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自我毁灭之路：崩溃的战时经济

滇缅公路被重新打通的时刻。

毁灭性的战争

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在八年的时间里，鬼子们造成的死亡、破坏和损失达到不可估量的程度——任何人都无法在战后计算出中国所遭受的全部破坏。

不少于2000-3000万人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国民党政府刚刚开始的现代化建设进程被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1927年-1937年建造的公路和工厂都被破坏殆尽，几乎所有的铁路支线也荡然无存；广州的珠三角地区30%的基础设施被毁；上海52%的基础建设被破坏，而南京80%的城区被化为灰烬。

最为凄惨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12月中旬到1938年的2月，南京沦陷后，高达30余万名的中国人，被兽人们用尽各种最惨无人道的方法杀害：活埋、开膛剖腹、斩首、将婴儿活活刺穿、强奸等等，不一而足。

鬼子占领上海后，在街头检查缴获的我军坦克。

鬼子们打算通过大屠杀的暴行来恐吓中国人民，让我们放弃抵抗，最终却成功地激发了中国百姓的同仇敌忾之心，中国人民更加支持抗战到底。

南京大屠杀消息传遍全国之后，数以千万计的难民抢在日军推进之前展开大逃亡。许多人逃难的动机，就是宁可流亡也不愿意处于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虽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打算组织人们进行有序的撤离，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工厂、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以及军队的转移上，数百万的普通民众根本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他们被迫逃离被日军侵占、轰炸和掠夺的城市与乡村。他们向西跋涉，试图到未被占领的省份去寻找住所和工作。在战争期间，包括长沙、桂林和徐州在内的许多城市，基本上全城人口都逃光了。大量的来自上海、广州、南京、汉口等被占领和被蹂躏城市的人们加入了沿着道路和河堤向西逃难的混乱人群之中。

同时，数以千计的货轮、渔船、牛车、手推车载着各种物资，从大学的藏书到大型机械工 具，也在向着广西、云南、重庆等大后方疏散。数千箱原来从北平抢运到南京的故宫文物，也用同样的方式被送往大西南。

工厂机器、政府文件、大学图书馆馆藏、医院设备、军工厂以及办公室的设备都装箱用扁担挑走，或者装在舢板上逆流而上，由那些纤夫一步一步通过翻山越岭，从没有路的江岸拉过去。

豫湘桂战役期间，满载难民的火车。

一些满载着工厂设备的帆船沉没在了波涛汹涌的长江里，但是人们设法打捞出这些设备，重新包装后继续送往后方，有些工厂设备在路上被运送了一年多，然后才得以在新的厂址上安装复工。

沿着长江两岸的峭壁上，被迁移的巨大人流和手推车塞得满满当当的，这条由数百万人组成的望不到头的人流，缓慢而坚决地走入中国的内地，人们把能够带上的所有家当——篮子、麻袋、衣服、鸡、羊、牛等等等等都扛在肩上，拴在车上，和不计其数的士兵们一起，在漫天的尘土中，一步步走向远方。

一座座工厂就是这样被迁移到了内地，然后逐步复工，重新开始运转。尽管工厂可以重建，但是工业原料和原有的产业链却没法无中生有，而更为关键的是，国民党政府原有的整体经济结构被战争彻底摧毁了。

无法复制的产业链和收入体系

政治、经济、战争从来都是相互关联，互相作用的，尤其是在全面战争时期，支持战争得以继续进行的最直接因素就是战时的经济体系。而国民党政府之所以在抗战中后期，军队战斗力和战场表现每况愈下，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它的战时经济已经濒于崩溃。

在果粉津津乐道的“黄金十年”时期，国民党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全国，而且因为美国的背后支持，国民党政府在“华盛顿协议”体系中，还是沾了不少的光的，在这一时期，通过逐步回收关税和出口贸易，当然，还有欧美的各种贷款扶持，国民党政府的年收入出现了正向的增长。

集会的民众

而因为我党的错误决策，导致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了江西根据地，开始了长征。这一结果，也意味着国民党政府终于可以将大量的财政收入，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军队改建方面了。（注1）

有限的时间和金钱，肯定是无法顾及全国范围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更何况，当时的中华民国，仍旧是个四分五裂，各地“省政府”实质性割据的拼盘。国民党政府的资金，肯定是要优先投入自己的基本盘——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了，而江西因为1934年前有相当部分地区属于革命根据地，所以，蒋介石政权是不会向那里进行大量投资的。

