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早年中国聋人 二个不同的社会经历：祖振纲（1926-2003）自传

2000年11月，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杨军辉博士（白衣）访问祖振纲夫妇。

译者说明：祖振纲先生于1926年在北京出生，1947-55年在美国聋人学校攻读，大学毕业后在星加坡聋校教书半年，然后在上海聋校工作至1988年退休。他是美国华盛顿高立德聋人大学首位中国留学生和首位华侨毕业生。（参阅：）此自传写于1990年，是祖振纲氏应美国友人Simon Carmel 博士（ 聋人魔术师、人类学教授）的请求而写成。Carmel 博士将自传副本送给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杨军辉博士。杨博士慷慨地和译者分享。

祖振纲氏在上海的同事反映说，祖氏的中文是小学程度。译者亦觉得祖氏的英文不很理想（他的大学毕业照片说明亦指出他发觉大学英语课程比想像中更困难），原因可能是祖氏的头脑发育像艺术家，专长于形像和颜色，不利于语文学习。

自传原文好些语句不可以直译。遇到这些语句，译者尽量揣测，以还原作者原意为鹄的。

（例如入学推荐信的原文是admission certificate. 同学向他借钱的收据原文亦是certificate. )

原件是英文打字，密密麻麻，共六页，其中段落和页码相当零乱。中译本经过了适当处理。

我第一次接触到祖振纲是在1981年左右，当时我在美孚石油公司位于华盛顿州西北角小镇Ferndale 的炼油厂工作，习惯周末驾车一百里南下西雅图玩。在西雅图结识好友Clyde Ketchum 夫妇。Clyde 夫妇没有孩子，Clyde 在西雅图报馆工作，生活宽裕，夫妇二人活跃于聋人社区。一天，Clyde 问我是否认识Tsu, 我答No. Clyde 说：他是高立德1952 届毕业生，比Tsu高三届。Tsu 妙人妙事多，其中之一是毕业前夕，Tsu 拿着一大叠借据去见学生事务长(Dean of Students), 是同学历年向Tsu借钱的证据。Tsu要求Dean帮忙收回借款。Dean[16]效率奇高，马上把学生群召来，告诫他们：若不还钱，不让毕业。

下一次接触祖氏是1994年九月底。

祖氏夫妇的女儿在美国某航空公司工作，拿到免费（或折扣）机票，让爸妈飞来华盛顿出席高立德校友回校活动日(Homecoming).

祖氏女儿打电话给当时的校友会秘书Donald O. Peterson (也是译者的化学教授)，Peterson 教授从机场接到祖氏夫妇，因为双方不熟悉，而且沟通困难（祖氏主要是美国聋人手语，即手指拼字），便把他们转移到住在不远处、当时的数学系系主任林法祥博士夫妇家。

林教授夫妇懂中文，但是在知道祖氏夫妇打算逗留一个月之后，便感到为难，因为林教授夫妇日间忙于工作，无暇款待一对老夫妇。林氏夫妇设宴邀请校友会晤祖氏夫妇，一方面招待访客，同时希望校友帮忙照顾祖氏夫妇。译者当晚见到祖氏，但是爱莫能助。祖氏夫妇后来得到来自上海的聋生许宏友和周方帮忙，解决了问题。

英文原作：祖振纲 中译：卢苍

1926年8月11日，我在北京出生。

我的祖籍是河南开封，但是我在不久前才初次去过。

三岁时，我在北京患上猩红热症，发高烧，成为完全听障语障。我听不到任何声音，不能说汉语和英语。

我现年64岁。

我是家中唯一的聋儿。先父专心研究聋人发音和手势有成，从小教我聋人发音[1]，使我童年时期可以说简单的汉语。

我家从北京迁居上海，先母教我书法，先父则用手势向我讲述中外名人故事，让我懂得听人的言行。

1953 International Club 袓振纲在大学第二级与国际学生摄。同学来自印度、瑞典、加拿大、丹麦

我初时在上海私立聋人小学上学。1935年，先母携我坐火车到南京，因为南京市立聋盲学校是当时全中国唯一的聋盲学校。我在该校念了三年[2]，直到1937年8月日本侵入上海为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拥有四百五十多年历史的卢沟桥。如果日本没有侵华，我可能成为优秀的书法家。

