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更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动力来源,但是传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线性科研模式早已不适用于当代的复杂创新体系。如何落实强化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建设既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又符合前沿科技研发规律的基础研究体系是当前我国科研与创新体系面临的重要任务。然而,推进体系化基础研究至少需要在以下三个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一是体系化基础研究如何兼顾自由探索和任务导向两大主要目标,合理配置有限科研资源;二是体系化基础研究如何与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建设相结合,在强化高校、科研院所、国家实验室等传统基础研究机构作用的同时,推动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多层次的基础研究体系;三是如何完善体系化基础研究的制度保障,构建从资助到实施再到评估的基础研究全过程管理体制。
本期我们荣幸邀请到国内著名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十位青年学者,阿儒涵、封凯栋、黄阳华、黄颖、李牧南、李寅、柳美君、孟庆峰、汪雪锋、吴伟,他们长期关注基础研究体系有关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在各自研究领域均取得一定造诣,对体系化基础研究的重要问题展开了深入思考。希望通过本期观点分享,能与广大读者开展广泛深入交流,共同繁荣我国相关的理论与政策研究,为我国推动体系化的基础研究提供相关依据。
"——李寅
阿儒涵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创新研究员
构建高效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满足国家战略需求
基础研究的资助是政府科技资助的难点问题。从布什的线性模型为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政府大规模投入基础研究开始,政府应如何资助基础研究?采取稳定支持模式还是竞争择优模式?资助人还是资助思想?集中资助精英还是“广撒网”?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各国政府资助机构和科技政策研究者。基础研究投入作为政府公共财政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效能视角的分析得到政府和公众的认可。例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政府基础研究资助机构大都通过“事实+证据”的方式证明自身投入及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有效性。我国自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以来,科技预算绩效评价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标志着我国政府对科技投入的要求从合规性向高效性方向转变。那么,如何评价当前基础研究的投入效能?如何构建高效的基础研究资助体系以更好地满足国家需求?等成为政府基础研究资助研究面临的新问题。
封凯栋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主任,长聘副教授
厘清基础研究模式,优化战略资源配置
在2023年,我国组建中央科技委,完善了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美国等西方国家推动制度建设,强化了对战略性基础研究资源配置。这些令人瞩目的举措都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将基础研究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竞争与创新发展的焦点。然而进一步厘清基础研究的模式仍然至关重要,基础研究不仅包括了自由探索(纯基础研究)和战略导向等不同的科研模式,且其概念与活动实质的对应关系还与各国科技政策发展路径紧密相关,字面与活动实质在不同的语境下各有差异。在建设支持全面创新的基本制度过程中,深入辨析基础研究的不同模式与不同资源配置、组织方式和激励机制之间的应有关系,是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假纯基础研究”凭借论文数量就挤占宝贵的科学探索资源的重要举措;也是落实战略性科研使命担当,避免国家在攻克关键技术瓶颈的过程中错配资源的制度保障。
黄阳华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产业经济系主任
以体系化基础研究支撑新型工业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基础研究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意义,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和迫切。在高速增长阶段,我国快速工业化进程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企业和科研机构侧重于应用研究的投入与转化,推动我国建成世界工业大国,但难以满足制造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的需要。新时代新征程推动新型工业化,对基础研究提出了三个重要问题。一是新型工业化的首要任务是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体系化基础研究如何聚焦绿色化、数字化这两个新领域新赛道的重点方向合理选择优先领域,同时管控新兴科技领域的不确定性。二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任务,如何加强体系化基础研究与“工业强基”之间的协同,推动我国工业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三是体系化基础研究的目标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如何解决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痼疾,需要国家创新体系的深度调整。
黄颖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
激励社会力量参与,助力基础研究“两条腿走路”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源与土壤,在国际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基础研究正被各国政府赋予更多使命。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明确提出要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强化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的资助部署。毫无疑问,在促进基础研究协调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资助机构承担着分配资源和统筹协调的重要角色。然而,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更好促进科研活动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加强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需要。未来,需要更加充分发挥企业的研发和资金力量,使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三个方面的创新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科技领域的突破与进步。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让企业参与到基础研究中,推动科技的自立自强,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实力。
