持。如果不幸这类事情被发现，德国的处境就困难了。

沙赫特是老练的政治家，也很有讲话的技巧。他明知中国得不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只有向苏联求援，但是暗示要做的机密，如果被人拉住把柄，恐怕中德的经济合作就会中止。他既然不便明讲，我自然也不便进一步问他，彼此做一个会心的微笑，就结束了那次的谈话。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公布后，德国报纸的态度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坏。党报只有短评，其他报纸都有社论，大意讲中国过去一贯反共，不料现在又和苏联做政治上的联络，这种政策，前途危险性很大，替中国惋惜。

总之，责备苏联的话多，而责备中国的话少，有些报纸登载从东京来的报道，则讲另有密约，由苏联接济武器，并派军官到中国指挥作战，但没有加评论。我所担心德国报纸借此严厉抨击中国一点，侥幸没有发生。

二战期间，德国国社党集会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9月，一年一度的德国国社党大会，又在纽伦堡举行。我此次因为中日战争，不能离开柏林太久，但又不能不去，所以，就决定在希特勒接见外交团的那一天参加，并且，事先和德国外交部联络，利用这个机会和外长牛赖特谈话。

于是，我在9月9日晚上坐专车前往纽伦堡，第二天一早到达。11时访晤牛赖特，谈了半小时。

出来后，由骆合耳陪我去参观反共宣传，用文字、图表、模型等，描述共产主义在世界的发展，这是去年大会所没有的一种项目。

中午在古堡，应国社党副领袖黑斯邀宴。下午5时，希特勒接见外交团，用茶点招待，我和牛赖特及英、意两国大使坐在一桌。

过去，英、美、法等国大使都不参加国社党大会，以表示民主国家对独裁制度的不满。今年却打破惯例，英、法大使和美国代办，都来了，以表示对德的友好，这件事使得希特勒很高兴。

茶会结束后，希特勒致欢迎词，法国大使彭赛代表致答词，讲得不亢不卑，深得外交团的赞美。晚上，参加政治指导员集会，第二天上午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大会，情形都和去年相同，到下午，我就离开纽伦堡了。

那次，我和牛赖特的谈话是在格兰脱旅馆他所住的套间举行的。我首先将7月14日晤谈以来战事扩大经过，向他做了个扼要的陈述，每次扩大，均应该由日方负责。

牛讲，德政府对远东非常关心，希望中日事件早日和平解决，曾劝告日本几次，可惜都没有发生效果。

然后，我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向他说明，并辟外间所传苏联派飞行员到中国助战的种种谣传。

他对此点很了解，讲陶德曼和德国驻苏大使都有报告。我又解释中国释放政治犯和《互不侵犯条约》并无关系。1924年的中俄解决悬案协定，即已明白规定，两国彼此不在对方宣传主义。中国政府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就已明告苏联，中国的反共立场，不受条约的影响。

他讲他深深相信中国的立场，可是，苏联是不讲信义的国家，德国从前就上过当，所以，苏联的承诺决不可靠。

当时，德报正登载墨索里尼访德消息，我问他定期没有？

他说，已定 9月27日到柏林，意外长齐亚诺随行。我问希、墨二人晤面时，是否要讨论远东问题？他讲，两人晤面主要系表示友好，和讨论欧洲局势，是否谈到远东，现在还不能定。

我讲，德意都是日本友邦，而且都反共，我希望希、墨晤谈时，阁下能够建议由德意劝告日本，立即停止在中国之战事，他思索了片刻讲，这件事很值得考虑。

他又告诉我，两天前，还和希特勒谈到中日纠纷，希特勒仍保持绝对中立态度。日大使因德方接济中国武器，已经一再抗议，德国政府不得已，告知各厂商，禁止武器出口。

我问，是否有正式命令？他讲没有，只是口头通知，然后，讲这只是敷衍日方面子，实际上以货易货协定中规定各项，依然照旧进行，决不停止，但请阁下保持绝对秘密，以免引起麻烦。