55年以来，我学不了聋人发音，但是我学到了一点汉语发音。

1937年秋天，我11岁，从五年级辍学，跟随父母经湖南衡阳、湖北武汉避难到四川省重庆市，直到1945年日本向盟国投降。

1939年抗日期间，我意外地在重庆山城的小镇碰到聋人老同学余仲宁（Yu Chong-Ling), 他是聋人，但是说话几乎像听人一样。他当时已经入读私立光义(Guang Yi)中学初中部，后来成为华西大学第一名聋生。他和他的健听爱人是华西同学，夫妇现在住在成都。（不久的将来，我将到成都第一次会晤余太太。）余仲宁的父母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前在美国去世。余帮助我进入光义六年级，1940年小学毕业。由于先父没有稳定的工作，家境贫寒，我交不起学费。余仲宁的父亲协助先父找到工作。

虽然中国当时没有聋人中学大学，我决心继续求学。

大约是1940年，我拿着好邻居写的介绍信，坐船到江田私立武昌美术学院，由于家贫，只念了一年，学习炭画和铅笔画。（武昌和汉口隔着长江相对，现称武汉。）

虽然教育部长陈立夫把入学推荐信寄到重庆给我，但是江田国立第九中学（非聋校）校长拒绝接纳我作为聋生入读。我受到这样严重的打击，极端失望，投身长江自尽。幸亏印尼华侨青年Lai Miao-Lin（当时是江田国立第九中学高三学生）看到，迅速下水把我救起，帶我回重庆家中，并跟我父母交谈。结果我们成为好友，直到1947年1月，我离沪赴美，到他在上海的高尚住宅区和他道别。

获救之后，我写信给教育部长，避提九中拒收一事，要求教育部重新发给推荐信。教育部重发了，我和先父带着信到位于北山（在重庆附近）山顶上的国立美术学院。虽然我的聋校同学Ping Mei Fang (方冰美) 当时在该院就读，但是院长Lu Zi Huang (本人是杰出的美术家)拒绝接受该信，不让我入读！

先父和我面对如此歧视，非常气愤。我从山顶上跃下自杀，先父把我抓着，二人跌到一棵大树上，才不致伤亡。

1951年，我亲自到陈立夫在纽约的家，告诉他江田的往事，他对那二个校长的行为愤愤不平，亦对我进入高立德大学念书感到高兴。陈立夫现年九十多岁，依然住在美国。[3]

我在重庆社会部工作。因为我是聋人，部里不公布我的职位。1942年，先母偶然告诉我，社会部副部长黄伯度[4]是她的远房亲戚，已经没有见面超过35年了。

知道了这个关系，我在部里接待处找到黄副部长家址，迳自去找他。敲门之后，他的女儿开门，突然以手势问我：”谁呀?” 我惊奇的发现，原来她也是聋哑人。那天我跟黄副部长谈了一个黄昏，结果，社会部部长谷正纲[5]亲自同意我到统计科第三组试工三个月。试用期满，我的独立工作能力给予谷部长深刻的印象，他亲自跟我面谈，此后我在该部正式工作四年，直到1946年秋天辞职为止。

除了在社会部工作之外，我还替罗斯福总统和戴高乐将军（当时在伦敦担任自由法兰西政府领袖）做了铅笔画像，送给位于重庆的美国和法国使馆的朋友。我又替史迪威将军做了铅笔画像，送到重庆的美军总部，得到他友善的接见。（我记不得史迪威将军的英文名字了。他在1944年左右去世，令我伤感。）

史迪威将军和蒋中正、宋美龄摄于重庆。

史迪威将军位于重庆渝中区嘉陵新路63号故居，现为史廸威博物馆。

重庆没有聋人小学。重庆聋人生活艰苦。

1942年，我在重庆创立了中华聋人协会和[6]聋人补习班。先父是顾问。每天下午五点，我（当时17岁）在社会部下班后便去替聋人补习数学。当时日本军机经常轰炸重庆。聋生不论贫富都来学习，学费免付。1945年，先母和我迁回南京，我的聋友继续替聋生补习。先父留居重庆。

