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卸任央行行长后首次接受专访（全文）

　　
来源：金融时报

　　专访易纲：一场伟大的纸币实验、重要的金融创新

　　公元1024年1月12日，北宋朝廷决定在今四川成都（益州）设立交子务，北宋交子成为人类最早发明并使用的纸币，其诞生到今年整整1000周年了。 北宋交子以及其后的钱引、会子、蒙元中统钞、大明宝钞等纸币，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做出的重要贡献。 受其影响，波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也都发行了纸币。 至今，纸币成为人类社会支付结算的重要工具。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易纲指出，交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金融创新，它开启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实验，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纸币本身并没有价值，纸币代表的价值要靠纸币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把纸币作为国家信用货币，即法币。研究交子诞生始末和管理手段、探讨交子背后的一系列信用支持制度安排，对货币发行与管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易纲先生。

　　交子的诞生与其制度安排

　　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

　　北宋初期（十世纪末），在今天四川成都地区（益州），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等问题，有商家设立交子铺户，开出的兑换券即交子，也称私交子。而后，政府指定专由十六家富商联保特许经营发行交子。在天圣元年，北宋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发行，也称官交子。

　　交子经过100多年流通后，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公元1107年），把交子改为钱引。

　　剑门古道是古代四川地区与中原交流的要道，因其险峻，也造成了古代四川地区经济的相对独立，为铁钱流行、交子诞生创造了条件。刘伟兵 摄

　　《金融时报》记者：纸币为什么诞生在宋朝这个特定时期？

　　易纲：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产生在宋朝绝非偶然。许多史料和证据表明，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市商业和市场经济最发达的时期之一。市场的发达要求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劳动分工，有相当比例的产品是商品，以在市场上出售为目的。商品交换以确立物权为前提，要有相当程度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来保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可预期性。北宋都市商业发达，货币需求高，加上北宋时期四川成都地区（益州）是铁钱区，铁钱价值较低、携带不便，市场商品交易需要便于携带的货币，于是交子应运而生。

　　《金融时报》记者：交子诞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证信用，确保流通？

　　易纲：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兑换券；另一种是不能兑换的纸币，后者由国家政权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面临着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作为最初的纸币，交子从一开始就设有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支持其币值稳定。

　　首先是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官交子发行有一个限额，开始每界是125万贯，有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要求每界36万贯，即现金准备大约为28%。显然发行限额和现金准备是保障兑付现金的制度安排，提高了交子的可信度。

　　第二，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三年为界。用分界发行来管理交子累积发行的存量，不断的回笼旧交子，使市场上流通的交子存量可控。

　　第三，交子也保持一些飞钱的性质，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购买商品或领钱。

　　南宋会子和“称提之政”

　　会子的流通范围和对经济的影响远超北宋交子，几乎成了南宋的法币。

　　与北宋交子不同，南宋发行的纸币会子一开始就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是靠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会子主要在东南地区流通代表铜钱，南宋会子也叫东南会子。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开始发行的，叫做便钱会子。南宋名臣钱端礼主持临安府期间，将会子收为官营。后来钱端礼调为户部侍郎，由户部接办会子。会子在东南广泛流通，纳税和市场交易都可使用。会子作为纸币的流通范围和对经济的影响，远超北宋交子，几乎成了南宋的法币。

　　十三世纪初，南宋财政困难，会子由于大量发行而不断贬值。当时人们用“称提”概念来讨论纸币价值稳定问题。称提是指在不同物品之间达到对等平衡关系。如何稳定会子价值，是称提之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金融时报》记者：南宋政府是如何靠“称提之政”给会子以信用支持的？

　　易纲：概括来说，称提之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总量政策上增加金属货币的供给，用来回笼和减少纸币会子的流通量；在结构政策上规定会子的特殊用途，在纳税和大宗商品购买时强制使用会子。

　　一是以货币和财政措施回收会子。以铜钱兑付会子，调整铜钱与会子的比例。当时称为“子母相权”“虚实相称”。铜钱是母，会子（纸币）是子，母子所以相权也。如果会子没有铜钱相对应，则是“无母之子”，不符合母子相权原则。

　　二是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按成倍数的比率收回旧会子。嘉定年间，规定嘉定四年（1211年）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按1:2比率，兑换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子。后来第十八界会子以1:5比率兑收第十六界会子。类似政策至今仍在使用，不少现代国家在对抗通胀时，以新币换旧币，兑换时有削去若干个零的案例。

　　三是保证征税中有一定的会子比例。南宗著名的“钱会中半”赋税征收方式，要求在纳税时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以此来维持会子的支付能力和价值稳定。还有更细的结构性政策，比如“按亩征会”，凡有田一亩者纳会子一贯，再比如“品搭盐钞”，要求商人用盐钞购买食盐时必须品搭会子。这些政策类似于通货膨胀税的早期实验，而且在结构上使有田者、盐商等富人承担更多的回笼会子的成本。

　　四是“阴助称提”，即通过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行政许可资产来收回会子。这一政策有些像今天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南宋政府通过出售黄金、官诰、度碟以及通过盐、茶、酒等重要生活物资的专卖来收回会子。

