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那场震惊中外的“秘密大营救”原来是这支抗日队伍的功劳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随即爆发。同一天，日军大举进攻香港，并于12月25日占领了香港。香港沦陷后，日军立即对香港实行严密的封锁。日本军队和特务像鹰犬一样，四处搜捕上了黑名单的“抗日分子”，香港笼罩着一片恐怖的阴云。

但是，那些经常在香港抛头露面的“抗日分子”，不久却在日军的眼皮底下神秘地“失踪”了。很快，那些人又安然地出现在内地的抗日大后方。这就是人们久久传颂的香港“秘密大营救”行动。在这次大营救中被救出来的数百人中，大多数人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因而又称之为“抢救文化人”。

这次轰动中外、充满了传奇色彩的秘密大营救，堪称为历史上的一大奇迹。大营救行动的指挥者和实施者不是别的人，正是中共中央、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

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香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从北到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而由英国统治的香港，因英日两国之间仍未开战，暂时还未波及战火。中国共产党经香港当局同意，在香港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接受并转送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捐款及抗日物资，组织安排香港和海外人士回国参加抗日。于是，香港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战时对外联系的窗口和主要通道。

邹韬奋赠给总队领导人曾生的题词。

抗战开始以后，由于北平、上海等内地许多中心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撤至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文化活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支援内地的抗日战争。国民党顽固派对这些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种种迫害，他们在内地已难以立足。在党的领导人周恩来等人的安排下，一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先后从上海、武汉、重庆、广州、桂林、昆明等地，辗转来到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为精英荟萃，群贤毕集之地。

然而，由于日军进攻香港，战事发生突然，当香港沦陷时，被困在香港的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多达300多人。他们中有著名的学者、教授、作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等等。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范长江、胡风、夏衍、梅兰芳、千家驹、高士其等名列其中。

广东党组织部署实施营救计划

在香港即将沦陷之时，中共中央对香港方面的情况就予以热切的关注，周恩来立即给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下达了紧急命令：要尽—切努力，要不惜任何代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困留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爱国抗日人士和国际友人营救出来。

这是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接到任务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东江抗日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立即召集会议，紧急动员起来，决定以最快速度，抢在日军实施逮捕之前做好抢救工作，并立即将他们护送到东江游击区，然后转往大后方。

党组织对营救工作作了周密部署：一是确定营救对象，并尽快与他们取得联系；二是确定分陆路（东线）、水路（西线）撤退；三是撤退路线分段、分区，从港岛地区，到九龙、宝安、惠州、老隆、韶关，沿途均设立秘密接待站。沿途党组织和游击队还作了详细分工，批定专人负责，确保万无一失。

党组织安排被日军点了名的和在港影响较大的抢救重点对象从水路（西线）撤离香港。这批人有：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廖梦醒、金仲华、千家驹、夏衍、范长江、郁风等。他们由党组织联系好船只，从香港乘船到澳门，然后由在澳门任镜湖医院院长的中共党员柯麟安排，经中山、江门，安全转移到广西桂林等地。从西线撤离脱险的，共有数十人之多。而何香凝、柳亚子等，则由党组织找到可靠的民船，从海上安全撤至海丰。

因为船只不够，加上日军对海上实行严密封锁，全部人员不可能全由水路撤退，所以大部分营救对象必须从陆路撤走。他们先由武工队员护送，分批从港岛秘密渡海，安排到设在九龙的秘密交通站。从九龙撤往惠州又分为两条线：一是从西贡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上洞或鲨鱼涌登陆后步行到惠州；二是从九龙经青山道、荃湾、大帽山、元朗，渡过深圳河进入宝安，然后转往惠州。大部分人均是从这条路线脱险的。

这天早晨，宵禁刚刚解除，第一批从九龙撤退的茅盾、邹韬奋等20多人化装成难民，离开九龙市区。他们绕过敌人的岗哨，混入大街上难民的人流。到达荃湾时，他们离开逃难的人群，按预定路线翻过香港最高的大帽山，经锦田到达新界元朗。随后，游击队又对当地伪乡公所软硬兼施，那些人只好瞒着日本人，乖乖为游击队办好通行证，以“香港商人”之名将他们送出敌占区，安全到达宝安，进入东江游击队根据地。接着，游击队又辗转经老隆、韶关，将他们护送到大后方各地。

从这以后，几乎每天都有一批文化人和爱国人士从香港经过这条秘密通道进入东江游击队地区。这些经东江游击队抢救出来而得以脱险的文化人及民主人士，除上文提及的以外，主要的还有胡绳、张铁生、周钢鸣、黎澍、张友渔、萨空了、乔冠华、戈宝权、沈志远、端木蕻良、于伶、凤子、丁聪、叶浅予、廖沫沙、高士其、梁漱溟等。被营救出来的人员及其家属，总共有数百人。

几经周折，几经辗转，困留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全都安然脱险。当日本人以“内山完造”的名义在香港各报广而告之，“请”茅盾、邹韬奋等共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时，被点名者却杳无音信。这时，日本人发现这些人早已人去楼空。

营救出一批包括国际友人在内的滞港各界人士

广东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成功抢救出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全力抢救滞留在港的国民党人员及英国等盟国友人。

国民政府驻香港代表、海军少将陈策在香港即将沦陷之时，匆忙间乘了一艘英国鱼雷快艇逃出香港，途中为日军炮弹击沉，陈策受伤落水。正是东江抗日游击队伸手援助，他才得以安全脱险。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夫人上官贤德被困之时，东江抗日游击队见难相救，安排武装人员护送，将其安全送到惠阳淡水国民党军队防区。电影明星胡蝶，也是在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帮助下才逃出了虎口。东江游击队还帮助从日军集中营里逃跑出来的英国官员、英军官兵及外国侨民逃离香港，然后护送他们到大后方。先后被营救的英国、丹麦、印度、挪威等国友人，达100余人。

这些被营救的国际友人，事后纷纷写信给东江游击队，衷心感谢游击队对他们的救护。获救脱险的英军赖特上校（抗战胜利后曾重返香港，任香港大学副校长），在他所撰写的《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香港抗战期间英军服务团》一书中的第二章《逃向自由中国》中，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如果没有东江游击队的帮助，能否完全脱险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由广东党组织及其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规模宏大的抢救行动，营救出众多各界知名人士。这一行动的成功，不仅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致电表扬，更赢得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文学大师茅盾在后来的回忆中，称赞这次重大救援行动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