1943年左右，我的聋人好友Li Wen-Bin 死于霍乱症。我们去探望他，他要求我留在病房多聊一阵。他本来想在七七事变之前从上海到美国，但是他的父亲要求他多等几年，因为他当时大概只有12岁。由于中日战争爆发，他不能如愿进入纽约聋校（别名Fanwood)。他鼓励我去美国，我承诺替他实现他的愿望。他于是把纽约聋校[7]的英文地址给我。

在重庆，我努力自修英文写作。

1945年，先母和我离开重庆，移居南京。（以前，我们从北京经上海到达重庆。）

同年，我写信给纽约聋校校长，他复信接受我入学，但是我必需自付费用。因此，社会部向行政院寄出公文，要求给我公费留学。隔了一阵，没有下文，我便亲自去行政院查询。政府官员的答复是＂缓后决定＂。我把事情告诉谷正纲部长，结果社会部决定给我$1500美元。谷部长又通知我，教育部批准我出洋。我写信给教育部，等了好久，没有回音，我于是亲自去教育部查询。意料不到教育部常务次长杭立武[8]居然亲自接见我，在办公室跟我笔谈，亲切询问我的教育背景。他的民主作风令我深为感动。他说他将和教育部长朱家骅[9]讨论，但是我等了很久没有下文。

我于是去重庆美国使馆找好朋友，他看到纽约聋校的入学通知书，赞成我去美国留学。他给我名片，鼓励我去找他的好友马歇尔将军助理Richard G. Hickey 上尉。我去马歇尔将军住地，高兴地会晤Richard, 尤其意外的是，马歇尔将军亲自接待我，跟我亲切交谈。我和马歇尔将军成为好友。我敬仰将军名闻世界的军事天才，体认到他是忠诚友善的伟人。他不幸早逝，是美国的损失。我有生之日，必定对他铭志不忘。

后来，教育部批给我一千美元补助。1946年，我从外交部拿到护照。

超过一年多的时间，我单人匹马，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

1945年，还在重庆社会部工作的我突然收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高立德聋人大学校长Leonard K. Elstad 来信，我感到非常惊讶，他怎会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和工作地址。但是对方的热诚深深的感动了我。

高立德大学校长 Leonard M. Elstad.

来源：高立德大学1953年鉴。

在1950年9月进入高立德大学之前，我完全不知道高立德是全世界唯一的聋人大学及其存在。（1864年，林肯总统批准成立该校，首任校长是Edward Gallaudet. Edward 父亲Thomas 于1812年在康涅狄格州哈德福市设立美国聋人学校。）

我从来没有在中国接受过中学和大学教育，因此我去找来自英国的挚友Norman C. Pateman[10]咨询。他建议我尽早学习英文，然后进入高立德，取消去纽约聋校的打算[11]。我马上同意，並打算写信回复Elstad 校长，但是Pateman 先生迅速地把我的复信打好。Elstad 校长回信同意。

一天，我在重庆南岸码头看到 Pateman 先生一副焦急的样子，原来他忘记带钱包，我连忙替他买了船票，我们二人一起坐着渡轮沿着长江到重庆。在船上，我看着他在纸上写字，十分惊讶的看到他居然能说能写流利的中文，像1986年3月我在高立德大学认识的史文汉（Wayne Smith)先生一样。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Pateman先生更加了解，成为挚友。我知道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他的朋友的建议，袭用他的名字，因此我的英文名字是Norman C.K. Tsu.

1943年，Norman 从重庆飞回英国，我们一直保持通讯。

如果我跟随住在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华裔聋人[12]一样成为美籍公民（挚友Richard G. Hickey 可作担保），我便可以环游世界，到英国会晤Pateman先生及其家人，在欧洲重逢聋人听人好友，回中国访问，等等。因为我只在美国居住了8年，我没有成为美籍公民。

1946年，我向南京社会部辞职。[原件页五]我到南京马歇尔将军住地，在接待处目击马歇尔将军把周恩来总理送上汽车。我向马歇尔将军辞行，他送给我一张照片，是他和太太（身穿中国旗袍）的合照。(1966年九月一日晚上，那张照片被抄走，让我非常痛心。)