到抗战全面爆发前，通过种种手段，国民党政府相继取得了河北、湖北、贵州、福建和广东五省的控制权，其中河北省只能说是有部分影响力，因为鬼子的大部队就驻扎在那里虎视眈眈。

也就是说，在抗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政府的实际控制地区，只有不到9个省的地盘，他们的大部分工业设施和基础配套设施，也全部都在这几个沿海省份，结果，战争一爆发，最先丢掉的，恰恰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基本盘。

和“发达”的沿海地区相比，中国的内陆地区如同另外一个世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地方政府的管理深度而言，仍旧和“我大清”相差无几：

那里几乎和现代化绝缘，虽然国土面积占到了中国的3/4，但是却只有4%的总发电量和6%的工厂分布。不仅如此，国民党政府直到1934年，才开始逐步整饬国防，修建各战略地点的要塞，并开始扩充军工产能。

难民之家收容的孤儿。

而现代战争中颇为重要的交通线建设和通讯网的建设，也才刚刚启动，这也意味着，直到战争全面爆发，东南、西南、西北各省之间的交通线和通讯网，尤其是供协同作战时的各省之间的长途电话线路，中国都是极为欠缺的。

而直接关系到战争潜力的经济摸底和计划准备，国民党政府也就是仅有个计划而已。要知道，现代战争是一个举国体系之间的对抗，而取胜的唯一之道，就是要彻底消灭对方的持续战争能力。

国民党政府在10年间建立的各类工厂，基本上都集中在了来料加工的轻工业方面，重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建设，这也是为什么国民政府的综合工业实力反倒不如“洋务运动”后的满清政府的原因。

为了更快的见效，来料加工和半成品组装，无疑是个捷径，为此，地处沿海地带的国民党实际控制区也拥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出口原材料，进口各类半成品和成品，国民政府打造出了自己的所谓“工业体系”。

在后方的兵工厂里，正在生产大口径子弹的工人们。

估计读者朋友们心里都和明镜一样了：国民政府的工业菁华，居然全部都部署在了沿海地带和主要交通线的沿线——这恰恰就是鬼子最先进攻的地方。

如果强调客观原因的话，国民政府的这种布局也纯属无奈——统一时间不长，地盘有限，导致建设的时间短，投入少；而国际国内环境又不允许他们做长期计划，更何况，就凭国民党政府那内斗不休，对民间基本为零的掌控力度，他们也同样无法做到像苏联和后来新中国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搞个“三年计划”、“五年计划”，从而为工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到了最后，就搞成了1937年时的这副草台班子模样，看似工业发达，却基本上都是些个轻工业和加工工业；现代基础重工业举步维艰；在部署上既没有战略纵深，也没有撤退计划；就连军事方面的准备，也是计划多于落实，光有战略而无战术计划。

因为缺乏运转良好的基础设施体系支持，转移到后方的工厂产能受到了有限的能源、原料的极大限制；而这也成为了恶性循环：

因为物资紧缺，前线作战的官兵习惯于囤积物资以备日后使用，尤其是那些珍贵的燃料和火炮——“中国人舍不得使用他们的物资。（因为）如果他们用了这些东西，他们就可能丢掉这些东西，那没有了这些物资，后面的战争他们该怎么办？”（注2）

也正因为对于国外物资和原料的高度依赖，鬼子在第二阶段作战中，除了打算大量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外，它们还致力于彻底封锁中国，使其陷入孤立无援的地步。

准备飞越驼峰航线的运输机。

从1939年开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被彻底孤立的国民政府唯一的海外物资生命线，就是滇缅公路，生长于新时代的我们，永远都无法切身体会到当时这条公路对于国民政府的重要性，为了保护公路的畅通，蒋介石不惜将自己最为珍贵的第5军投入了缅甸战场。

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缅甸战场，英国人狼狈逃回印度，中国远征军损失惨重，滇缅公路也被切断。为了让中国继续发挥牵制日军的作用，美国人付出重大代价，开通了“驼峰航线”，一方面将“租借法案”的援助物资运入中国，一方面将中国的出口物资运到印度。

但是大西南毕竟不是东南沿海，这里的经济支柱产业是农业，而且，在四川和云南，当地的“省主席”们唯恐失去他们长期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独裁统治，因此，他们用尽一切手段来反对来自国民政府的干预和竞争。（注3）

而整体撤退到内地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在战争初期上损失了过多的嫡系部队，导致中央军和地方武装之间的力量对比已经失衡，因此，蒋介石将所有的物资优先用于恢复中央军的实力，多余的物资则是储存起来，用于日后和共产党作战。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国民党人犯下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也逐渐动摇了他们统治的根基。正如前文所述，国民党原来的主要统治基础和收入来源是沿海经济发达的城市地区（关税、盐税和工业税），他们原来可以完全忽视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光靠城市中的收入就能够养活国民政府和军队了。

