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四大“阳谋”，至今仍无人破解，你知道几个呢？

前言：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乏智慧过人的谋士，他们擅长布局，善于设计难破的谋略，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莫过于那些“阳谋”。

阳谋不同于隐秘进行的阴谋，它往往将计策明示，却仍让敌人束手无策。一旦发动，敌人即便洞悉全貌也无可避免。

那么历史上著名的“阳谋”都有哪几个呢？这些“阳谋”又是如何解决的？

围魏救赵

公元前354年，齐国的田忌与军师孙膑率兵前往救援被魏国军队围困的赵国都城邯郸。

田忌希望直接直取邯郸与魏军决战，但孙膑提出了另一个计策——放弃救援邯郸，转而出其不意攻取魏国国都大梁，迫使魏军解围回援。

孙膑认为，魏国全力攻打赵国，国都防务必然空虚。

攻取大梁就可以迫使魏军回师，解除对邯郸的威胁，之后设伏击败回援的魏军，便可轻松达成救援的目的。

起初田忌对这个计策有所顾虑，但还是同意执行。齐军佯攻大梁，魏将庞涓果然在得到国都危急的消息后，放弃邯郸带兵南返。

尽管他明知路上有埋伏，还是决定冒险回援，最终齐军如愿以偿，在桂陵大败回撤的魏军，庞涓也因此阵亡，这就是著名的“围魏救赵”。

孙膑正确判断了庞涓必定会放弃邯郸回师救援大梁，因为这既是魏王的命令，也是保住官职和命的必然选择。

庞涓不能拿邯郸和自己的前途冒险，孙膑深谙人心，让魏军陷入了一个无法抉择的两难境地，最终达成了围点打援的战略目标。

事实上，这场战役的胜利运气成分极大，局势对齐国也非常不利。

孙膑的计策其实冒了很大的风险，攻取大梁的行动极其冒险，一旦失败，齐军势必陷入重围，全军覆灭也是可能的。

即便佯攻成功，庞涓也未必会中计回援，他大可以放弃大梁，全力围攻邯郸，齐国面临赵国灭亡的风险。

其次，这场围魏救赵对齐国的实际损失是巨大的，齐军在零救援的情况下，主动出击是一个极不明智的选择。

大量人力、物力在这场战役中消耗殆尽，而赵国也并未因此脱离险境，魏军很快会卷土重来。

这场胜利对魏国的损害其实很有限，庞涓失败归咎于轻敌，并不会动摇魏国的实力，邯郸之围也会继续展开，齐国胜之不武，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胜利往往建立在风险之上，需要审时度势，量力而行。

汉武帝“空手套白狼”——推恩令

汉朝经历几代帝王的积累，中央权力已经逐渐增强。但诸侯王国势力依然强大，甚至超过中央政府，历代君主都在寻求有效的办法削弱诸侯，这成为当时的难题。

汉景帝时，谋士晁错主张用武力镇压，结果引发七国之乱，反而让诸侯王趁机扩张势力。汉武帝意识到不能贸然用武力，必须另辟蹊径。

当时有位谋臣主父偃，他向汉武帝献计，建议颁布一道推恩令。这道诏书规定，允许诸侯王在有生之年，自愿将部分领地及财产分给庶子们。

庶子获得封地后，需要自降为候，不再是王，并接受中央政府的管理。

此举看似仁义，实则企图分化瓦解诸侯势力，它打破了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的古法，庶子也享有同等待遇。

推恩令一出，诸侯王庶子们欣喜异常，他们只要眼看有机会分得利益，就使出浑身解数讨好父王，甚至连合几人，联手对付嫡长兄。

诸侯王明知有诈，但在绝对力量面前也只能硬着头皮顺应，他们可以给自己喜欢的儿子或小妾所生子嗣多分些好处，免得推恩令后这些人翻脸无情。

推恩令巧妙利用人性之贪婪，激发兄弟阋墙，庶子成为中央的帮凶，中央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庶子们的协助监督执行。

随着推恩令逐步推行，诸侯领地被切割得越来越小，分散了权力，没了气候。即使心存异心，也无力反抗，这阳谋最高明之处，是用他人财富收买他人，还让对方感激涕零。

推恩令制造庶子与兄长、诸侯的矛盾，化解中央与诸侯对立，让诸侯内讧自取灭亡。一个小套一个，领地越分越少，家国越来越弱。

武帝经此高超谋略，不动武力，就削弱诸侯，收缴其土地，完成对帝国的掌控，为汉朝盛世打下基础，可谓“空手套白狼”，极尽妙计，终于破解了“削藩”难题。

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各路英雄纷纷起兵夺权，中原地区战乱不断。在这混乱的年代，有一人脱颖而出，那就是曹操。

曹操起初也只是一介布衣，后来凭借其过人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逐渐崛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

曹操得以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支撑，就是他成功地得到了当时已被挟持的汉献帝刘协。