马歇尓将军在延安。

马歇尔将军及夫人在庐山牯岭美庐，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避暑别墅。1946年夏。

辞别马歇尔将军，Richard 和我坐着美国吉普车去中国餐馆，和先母一起吃晚饭，我担任先母的英文翻译。然后我和Richard 握手告别。1952年暑假，我到内布拉斯加州哥伦布市探访Richard 的父母和亲友，然后坐火车经过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返回高立德。

1946年秋天，我和先母坐火车从南京抵达上海。由于美国海员罢工三个月，我等到1947年1月（当时我21岁）才坐上美国豪华邮轮从上海到旧金山。邮轮抵达旧金山， 美国国务院驻旧金山办事处的女高级官员上来找我。原来马歇尔将军打电报吩咐她来协助我办妥入境签证手续。我从旧金山经芝加哥抵达纽约White Plain 市，聋校的聋人体育教师驾车来接我。

在纽约聋校，我的亦师亦友Robert F. Panara 博士教我英语和文学，包括中国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和杜甫的作品。1950年，Panara 博士及其夫人Shirley 转到高立德任教。

1950年7月，我在纽约聋校毕业，修读了三年机械绘图和印刷术。可惜我失掉了纽约聋校的毕业文凭。

1950年9月，我入读高立德，可惜该校没有机械工程课程，但是我兴奋的见到Elstad 校长和Panara 博士夫妇。

现存高立德大学档案祖振纲卡片。

祖振纲大学毕业照片，1955。

我在美国半工半读，高立德和纽约聋校都发给我奖学金。大约是1952年，我突然收到耶鲁大学来信，问我需要多少美元。我很奇怪、耶鲁怎会知道我的英文名字和高立德的地址。我回信耶鲁致谢，说需要二百元。岂料耶鲁寄来五百元的支票。我对耶鲁大学的慷慨深为感动。

此外，1948年，我在纽约聋校就读期间，突然收到Ralph P. DeVault 太太的来信，夹着五百美元支票。她不认识我，却对我这样友好，我感激涕零，复信致谢。她住在加州洛杉矶郊外马利宝市。后来，DeVault先生写信通知我，DeVault 太太去世了。1953年8月，我高兴的去马利宝市探望DeVault先生及其幼子George,并到DeVault 太太坟前致哀。DeVault先生在1963年去世，享年九十多岁。美国人民的友爱精神深深的感染了我，使我刻骨铭记。

左：1951 预科生祖振纲与国际学生合摄。同学来自加拿大、泰国、以色列、丹麦、瑞典、约旦。

右：高立德大学校园雕像

1986年3月，我高兴的重访高立德和Fanwood 二间母校。我的美国义父McCallum 先生（现年86岁，住在Tucson, Arizona, 健康欠佳）[13]支付我从上海到美国的来回机票和旅费。

1987年8月，高立德给我补发纪念性的毕业证书。

马歇尔将军和理查德于1947年离开南京回美，我一直保持和他们通讯，直到1955年10月、我离开旧金山到星加坡为止。

1955年，星加坡华侨聋校聘我担任副校长，为期六个月。

1956年7月，我从星加坡抵达香港，很兴奋的在深圳罗湖桥和先母重聚。我们上次离别是在1947年1月。

此刻，我决定放弃在美国的女友和海外的富裕物质生活，以及向高立德同学Frank Lofton追讨五百美元欠债，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跟随先母，于1956年8月抵达北京。1957年1月，我在重庆和91岁老父重逢。

1957年3月，先母和我离开重庆，返回上海。先父稍后亦移居上海。双亲陆续仙逝，令我悲伤。我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聋人知识分子。

1957年3月开始，我在上海青年聋人技术学校教授机械绘图，直至1966年6月文革开场，我的教职突然被终止。

1957年3月，我开始教书，学校的聋人党委领导通知我，月薪和津贴提高15%。

1959年，校方开设金工和木模班。这二班跟机械绘图密切相关。我担任金工、木模和机械绘图教师直至1966年6月。（有些木工学生成绩优良，被推荐选修木模课，直到毕业。）