李牧南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以人工智能识别基础研究的潜在颠覆性成果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的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进入新阶段。利用人工智能识别基础研究潜在颠覆性成果已成为重要新兴研究领域,其中如何在基础研究早期阶段识别其潜在的颠覆性成果,对于开展前瞻性科学布局和有组织科研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大语言模型与传统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相比,可以提供更为丰富的语义上下文信息,尤其是对于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知识图谱分析具有显著优势。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语言模型在传统的科学计量、科技评价、科技和创新政策等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广阔,新一年预计会涌现大量的相关研究成果。
李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
推动企业开展基础研究,为关键技术提供源头活水
开展基础研究是创新型企业引领技术变革的重要途径,20世纪的激光、晶体管、化纤材料等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都源自企业基础研究。随着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接近技术突破临界点,2023年或是迄今全世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最高的一年,仅美国企业投入就超过350亿美元,而部分发达国家企业在基础研究中的作用已与政府不相上下。我国企业尽管也是研发投入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以来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基础薄弱,研发活动高度依赖跨国公司建立的技术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越来越多的领先企业进入技术无人区,逐渐涌现出如华为通过数学基础研究取得通讯技术突破的成功案例。面对复杂国际形势,关键技术领域创新亟需立足本土基础研究体系,企业如何通过开展基础研究并取得创新突破,政府如何布局基础研究体系以引导企业参与,将是我国政府与企业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柳美君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
强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科研选题
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基础研究内容、方式和范畴发生改变,科研组织模式变得更加多元、开放和体系化。科技人才应从国家发展对基础研究的战略要求出发,聚焦前沿重大问题,实现从“在干什么”,“想干什么”向“该干什么”的转向。创新科研选题机制是促进体系化基础研究的重要方面。强化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科研探索,应建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选题机制,将以自由探索的纯基础研究与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相结合,支持科技人才承担高风险、非共识和颠覆性项目。在过去一年,我比较关注科技人才研究主题的演化。在未来,如何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中最紧迫的科技问题和世界前沿问题,引导科技人才找准科学问题,是我持续关注的重点。
孟庆峰
国家自然科学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与政策局发展战略处处长、研究员
加强基础研究,抓好应用基础研究
面对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关键技术的源头需要逐步转向以国内自主研发为主,这既是挑战,也是战略机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快速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但当前基础研究资助体系还不能很好适应基础研究开展。一方面,“跟跑—并跑—领跑”的科研思路,造成追逐国际前沿热点的被动局面,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兴产业被“卡脖子”势态。另一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的线性科研模式,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拆分为上下游,造成发表学术论文和探索未知世界与造福人类生活之间的脱节。我们要从科技强国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制定有力政策,抓好应用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资助效能,变基础研究投入为战略性投资。
汪雪锋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知识管理与数据分析实验室主任
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和资助机制,为体系化基础研究夯基蓄势
加强基础研究,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人才。纵观世界发展史和科学史,几乎所有影响世界的重大核心技术皆源自基础研究“从0到1”的原始创新,来源于培养造就大批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人才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结构不优、储备不强,无法有效支撑基础研究体系化和高质量发展。未来要进一步完善基础研究人才差异化评价机制,充分激发基础研究人才创新活力、提升创新效能;推动构建优秀青年人才长周期培养机制,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基础研究投入机制,为构建高质量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提供源头活水;要统筹遵循科学发展规律提出的前沿问题和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论问题,有效支撑国家战略需求与科技前沿突破,为尽快构筑起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夯基蓄势。
吴伟
浙江大学中国科教战略研究院科研主任、副研究员
破除学科壁垒是高校推进体系化基础研究的关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化背景下,新兴前沿技术大量涌现,新的应用场景不断落地,新的产业赛道即将迎来大爆发。基础研究是大学的传统优势,但当前面临着领军型科技企业、新兴研发机构等的严峻挑战,高校在“两条腿走路”中“以重大应用需求牵引的基础研究”的表现,是高校是否能继续扮演创新策源地角色的关键。面向国家重大创新需求和全球性重大创新挑战,大学尤其要革除学科间画地为牢的窠臼,推动学科集群化发展和协同创新的实现。高等教育学者应更加从需求导向、创新逻辑和知识生产的多重维度去研究院校发展的实践问题,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新的一年,相信会有一些极具创新性的院校改革举措落地,也会有一些院校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突破。
编者语
新年之际,邀请青年学人分享研究与思考,是三思派过去两年形成的一个新系列。今年继续。这个系列的每一篇文章,由一位召集人,邀请10位青年学者,围绕同一议题展开讨论。与过去两年相比,今年每一篇的议题更为聚焦。参与的每位青年学人在300字内,分享与议题相关的——自己过去一年的研究心得、自己最感兴趣的一个进展或者问题、在新一年的探索计划。期待青年学人精心打磨的300字,能够带来更多的思考、引发更多的讨论。
HELLO 202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
本文由“三思派”特邀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李寅副研究员牵头组织和编辑。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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