又告诉我，中国希望进一步的供应则恐怕做不到，因为，德国生产的武器供不应求。西班牙的佛朗哥需要武器很多，德国也无法完全供给。

我讲德国本身正在扩军，所需要的武器想必也很多，他对此点笑而不答。

上海战事发生后，国军奋勇作战，日军无法进展，于是乎想滥施轰炸来压迫中国屈服。

日军轰炸南京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日本驻华海军司令在9月中，通知各国驻华使馆，说为了缩短战事，将从9月21日正午起，大规模轰炸南京，请各国外交人员及侨民离开南京。

我在9月21日那天，接到外交部电报，命我和德外交部交涉，设法阻止日军这种违背人道和国际公约的行为，并且，不能接受日军要求，将使馆撤离南京。

于是，我就在当天下午去见德国外交部次长麦根生，向他提出这两点。

麦讲，陶德曼大使接日军海军司令通知后，就来电报告，德外部已训令驻日大使警告日本政府，顾全德侨生命财产。

我问他，日本政府如何答复？他讲，还没有收到答复。他又讲，陶德曼现尚在南京，德政府也没有撤退使馆的意思，但如将来留在南京有危险，则陶德曼可能离京暂避。

我讲，陶德曼大使个人行动，自然有日方的自由，可是，在原则上，德国政府绝不接受日方无理要求，将使馆迁往他处办公。麦表示同意。

日军通告说，从9月21日起大规模轰炸，事实上，9月19日已经有两批日机轰炸，每批都有五六十架之多，以后几乎天天如此，而且，不限于南京，广州、武汉也受到大规模的轰炸，各处平民死伤都以千计。

9月27日上午，我再到德国外交部，找到政治司长怀色克，把一份备忘录交给他，同时，口头说明日军这种暴行，是战争史上所未见的，一切文明国家，为了正义，为了人道，都应起来制止。

怀讲，德政府对日本警告后，日方答复非常空洞。我问他，德国政府是否准备做更强硬的抗议？

怀讲，恐不生效，因为，日本已经有一意孤行，不顾一切地决心。而且，墨索里尼预定当天下午抵柏林访问。

我对怀讲，如果德、意两国能够对日本共同劝告，则比英美等对日抗议当更为有效。

他问我什么理由？我讲，日本现在认英美是假想敌人，而德意则是友邦。友邦的劝告，当然比假想敌人的话，更容易接纳。

他笑说，在国际上，有时敌人的话比朋友的话更被重视。最后，怀讲，我所说的话他一定转告部长，他在今晚宴会上，将晤见意政府高级人员，将探寻他们对远东问题的态度。

因为牛赖特就任外长后，对中德邦交很尽力，国民政府特颁赠他一等采玉勋章。我在10月1日到外交部，亲自送给他，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和他再做了一次半小时的谈话。

我向他陈述日空军在中国滥炸都市，残杀平民，种种暴行，请德政府站在正义和人道立场，设法阻止。

他讲，在日本空军未做大规模轰炸前，德驻日大使就已经向日外务省提出警告，可惜没有发生效果。

希特勒去年在国会演说，就曾提议愿和世界各国订立公约，限制空军轰炸不设防的都市，可惜，各国对此事没有反应。

我讲，目前正有机会，将希特勒的主张，适用于远东。牛讲，这个意思很好，可惜德国没有这种力量。

我又问希、墨二人商谈时曾否讨论远东问题？他讲，曾谈过，两人意见相同，都主张中立，不作左右袒。

我讲，我仍然相信，如德意两国站在反共立场，共同劝告日本停止战争，日本有接受之可能。

他讲，对这件事曾仔细考虑，认为时机还没有成熟。我讲，只要日本放弃侵略政策，中国随时愿意和日本以外交方式解决纠纷。

他讲，我深知中国愿意谈判，但日本在此时恐未必肯接受调解。我就问他在何种情形下，他才认为时机成熟，愿出面调解？他笑讲情势随时变化，无法预测。

我知道，他是想躲避明确的答复，就不便再问，我们又谈了些有关欧洲局势三问题，我即告辞回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