1966年九月一日晚上，一个极左同事率领＂红卫兵＂（技术学校的聋生）来抄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高立德1950-1955年鉴，Frank Lofton 的借据英文原件，等等。不久，我表面上被＂解放＂，恢复了一点自由。

1967年，学校从闸北区柳营路[14]（我家距学校不远）搬迁到市郊徐汇区。

然而，我遭受残酷斗争，直到1968年落实工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队伍（工宣队）政策才中止。＂红卫兵＂把我的脑袋多次猛力撞向墙壁，伤害了我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我被残酷批斗的主要原因是我拒绝签字承认自己是＂美帝特务＂和＂臭老九＂。

1985年2月25日，我从上海第一聋人小学返回上海青年聋人技术学校任教。（青技于1970年2月取消，1973年恢复！）1986年9月，我开始重新教授机械绘图。

1986年5月29日晚上8:30， 我（在美国度假后）从旧金山经东京飞返上海。（1955年11月，我在东京和日本二个城市观光。）

1988年10月5日，我被要求退休。

我是首位在高立德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也是美国聋人大学首位华侨毕业生。

我任教机械绘图长达31年3月（包括1966-76十年动乱，直到1986年9月，我停止机械绘图教学22年），在中国没有另一聋教师可以和我比拟[15]。

1.作者大事记：

1935 上海到南京

1937秋 南京到重庆

1945 重庆到南京

1946秋 南京到滬

1947年1月 离滬赴美

1947 入读纽约聋校

1950 入读高立德

1955 高立德毕业

1955年10月，离开旧金山到星加坡。

1955年11月，在日本观光。

1955年12月30日，从旧金山乘船经台湾和香港抵达星加坡。（原文是1956。）

（＂星加坡华侨聋校聘我担任付校长，为期六个月。＂）

1956年7月，从星加坡抵达香港。

1956年8月抵达北京。

1957年1月，在重庆和91岁老父重逢。

1957年3月，离开重庆返沪，开始教书。

1986年3月，重访高立德和纽约聋校。

1986/5/29晚上8:30， 从旧金山经东京飞抵上海。

1988/10/5， 退休。

1994年10月，出席高立德Homecoming.

2.注释：

[1] ”聋人发音”的正确译法待确认。

[2] 应该是二年。或者把1935年改为1934。

[3] 陈立夫于2001年2月病逝台中，享年一百岁。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作者居然找到陈立夫在纽约的寓所，奇迹也。

[4] 黄伯度（1891-1970）安徽舒城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并参加同盟会。曾任太湖、贵池两县知事。1936 年任驻日使馆一等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赈济委员会委员长、常委。1941年调任社会部常务次长。后去台湾。

[5] 谷正纲 (1902-1993), 贵州安顺人。政治人物。

[6] 原文页3，4 的手写页码错误。页4应该是页3。

[7] 祖氏数度提及Fanwood，即位于纽约White Plain 的聋校（1817年创立）。https://www.nysd.net/about.html

[8] 杭立武 (1903-1991)，浙江省杭州人。教育家、政治学家、政治家、外交家、社会活动家。

[9] 朱家骅 (1893-1963)，浙江湖州吴兴县人。教育家、地质学家、政治家。曾任行政院院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和代理院长。

[10] Norman C. Pateman 贝德仁牧师，是英国基督教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established by Hudson Taylor 戴德生)派到四川的传教士。

[11] 1948年，祖振纲入读纽约聋校。

[12] 内布拉斯加州的确拥有数目可观的听障人口，但是译者目前找不到当地华裔听障者的材料。

[13] Charles Ray McCallum, 1922-2007. 他怎样和祖振纲建立关系，不详。

[14] 今虹口区柳营路。

[15] 祖氏替自己定位大致上不错。上海聋人夏绍芳比祖氏更早留学美国，也是学习机械绘图；分别是夏绍芳没有成为聋校教师，亦似乎没有和上海聋人来往。参阅《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聋人夏绍芳》。

[16] 该Dean是Richard M. Phillips. 1975年夏天，他到日本访问，路经香港，接受记者访问，我读到了，知道高立德的存在，在中环雪厂街美国图书馆查到地址，写信去申请，翌年秋天成功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