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如何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专访中诚信托信托事业一部副总经理丁为立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自2013年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到2023年10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普惠金融在中国已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步伐。

作为金融行业重要组成部分，信托于普惠金融领域大有可为。伴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领域的政策鼓励、引导与支持，多家信托公司积极投身普惠金融领域，中诚信托便是其中之一。

据介绍，中诚信托自2015年开始进军普惠金融业务领域，至今已有8年的展业历史。近年来，该公司将小微及消费金融业务作为战略发展方向之一，深耕互联网场景下的小微及消费金融业务。截至目前，中诚信托已创设并管理近百个普惠金融类信托项目，累计放款规模超过2000亿元，累计服务个人及小微企业（主）超过5亿人。

得益于多年来在普惠金融领域的持续投入，中诚信托普惠金融业务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反思沉淀。

“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这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所在。”中诚信托信托事业一部副总经理丁为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指出，做好普惠金融这篇大文章，要始终将商业可持续性作为开展普惠金融的核心原则之一，充分地发挥市场机制的力量，设置有效的市场激励方式，来调动各项社会资源发展普惠金融，要减少使用行政摊派方式下达普惠金融任务，因为其很可能会导致激励约束机制失效，增加金融风险，使得商业不可持续。此外，还应设置科学的评价考核机制，将市场上各类参与主体都纳入评价考核体系，并给予对应的激励。

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是难点所在

《21世纪》：如何解读“高质量普惠金融”？

丁为立：高质量普惠金融，核心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质量要高，质量的高低，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获得感，切实体现金融工作的政治性和人民性。高质量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如下几个角度来入手观察：

第一，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是多元化的，包括账户、支付、储蓄、信贷、保险、基金、投资、理财等各类金融服务，需要不断提高普惠金融产品种类的覆盖面和服务能力，让人民群众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享受到对应的金融服务，切实增强人民群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重点是提升普惠金融的包容性，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转移人口、新市民等特定群体也可以享受便利、可得的金融服务，构建针对这些特定群体的敢贷、愿贷、能贷、会贷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普惠金融的广度和深度。

第二，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商业可持续。这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所在。普惠金融成本可负担，并非指以优惠的价格提供金融服务，而是指以合理的价格来提供金融服务，确保人民群众可以负担得起，这些价格可以通过监管指导价格、法定利率限制等来适时调整。普惠金融并非财政补贴或社会救助，它必须建立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只有商业可持续，才能充分利用市场的机制和力量来扩大普惠金融的供给，并提升普惠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服务供给是有成本的，金融的本质是经营风险，而普惠金融重点关注的特定群体获客成本较高、经济实力整体偏弱使得信用风险整体偏高，这意味着向这部分特定人群提供金融服务的成本较高、风险较高。为了增强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则需要金融机构不断改进业务模式，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深化金融科技与数字化应用，让普惠金融服务成本更低、更加有效，推动普惠金融的价格不断走低，实现收益与成本及风险的平衡。

第三，普惠金融风险防控更有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把防控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在普惠金融开展过程中，各类金融机构要做到依法、合规，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防控到位，加强自身风控能力建设，利用金融科技手段精准识别重点关注的特定人群的欺诈风险、信用风险等，确保金融机构自身业务风险可控，做到金融服务到位，风险防控到位，实现商业可持续目标。

第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一步加强。普惠金融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压实金融机构责任，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一方面推进将金融知识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金融素养，培育其选择适当金融产品的能力，能正确评估和承担自身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要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建设，如规范乱收费行为、不当催收行为、个人数据采集和使用行为等，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畅通投诉渠道，妥善解决金融纠纷，化解社会矛盾，提升人民群众满意度。

降低获客成本、风险成本及资金成本

《21世纪》：如何提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

丁为立：普惠金融整体上呈现小额、分散、高频的特点，导致单位成本较高，单位产出偏低，同时，其主要受众群体为长尾客群，信用风险偏高，使得业务风险成本较高。

因此，其面临的商业可持续难题主要可归结为两点：获客成本与风险成本。对于信托机构来说，其需要募集资金来开展普惠金融，因此还增加一项：资金成本。提升普惠金融业务的商业可持续性，可从降低获客成本、风险成本及资金成本角度来下手。

第一，降低获客成本，金融机构可通过规模化、数字化的运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减少人力成本支出，用大批量的客户规模来摊薄个体获客成本，并通过技术优化提升运营效率、压降运营管理成本，实现成本可控。

