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冰茹做客“开卷广州” 解读《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传奇故事

早些年，如果你在饭桌上提问，你知道《额尔古纳河右岸》吗？肯定很多人答不上来，但最近你会发现答案好像有些不一样了，有人会说，“是董宇辉推荐过的，作家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吗？”

很多人因为董宇辉知道了迟子建，也知道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什么董宇辉会说，如果他卖出了150万本《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后一定要把这事刻在自己的墓碑上？《额尔古纳河右岸》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

近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郭冰茹受邀做客第十五届广州学术季“开卷广州”讲座，从文学视角解读作家迟子建这部民族史诗般的经典作品《额尔古纳河右岸》。她从书中提炼出三个关键词：史诗、传奇与自然，“这三个关键词不仅是这部小说的特质，也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了一种视角与方法。”

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人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有一个冷清极寒的地带，这里生活着一群以游猎为生的鄂温克族人。无论是这里的地域，还是生活在这里的人，都离我们遥远而陌生，直到有一天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成了作家迟子建笔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人们开始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

迟子建这样展开她看到的故事，“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我是个不擅长说故事的女人，但在这个时刻，听着‘刷刷’的雨声，看着跳动的火光，我特别想跟谁说说话。达吉亚娜走了，西班走了，柳莎和玛克辛姆也走了，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安草儿自己不爱说话，也不爱听别人说话。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我知道这对冤家跟人一样，也长着耳朵呢”。

“《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的两段叙述写得极美！”郭冰茹说，这两段叙述几乎包含了这部小说的所有重要信息。“90岁的‘看老了雨雪’的老人，带出了历史的沧桑与厚重；达吉亚娜、西班、柳莎、玛克辛姆，这些主人公的名字，带出了读者对异域、异文化的陌生感和好奇心；而雨和火的用来听故事的‘耳朵’则与全书‘万物有灵’的文化想象声气相通。”

小说就这样以鄂温克族的最后一位年届九旬的女酋长玛丽亚·索的口吻，叙述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与衰落，用一个家族整整五代人的故事，写尽了生命中的苦难与绝境、爱与希望。

可以说，迟子建用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小说讲述的是鄂温克民族一个部落近百年的历史，但与一般历史叙述不同，在这部小说中，在鄂温克族生活的这片山林里，没有撼动世界的历史大事，没有一个英雄的成长历程，甚至连标识时间的公元纪年也很稀见，有的只是一个部落的日常生活、饮食男女和生老病死。《额尔古纳河右岸》因此获评第七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9月23日，又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被誉为中国式的《百年孤独》。

以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来观照现实社会

“整个《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一个大的传奇。”在郭冰茹看来，既然是传奇，就可以从史故中找到行文与阅读的经验。

讲座中，郭冰茹以唐代传奇《离魂记》为例，透析了中国传奇小说是如何从史传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明代胡应麟用“作意好奇”四个字阐释传奇的文本特征，鲁迅则进一步将传奇界定为“出于志怪”“施以藻绘”“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

“借助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看出迟子建如何处理一个传奇故事。”她表示，传奇跟史传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分别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路：一个是求实；一个求异。求实会更强调写实的作用，而求异则更看重想象力。

这部小说的成功也在于它借助瑰丽的想象力，为我们提供了通往科学之外的另一种思维的可能性。为此，郭冰茹还重点解读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描写的鄂温克族萨满文化。她认为，这部小说深刻显现出了大自然的奇幻和宇宙的未知性。作家用复杂铺排的语言描述宗教场景，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表达了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思想，“在大自然里，即使是猎物也有应得的尊重”。

《额尔古纳河右岸》全书20万字，作家运用诗意唯美的语言进行大篇幅的自然场景描写，让“自然”成为连接“历史”和“传奇”的黏合剂。如何才能利用对“自然”的描述达到黏合“历史”和“传奇”的效果，郭冰茹把迟子建在小说中的文字处理技巧总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径：一是顺从自然的历史观，二是万物有灵、因果相伴的情节，三是以“我”的观念和体验来讲述故事。

她指出，正是这三条路径完成了“历史”到“传奇”的“黏合”。“迟子建通过具体的文本实践，为当代文学处理写实与虚构、叙述与抒情提供了一种可兹参照的写作方式，探索了当代文学整合古典小说叙事资源的另一种可能。她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道法自然、万物有灵、天人合一的文化想象与鄂温克族一个部落近百年的兴衰史结合起来，融虚构想象于写实求真，在历史叙述中加入传奇笔法，使平直朴素的历史叙述呈现出瑰丽奇崛的传奇化特点，开拓了历史叙述的想象空间和审美维度。”

遂在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万物皆有灵，自然万物被赋予了灵性，拥有了和人一样的生命尊严，它们甚至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郭冰茹说，这种与自然平等的友善、达观态度，对于当下我们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现代文明与前代文明以及人与人自身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以万物有灵的宇宙观来关照人类文明的进程，文明没有新旧之别，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不仅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生命信仰。”

采写：南都记者 吴凤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