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丰登”的 形成与发展（上）

“五谷丰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常用语，一般表示为农业生产过程中获得较高的收成，“年景很好，庄稼丰收”。在更多的情况下，“五谷丰登”则成为政权巩固、国泰民安的象征。例如，最早记载“五谷丰登”的《六韬》中就有，“是故风雨时节，五谷丰熟（登），社稷安宁”。“五谷丰登”与“社稷安宁”相对等，也由此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表述的一种重要形式。可见，“五谷丰登”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象征地位。那么，“五谷丰登”中的“五谷”是如何成为代表农业生产的标志性词语？“五谷丰登”又缘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表述形式？这一切要从中国传统农业的历史发展轨迹中找寻答案。

01

从百谷到五谷

“百谷”虽然在先秦时期成为农业种质资源的代名词，但到春秋战国时期，“百谷”的记载数量出现了下降趋势。“五谷”则成为指代农作物种类的新名词。关于“五谷”的最早记载当属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论语·微子》篇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有人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里“五谷不分”是时人责备孔子不能分辨农作物种类，不事农业而好远游。由此，“五谷”作为专指农作物的名词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

此后，“五谷”这一概念迅速传播。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述几乎都用“五谷”指代农作物或农业生产。例如，儒家的代表作《孟子》和《荀子》中都有关于“五谷” 的记载。《孟子》中记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荀子》也有相关的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法家的代表作《韩非子》对于“五谷”也有相应的表述，“夫黍者，五谷之长也”。墨家的代表作《墨子》中记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道家的代表作《庄子》中记载，“不食五谷，吸风饮露”。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中记载，“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由此可知，战国时期“五谷”的概念逐渐为世人所接受，并成为表述农业事宜的流行词语。

“五谷”的概念之所以能够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出现并获得广泛传播，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生产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获得了初步发展，农作物种类逐渐向少数几种集中。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特别是“强调了适时播种、合理密植、加强管理、多粪肥田和实行灌溉等技术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一批产量较低、品质较差的农作物品种逐渐被淘汰。农民开始重点种植培育具有较高产量的作物品种。商代的很多地区就已经实现了农作物种类的集中化，作物种类主要集中在九大类作物上。例如，《周礼·大宰》记载，“一曰三农，生九谷”。一般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田作物主要集中在黍、稷、豆、麦、稻、麻等六种。其中，有些地区有稻无麦，有些地区多麦无稻，有些地区则无麻和黍。由于地域差异，各地主要种植的大田作物品种一般不超过五六种。在“五谷”诞生之初，“六谷”“九谷”等同时存在。《周礼·天官》中记载，“凡王之馈，食用六谷”。可见，“五谷”和“六谷”等词在诞生之初多是用来指代农作物种类。

其次，五行思想开始影响古代的农业文献记载，“五谷”成为五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初“五谷”“六谷”“九谷”等名词并存。到了战国以后，“五谷”在农业生产的记载中逐渐取代了“六谷”“九谷”等名词。出现这种变化，五行思想的传播是一重要原因。五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古时期，原始的五行观就开始影响农业生产活动，“五行以金、木、水、火、土固定，这种抽象及概念模型的确立应与早期农耕相关”。到商代末年，五行思想更是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与箕子之间的对话时提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从《尚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原始的五行思想已经包含了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而“土”元素就代表了农业生产。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行思想的传播日益广泛，五行思想的体系也更为完善。《左传》中就记载了五行思想已经成为解释世间万物的行为准则：“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艺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香乱，民万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

五行观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思想，“春秋后期五行说虽没有完全定型，但已成为思想界的普遍信仰”。有学者考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普遍存在“尚五”思潮，“随着春秋时期的思想解放和思维水平提高，‘尚五’观念几乎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气味有‘五味’，声音有‘五声’，颜色有‘五色’，方位有‘五方’，祭祀有‘五神’‘五祀’，祭品有‘五牲’，谷物有‘五谷’”。由此，农业生产的很多组成部分也被纳入五行系统。例如，《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都把五行和其他事物相匹配，并且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要素全部纳入了五行体系（见下表）。

▲ 《月令》五行系统表

02

五谷的种类与构成

汉代出现的“五谷”种类记载中包括了六种作物，即黍、稷、麦、稻、菽、麻。秦汉时期这六种作物在农业生产上均获得了广泛的传播。

黍，又称糜子，中国北方俗称黄米、糜谷，是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北方重要的粮食作物。黍原产于“中亚细亚及亚洲东部接近大陆性气候的地区”。近来，有学者通过对考古资料的研究，认为黍应原产于中国西北地区。无论黍是否原产于中国，其在中国传统农业粮食种植结构中的地位都十分重要，特别是在先秦时期，黍的主粮地位十分突出，常与稷的地位相对等。《诗经》中就记载，“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到秦汉时期，黍的地位虽然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仍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四民月令》中就记载，立夏过后是种植黍的时节，“蚕入簇，时雨降，可种黍禾——谓之上时”。

稷，即粟，又称谷子，俗称小米，是中国重要的原产粮食作物。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炭化粟就已经广泛出现。粟的分布范围极广，西起甘肃、青海，东至山东、台湾，北至黑龙江、辽宁，西南至西藏、云南。在先秦时期，粟是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有学者考证，粟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与黍大致对等，认为：“稷在《诗》中出现次数虽比黍略少，但加上其别称禾苗，粟及别称粱、秬、芑，则出现次数多于黍及其别称，正与粟作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地位相当”。到秦汉时期，粟在农业生产中依然处于最高地位。粟也成为黄河流域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秦代分管农业生产的九卿之一的“治粟内史”就是以粟作为官职名称。汉武帝时期，中央设立有“搜粟都尉”的官职，负责管理和征集军粮。粟不仅在北方广泛种植，同时也逐步向南方扩展。《盐铁论》中有记载，“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