第二，降低风险成本。金融机构需要提升自主风控能力，持续加强资产管理，完善风控技术，做好长尾客户场景的风控管理，将资产端的不良率控制在可容忍目标范围内。

第三，降低资金成本。信托机构利用信托优势，设置灵活交易结构，打通普惠金融资产流通全链条，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引入低成本资金，降低资金端成本。

《21世纪》：在发展普惠金融的过程中，我们应当怎么去平衡好风险防范和持续发展两者的关系？

丁为立：首先，各类金融机构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好自身的整体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并以此为指导来开展普惠金融业务。

其次，牢记安全发展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风险防范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要在风险防范的基础上持续发展普惠金融，这就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其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建设，包括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完善的科技系统能力及风控能力。

最后，在方法上可采取试点方式，对于新的业务品种、新的业务模式，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在小范围内进行尝试，持续观察表现并不断总结，将风险控制在小范围内。

信托服务使得普惠金融内容更多元化

《21世纪》：这些年来，信托行业的普惠金融业务发生了哪些明显变化，主要有哪些创新与成效？

丁为立：第一，普惠金融业务模式更加多元，在流贷模式上，新增联合贷模式、助贷模式甚至直营模式。随着业务的深入发展，信托公司不断介入底层普惠资产的风控，拓展了联合贷模式和助贷模式，联合贷模式即信托公司与有贷款牌照的金融机构按照约定比例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向个人或小微企业直接发放贷款，用于消费、生产经营；助贷模式即信托公司与贷款服务机构合作，信托全部出资向个人或小微企业直接发放贷款。甚至有些信托公司已尝试直营模式，即无需借助贷款服务机构，利用自身业务资源自主获客、自主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并进行贷款的发放与管理。

第二，普惠金融资产流转模式更趋成熟。近年来，信托公司积极创新，基于科技手段对底层的小额分散资产打标确权，实现底层资产在各产品、各交易场所流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引入多元化、低成本资金，助力普惠金融业务的良性循环。

第三，底层资产的品类及场景更加丰富。近些年，底层资产的品类及场景更加完善，除了个人房抵贷和消费贷外，还包括车贷、供应链应收账款及票据类资产等，部分信托公司利用股东产业背景优势，还尝试开展农资贷，瞄准传统金融机构较难覆盖的下游的农资经销商和农民群体设立一系列的普惠金融产品，专门针对农村低收入群体提供贷款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场景不断丰富。

第四，数字科技能力及主动风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信托公司开展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与贷款服务机构合作来线上获客，走数字化经营模式。近年来，信托公司逐渐摆脱对资产方信用增信的依赖，不断深入对底层资产的风控管理，通过持续的开发投入，数字科技能力不断增强，自建系统满足多种场景下从进件、审批、放款、贷中及贷后等贷款全周期管理，能够有效承接互联网头部平台推送的高频、巨量的业务，为人民群众提供便捷、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同时在风控系统、数据仓库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独立自主地对底层资产（贷款申请主体）进行风险评估，接入多维度的外部数据源，搭建有效的风控模型并不断迭代，防欺诈风险及识别信用风险的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第五，普惠金融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除了上述发生在资产管理信托业务下的显著变化外，近年来，信托公司还大力开展其他类型的普惠金融服务，如公益慈善信托，以及资产服务信托下的家族信托、家庭信托、保险金信托、特殊需要信托，向特定需要人群提供信托服务，使得信托服务逐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中，使得普惠金融服务内容更加多元化。

《21世纪》：要发展好普惠金融业务，信托公司自身未来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能力建设？

丁为立：一是继续加强信息科技系统建设。普惠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遵循小额、高频、分散的业务逻辑，其必须基于强大的科技系统才能开展，需要信托公司持续加大科技资源投入，不断提升数字化运营能力。

二是加强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建设。普惠金融业务主要是面向C端的零售业务，与信托公司传统的对公业务不同，需要为其构建适合其特点的贷前、贷中和贷后全生命周期管理实施方案，不断加强风控能力、贷款中后期运营管理能力建设。针对不同的业务场景，部署独立风控策略，并不断优化风控模型，实现收益与风险控制的最佳平衡。从贷前调查、风险审核以及贷中和贷后的资产监控及风险预警，多方位、全周期的风险管理体系有效控制普惠金融业务的逾期率和坏账率，为业务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