　　《金融时报》记者：南宋政府对会子进行的称提之政，对后世的货币调控有哪些借鉴价值？

　　易纲：所有这些称提之政，都是从会子发行和使用两方面调控的。

　　南宋会子

　　大明宝钞

　　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纸币会子发行太多了，称提的重点是想方设法收回流通中的会子。

　　另一方面，用政府权力规定会子的使用也非常重要。首先政府收税接受会子，然后在拍卖各种专卖权许可证时接受会子支付。这样从发行和使用两方面用国家政权赋予会子信用，起到了缓解会子贬值的作用，使会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规模使用，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会子币值的基本稳定。

　　从交子、钱引、会子到蒙元中统钞，再到大明宝钞，虽然在当时是先进的信用支持制度，有的维持了上百年的广泛使用，但最终都走向难以维系的结局。这些纸币走上政府发行的轨道后，由于财政赤字、战争军需、民间赈灾、官员腐败等原因，往往最终都走向滥发、大幅贬值，最后逃不脱不可持续的宿命。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80年左右），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实质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货币和税收的银本位制度，才对从宋初到明中叶600余年的纸币伟大实验画上了句号，也深刻影响了之后200年世界白银的流向。

　　《金融时报》记者：在古代纸币流通的同时，金属铸币与纸币之间维持了怎样的关系？

　　易纲：宋元明三朝在纸币广泛流通的同时，始终有铜钱伴随，是一种钱钞共存的流通制度，纸币的盛行并没有降低铜钱的重要地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史，铜钱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是老百姓日常市场交易使用的主要货币，在有些朝代官制铜钱管理得比较有序，有些朝代私铸铜钱泛滥。所以，从中国货币史的总括看，铜钱是一条占据重要位置的主线。北宋也是铸造铜钱最多的时期之一。

　　宋代纸币实验的货币金融学启示

　　好的货币制度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竞争出来的。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历代王朝试图垄断货币发行的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官员们不仅主张朝廷垄断货币发行，而且把货币发行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

　　交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金融创新，交子之后又陆续出现了一系列纸币，直到明朝中期之前纸币一直在我国的货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流通使用长达数百年。为后世的货币金融学提供着珍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意义。

　　《金融时报》记者：北宋交子以及其后的货币实验，有什么启示？

　　易纲：没有约束的纸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金本位和银本位可以是贵金属货币的本位制度，也可以用来约束纸币的发行。

　　从史料上看，我国宋元明三朝大一统政府都努力试图成功发行纸币作为官方信用货币，因为发行纸币的成本最低，不受贵金属存量和增长的限制。从货币发行和维护的主要职能看，朝廷的首要考虑是完纳赋税，而货币作为市场交易中介的考虑被放在次要位置。产生这一主导思想的历史环境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政府在设计和制定纸币发行制度时采用的是大一统框架，和欧洲历史上存在多国在货币铸造发行上有制度性竞争的格局完全不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存在多国发行货币，从而有制度竞争的局面）。但古代国家发行纸币大都逃不脱财政滥发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魔咒，纸币发行最终还是受到了自古以来就有的经济规律的约束。

　　《金融时报》记者：什么样的货币制度安排，才算是成功的？

　　易纲：一种好的、可持续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货币制度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竞争出来的，制度设计有保障的货真价实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地位。金本位、银本位的制度安排也是竞争出来的。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把纸币作为国家信用货币（法币）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十分重要。

　　交子的重要意义及研究方向

　　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

　　从全球范围来看，交子是从商品货币制度向符号货币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交子出现后，波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也都发行了纸币。北宋以来的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

　　《金融时报》记者：在研究交子历史贡献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哪些细节？

　　易纲：一是要特别关注私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交子这张纸本身没有价值，它代表的价值依赖于其背后的商业信用，这种信用又依赖于交子持有者在需要时可将交子成功兑换回金属货币的稳定预期。民间市场基于商业信用发行的兑换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交易票据，进而作为纸币进行流通，成为商品买卖的支付凭证，这一转变意味着将商业信用用于支付交易，相较于支付金银铁钱而言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二是在益州交子务设立后，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转变为政府信用，即官交子阶段。正是由于以政府信用为背景，制定了一系列对交子的信用支持制度，才有交子持续了100多年的伟大历史。但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后，交子也开始面临财政性超发问题。

　　三是关于交子需要考证一些细节问题。交子的起源是不是作为存款收据而开出的需要进一步考证。交子作为大宗交易的支付手段，其准备金率、流通量、支付量、兑现折扣率、流通范围等细节都很重要，值得着重考察研究。

　　《金融时报》记者：当今，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理解交子的历史意义？

　　易纲：交子之所以伟大、重要，是因为它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实验。交子所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有共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措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交子及其之后的纸币实践，对诸多货币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准备金制度、纸币换界、汇兑、真实票据、通胀预期、劣币驱逐良币、货币数量论、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反通胀政策等重要课题在交子的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宝贵的启示，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交子诞生1000周年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