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中美在人工智能上的复杂关系

作者：李 峥（Li Zheng）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需要讨论各个时间维度及层面的不同风险，也需持续关注最重要的战略性风险，并引领应对此类风险的全球治理议程。

在旧金山中美元首峰会上，两国达成多项合作意向。其中，两国将推动人工智能的政府间对话机制，试图合作应对这一全人类共同关切。

作为一个科技领域的新议题，中美在人工智能上的对话有经验可以遵循，也面临具有全新特点的挑战。两国需要在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中找到均衡点，同时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明确方向。

中美在人工智能上既存在理念上的共识，也存在现实上的分歧。一方面，中美两国在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管控该领域的战略风险上有共同意愿。2023年11月，包括中美等28国、欧盟签署《布莱切利宣言》（Bletchley Declaration），确定了人工智能对全人类构成共同挑战的基本认知，并将推进后续治理议程。另一方面，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对中国施加单方面制裁，阻止中国获取美国最先进技术和设备。这些打压措施势必会影响双方对话和合作的氛围，造成误解和误判。

▲ 2023年11月1日，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吴朝晖出席了位于英国伦敦布莱奇利园举办的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

美国方面将这种复杂关系称为“既竞争又合作”，认为竞争因素不会影响合作关系，双方应当为更大的全人类利益排除干扰。在美方看来，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类似于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这两个议题上中美均曾存在激烈争论，但最终推动了务实合作。但是，人工智能与上述议题有一些显著差异，两国难以简单复制过往的经验和路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从短期看，人工智能还处于发展早期，风险和收益难以准确评估。当前，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仍在高速前进，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应用，可能成为各国科技研发的加速器。各国无法无视该技术蕴含的巨大潜在收益，不会接受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中落伍。在这一背景下，虽然人工智能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但与潜在收益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各国难以像对气候变化、网络犯罪一样接受有较强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这将让中美之间的合作缺乏来自第三方的压力。

从中期看，人工智能的发展更加多元、分散，更容易扩散。相比其他前沿技术，人工智能主要依靠开源技术生态，很多技术进步源于各国科学家合作及相互碰撞的结果。未来，这种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意味着相比国家和企业，由跨国技术精英组成群体将对该技术发展方向起关键性影响。这些非国家、非企业行为体的存在让治理变得更加复杂，对于风险的溯源将更加困难。仅依靠政府间合作及对企业端的治理不能确保该技术发展不会冲击公众利益。

从长期看，人工智能的战略风险更大，更具突发性。2023年12月，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发布了临时报告，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难以穷尽，将给人类社会带来全方位调整。一些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的最大风险是其失控、扩散并破坏人类社会。在此情况下，多数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信息生态都可能遭遇颠覆性破坏，所造成的损失无法评估。而且，人工智能的演化具有突发性，一些可能带来战略性风险的技术突破可能突如其来，超出各国监管机构的预料。此类战略性风险一旦发生，将让人工智能转变为人类社会的对立面，进而让人工智能带来的收益也瞬间归零。

中美人工智能领域对话与合作需要考虑这些新特征，并进行相应调整和应对。两国需要讨论各个时间维度及层面的不同风险，也需持续关注最重要的战略性风险，并引领应对此类风险的全球治理议程。美方需要正视人工智能的最主要风险并非来源于国家竞争，所谓的出口管制无法减少人工智能发生战略性风险的几率。美方不应剥夺任何一国发展人工智能的合理权利，也应避免因人工智能的全球技术生态分裂和脱钩，致使一些技术研发可能脱离监管和各国技术精英的关注。

中美在促进政府间对话的同时，更需要延续和扩大两国科技界、学界、智库等二轨渠道对人工智能相关议题的讨论。两国需促进科学界的研发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服务于向善的领域，给各国树立范例。

中美聚焦网｜中美交流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