当时汉献帝已经失去实权，被各路军阀掳掠来去，可他作为汉室正朔的象征，仍然具有极高的正统性和号召力。

曹操意识到这一点，故此决定迎接汉献帝到许昌，对他礼遇有加，这一举动，被后人称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

确实，曹操得到汉献帝后，便以皇帝的名义发布敕令，要求天下诸侯归顺。这样，曹操的所作所为便具有了正当性的外衣，大大提升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是，仅仅把这称为“挟持”汉献帝，似乎过于片面和肤浅。

事实上，当时的汉室衰微但仍有余威，汉献帝也心存恩情，两者之间存在互利共生的关系。曹操既得汉室正统支持，又尊重并供养汉献帝，可谓双赢局面。

再者，曹操高超的政治手腕，也使这一计策实现得天衣无缝。他先敕封最大诸侯袁绍为太尉，让袁绍默认汉献帝地位，然后以此为突破口拉拢人心。

曹操还善用汉室旧资，使自己实力大增。

曹操“挟天子”的阳谋，不应被简单化为蛮横挟持，而应看作新兴势力与旧王朝的一次精妙结合。

正是曹操的政治智慧，使这一历史机遇转化为现实，从而开启其称霸之路，这种新的解读视角，让我们对曹操与汉献帝的关系有更立体和全面的认识。

当时的形势对两者来说可谓千载难逢的机遇，曹操迫切需要汉室的正统性来积聚力量，而汉室也需要实力雄厚的曹操来振兴家业。

曹操意识到，汉室正统性的力量远超想象，它能够为自己的行动提供最有力的正当性依据。于是他决心迎驾汉献帝，一举获得天下共主的合法地位。

汉献帝也清醒地认识到，想要重振汉室，单靠旧部臣子是不可行的，必须依附一个实力强大的新势力，曹操正好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汉献帝也欣然接受迁都许昌的建议，两者一拍即合，共谋大业。

曹操得到汉献帝后，立即采取行动，他派使者巡行天下，宣扬汉室已经东迁许昌，要求各地效忠。

同时，他又慎重地笼络人心，先封赏袁绍为太尉，表达自己助兴汉室的诚意，众人见汉室正统尚在，纷纷抱持观望态度。

曹操也未辜负汉献帝的期待，供给他优渥的衣食住行，恢复汉室旧制，他还尊汉献帝为至高君主，一切大事都要汉献帝批准，以示自己臣服汉室。

可以说两者是利益共同体，而非单纯的利用关系。

二桃杀三士

从古至今，追逐利益与地位往往导致人性扭曲，春秋时期的清国，有“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三位功勋卓著的战将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性格直爽，不屑于政治斗争，然而他们也无法抵挡来自权力的诱惑。

有一日，国君景公要赏赠三人桃子，却只有两颗，于是命他们说出自己的功劳，最出色者可得桃子，结果三人争论不休，古冶子甚至拔剑相向。

公孙接和田开疆听后自惭形秽，竟然自杀谢罪，古冶子见二人死去，自己的举动也感到羞耻，随后亦自尽身亡。

景公用两颗桃子，就导致三位忠诚的战将丧命，可以说是极其残酷与不仁的作为，这出自谋臣晏子之计，他故意制造矛盾，让三人自相残杀。

“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揭示了权力与利益能轻易牵动人性的阴暗面。人在利益面前，往往可以背弃道德和良知，甚至不惜灭绝同僚。

景公和晏子的所作所为，虽一时成功，却为国家积下祸患，为后世警示，不可重智轻仁，不可为获取利益而牺牲同伴。

然而，我们不应过分苛责三位战将，因为他们也具有人之常情。公孙接、田开疆和古冶子本是手足之情，结拜为兄弟，多次并肩作战。

他们本不应因为两颗桃子而自相残杀，景公刻意制造这一局面，目的就是考验三人的人性和道德底线。

三位战将对功勋和桃子的争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现实。在封建制下，臣民对君王言听计从，君王的恩赐代表荣耀和地位。

哪怕只是两颗桃子，也会牵动人心，成为权力象征，三人本能地争夺，也难以完全责怪。

然而，古冶子在激愤之余，还能思考后果并自责自杀，显示出他们的气节与骨干，他们选择自杀，既是对景公阳谋的不满，也是对自己人性缺失的反省。

我们不可轻视生命，也不可背离道义原则，我们应当珍惜手足之情，团结互助，这比任何外在荣誉都宝贵。

笔者认为

阳谋虽然光明正大，但往往最难防备。正如历史上的四大无解阳谋，利用了人性弱点和权力关系，使阴谋得逞。

这四大阳谋之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制定者强大的实力基础。当今社会看似平等，实则暗流涌动。我们面对的或许不是单纯的阳谋，而是难以抵御的强权与阴谋的合璧。

在这个遍地阳谋的世界，我们要保持独立思考，也要学会团结互助。因为最终，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我们能依靠的，只有守望相助的正义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