麦，分大麦和小麦。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一般用“来”指代小麦，“牟”指代大麦。《诗经》中有记载，“贻我来牟，帝命育之”。这里“来”“牟”指的就是大麦和小麦。而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单指麦的时候，则多指小麦。小麦原产于外高加索及其邻近地区，史前时期就已经传入中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小麦就已经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到秦汉时期，随着农田水利建设和防旱保墒技术的日益发展，小麦种植获得进一步推广。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北方地区出现了一个政府推广种麦的高潮。董仲舒就曾向汉武帝建议，“使关中民益种宿麦，令毋后时”。而汉武帝对推广小麦的种植也持赞成态度。《汉书·武帝纪》中就记载，“遣谒者劝有水灾郡种宿麦”。这里“宿麦”即是小麦。进入西汉后期，小麦的种植推广仍得到官方支持。西汉著名农学家氾胜之在任轻车使者时就曾极力推广种植小麦，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昔汉遣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I。秦汉时期，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虽然暂时未能超过粟，但已经形成了后来居上的趋势，“秦汉时期小麦种植面积扩大，地位逐渐超过大豆成为与粟并列的主要粮食作物”。

稻，即水稻。在新石器时代，水稻就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食物来源。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作农业最初发展的区域和集中地带。到秦汉时期，南方的稻作农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水稻种植也适应了南方“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司马迁在《史记》中就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火耕水耨”是一种较为粗犷的耕作方式，但恰恰适应了当时江南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缺乏的耕种局面。秦汉时期的农业生产也巧妙利用了江南地区丰富的水资源，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有学者考证，汉代稻作农业耕作技术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由原始的直播稻开始转变为水稻移栽法。亦有学者考证，长江中下游地区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存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犁耕和铁制农具使用相当早，并且在秦汉时期就出现了水稻的一年两熟制。由此可见，水稻也是秦汉时期农业生产栽培的重要粮食作物。

菽，即大豆，亦可指代豆类。据相关考古挖掘得出的结论，大豆起源于中国本土。全世界总共有9个大豆品种，分布于亚洲、大洋洲和非洲，但都起源于中国的原始种类。因此，中国的大豆种植栽培历史十分久远，历史文献中关于大豆的记载也十分丰富。如《诗经》中就记载，“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墨子·尚贤》篇中记载，“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孟子》中也记载，“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管子》也记载，“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从上述记载中可知，菽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在先秦时期常常与粟的地位相等。并且，大豆富含植物蛋白，是中国古代民众最重要的蛋白质补充来源之一。因此，菽在农业生产中长期居于关键位置。有学者考证，在战国时期大豆的种植面积约占当时中原耕地面积的25％或40％。由此可见，大豆种植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领域。到秦汉时期，大豆在粮食生产中的地位仍十分重要。在很多情况下，大豆还成为储粮备荒的首选。《氾胜之书》中就记载，“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记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本也”。不过，随着小麦种植的推广，大豆的种植地位有所下降。但在秦汉时期，大豆仍是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麻，古籍记载中多专指为大麻。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认为，中国的华北地区可能是大麻的原产地之一。中国近年的考古挖掘中，大麻等农作物遗存常有发现。虽然大麻制品及其果实不易保存，但出土的大麻制品仍十分丰富。例如，从北京老山汉墓和新疆吐鲁番洋海墓地都发现了随葬的大麻果实，证明2000年前大麻已应用于生活和医药。这也就是说，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中国已经开始应用大麻制品，并且最迟到秦汉时期，大麻已经成为重要的农作物。在中国的古代文献中，大麻的种植历史起码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诗经》中对于大麻的记载就十分丰富，《王风·丘中有麻》中记载，“丘中有麻，彼留子嗟”。《豳风·七月》记载，“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由此可以看出，麻在商周时期获得了与菽麦等主要粮食作物并驾齐驱的地位。先秦时期，大麻主要种植在黄河流域，其后逐渐扩展到整个北方。秦汉时期，大麻的种植规模呈现出持续扩大的态势。在南方多地也出现了大麻的种植。

以上六种作物基本涵盖了汉代中国农业大田生产的主要作物类型。其中，麦、稷、菽，代表了秦汉时期农业生产的主要方面，毫无争议地成为“五谷”中的三种作物。其余的黍、稻、麻三种作物则各有局限。水稻的主产区集中在南方，在北方地区受制于气候条件，种植并不广泛。黍虽然种植范围广，但秦汉时期小麦的种植规模在政府的鼓励下不断扩大，而黍的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种植规模则呈现出下降趋势，无法与麦、稷、菽相比。麻在先秦时期曾作为重要的粮食作物受到重视，但到秦汉时期大麻的食用性下降，转而成为重要的纺织和油料作物。然而，尽管黍、稻、麻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局限性，但已然列入秦汉时期最重要的六种大田作物之中。因此，尽管对“五谷”种类的确定上出现了有稻无麻、有黍无稻、有麻无黍等区别，但从总体上看，大类划分相对一致。由于秦汉时期的农业大田作物相对集中，这就造成了秦汉时期“五谷”种类构成虽有不同，但却大体一致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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