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刘二帅，建国之后都受到过批判，为何晚年处境却有很大区别？

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彭德怀与刘伯承一个排名第二，一个排第四，均享有崇高地位。他们不仅在战争年代功勋卓著，建国之后，也对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两位元帅都曾在短时间内面对过公开批判，处境非常困难。但他们的应对方式与后期待遇，却有着很大的区别。

两人受批判时的具体背景，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尽管相隔时间很近。刘伯承元帅在1958年的军队“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被批为教条主义的代表。这一运动主要是在“去苏联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而五十年代我国军队体系中苏联元素很重，包括武器装备、训练制度和教学材料等。刘帅多年来从事军队教学工作，在军中有深远的影响，不出意外地成了“教条主义”的典型，被卷入这场运动。

尽管面临困境，但刘伯承的问题在性质上并不严重，这得益于他在军中的威望，以及毛主席的关照。1958年刘帅为照顾大局，主动去中南海怀仁堂做公开检讨，而台下坐的将领，一半以上是他的学生，气氛还是相对和谐的。主席此前甚至指出：伯承同志身体不好，不要来京检讨了。刘帅个人的良好态度加上伟人的照顾，使得“反教条主义”批判后，基本没有人再为难老帅。刘伯承甚至仍然能在军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对印反击战等重大事务的决策和谋划过程，保持着较高的地位。

相比之下，彭德怀元帅的形势就要严峻很多。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因一封广为人知的谏言信而遭到误解和批判，被视为反对总路线和“三面红旗”。这一事件对彭总的军政生涯，产生了巨大的不利影响。与刘伯承不同，彭总的处境更多地源于他个人的立场，和直言不讳的性格。“大跃进”是当时的国家政策，更是中央领导力主的，彭德怀的意见很正确，但表达方式非常强硬直接，掀起了风暴。在面对困境时，彭总态度执拗刚直，不愿做违心的检讨，也因此陷入了更为困难的局面。

同样面对军委扩大会议的千人会场，刘伯承性格温和、注重大局，能够在困境中保持冷静并做出适当妥协。当然老帅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多位下属，像萧克、李达等将领，他们都在军队教育训练体系任职。“反教条主义”不是只批判刘帅一个人，但他在其中官衔最高，刘伯承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他干部，为此他十分慎重隐忍。

刘帅用心良苦，不过几位开国上将的性格都很强硬，经过近2个月的批判后，仍不是很“配合”，最终被免除职务雪藏了很长一段时间。连训练总监部这一建国初期的军队重要中枢部门，都因为此次事件的影响，而被军委直接撤销掉。

与刘伯承相比，彭德怀元帅性格刚烈、直言不讳，他在面对误解和批判时难以做出让步。同为排名靠前的开国元帅，但两人建国后的地位和影响力存在差异，这也是导致他们的反应和际遇不同的重要原因。1959年庐山会议前，彭总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防部长，甚至连军委的日常工作也是由彭德怀负责主持。党政军职务都这么高，使得老总忧国忧民，责任感与使命感非常重，越是这样越难以做出妥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本已遭受过严厉批判的彭总，随时代背景的变化处境更差，直到1974年病逝前，也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令人万分遗憾；刘伯承元帅倒是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因为年老体衰，生命的最后十几年里，刘帅的生活难以自理，表达和行动能力都很弱，直到1986年病故。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两位元帅经历过不同程度的困境，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是不容置疑的。在两人病逝后，组织对他们五十年代的所谓“问题”，终于进行了完全平反，体现出对历史事实与元帅功绩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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