同样，国民党的军队的战术和战斗方式，也是从西方学来的那套正统的正面作战技术，没有撤退到内地前，这支军队可以很方便地从华东地区的兵工厂和外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武器装备。

云南的老百姓和美军官兵

而撤退到重庆后，一切都截然相反了，政府的收入陡然下降了60%，一切的资源征收都要从农村来获取，而国民政府对于内地的省政府、乡绅地主和城市里市民的控制力，却是极为薄弱的。

对于底层薄弱的控制力，导致国民政府无法开发出新的收入来源，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各项开支，他们选择了最无脑和后患无穷的赤字财政——通货膨胀就此一发不可收拾。

起初价格的上升还比较温和，在战争的第一个年头里只增长了 40%，但是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价格每年都以一倍以上的速度上涨。随后，通货膨胀率再次激增，从1945年1月到8月，仅仅7个月的时间里，价格就上涨了251%——距离法币变成废纸也为期不远了。

这个结果是灾难性的，整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衰败下来，军队丧失了战斗力和战斗意志，腐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绝大多数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越来越难以忍受可怕的贫困和煎熬。

无解的死结

这种困境，难道彻底无解吗？其实，在延安的共产党人已经提供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到人民中间去，唤醒并发动群众，主动进行游击战，发展小型的工业生产，并跟随着战争的进展而逐步壮大。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是独到而睿智的，任何政权，如果想要从农村获取粮食、资金和人力来源——而这恰恰是抗战时期的主要获取渠道——它就必须推行这样的一种制度，既可以从农村获得最大限度的资源，还能够保持广大劳动人民的好感和支持。

这种亲民且务实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无关，而和执政党的意志和决心有关，国民党政权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这个政权的腐朽反动特性决定了，他们根本不愿意放弃手中的半点权力，推行以民众为基础的运动，在这些高度僵化的官僚们看来，所有类似的行为，都是共产党那套。

最终，国民党政权仍旧坚持了原来的统治方式，采取事实上的“皇权不下乡”的模式，继续通过那些腐败、无能的地方权贵、土豪劣绅来治理广大农村，而国民政府，继续保持着自己庞大臃肿的机构，依靠不断增发货币来维系政府运行。

加尔各答港，当地工人在用驳船转运战斗机。

而在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本来可以学习共产党的做法，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来牵制鬼子大部队，进而控制全局，围困敌人占据的城市和交通线，使其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但是游击战需要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其实就要求政府能够约束部队，改善军纪，而且还要能够推行让百姓认可的经济和管理制度。也只有这样，老百姓才会自发地支持军队，积极地为最后胜利做出贡献。

而所有这些前置要求，国民党政府通通做不到。所以，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和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结果天差地远：

共产党军队在抗战初仅有四万多人，通 过长期的敌后游击战，共产党军队在抗战结束时发展到了一百多万正规军和约二百万民兵。国民党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的军队数量鼎盛时期高达到一百万人，但后来却不断遭到失败，先后丢失了中条山、河北、山东等重要抗日根据地，大批军队投敌后当了伪军。

蒋介石的统治思维其实还是满清皇帝那一套，在他看来，政治就是统治阶层中的斗争和平衡，他从来没有意识到，现代化的强国，都是能够成功动员自己绝大部分民众的。

国民党政权从来都无法动员并依靠广袤而贫穷的中国内陆，来进行一场漫长的战争；而共产党人，却在他们的根据地里用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注1：读者朋友们，为什么国民党政府的全面征兵制度，60个“德械师”的改造计划是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开始实施的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此。红军没有被击败前，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用在了“剿匪”方面，哪有余粮去做什么经济建设啊。

注2：从1941年3月—1945年6月，中国的兵工厂在得到了美国供应的军事物资支援后，共造出了263000支步枪、44000挺机关枪，10000门迫击炮、1600万枚手榴弹和61000万发各种口径的子弹。

这些武器弹药，相当部分被蒋介石储备起来。剩下的，除了手榴弹外，考虑到国军部队人数之多，战场上损失之惨重，也只能算是部分补充了。

注:3：四川的刘湘于1938年1月去世，他的继任者是潘文华、刘文辉、邓锡侯等实权“诸侯”，其中的杨森倒是忠于国民政府；而云南的龙云，虽然是国民党政权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却一直小心翼翼地和中央保持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