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尧都陶寺，看尧舜时代的历史真相

距今4300年至4000年，黄河中游处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区域，山西襄汾陶寺就是这一关键区域、关键时间点的代表性都邑遗址。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人们对陶寺文化的闳富与褊狭、兴盛与衰败，对尧舜时代的历史真相，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

1、尧都陶寺。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县城东北的陶寺乡，距离县城约6公里。遗址西距汾河约六公里，东南约七公里处有太岳山系胡塔儿山，史称东陉山，又称崇山。陶寺古城面积约280万平方米，是一个大都邑。陶寺文化是陶寺遗址的主体遗存。目前，学术界将陶寺文化早期的绝对年代定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400年，或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晚期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则比较可信。

《襄汾陶寺》指出，陶寺文化的年代跨度主要是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后半叶，其下限则不晚于公元前1900年。对照古史年代，陶寺晚期应该已经进入夏纪年范围，它的早、中期或与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相当，因此陶寺文化的族属最有可能是：一为陶唐氏，一为夏侯氏。

《襄汾陶氏》又进一步用排除法，最终判断：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其后的二里头文化已被定为夏文化，而夏文化与陶寺文化又有明显区别，故将陶寺文化推定为陶唐氏遗存可能符合历史实际。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尧，姓伊祁，名放勋，中国上古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五帝"之一。今山西临汾人，尧为帝喾之子，母为陈锋氏。十三岁封于陶。十五岁辅佐兄长帝挚，改封于唐地，号为陶唐氏。二十岁，尧代挚为天子，定都平阳。 尧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后，尧老，舜代替尧执政，尧让位二十八年后死去。尧从父亲帝喾那里继承帝位，并禅让于舜。

帝尧晚年，由舜摄政二十八年，我们不妨把陶寺文化年代称为尧舜时代。

2、尧舜功业。《史记》云：“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

而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舜品德好，重孝悌，齐家治事皆成，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廪，予牛羊。瞽叟尚复欲杀之，象与父母想瓜分舜遗产，不成，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试着让舜掌管五种礼教，担任各种官职，舜都做得很出色。帝舜善于用人治事，所用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考古发现，陶寺都邑，城墙坚固，府库充盈，有宫殿、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还出土了7件铜器，证明帝尧时期物质文明有了很大发展。陶寺遗址发现了古老的观象台和圭表，证明帝尧时期已观象授时，与文献记载“尧制定历法”相吻合，对有序安排社会生活和促进农业发展有重要作用。陶寺遗址出土的扁壶上也写有“文尧”字样，表明当时的人认为帝尧有文德。尧舜禹治理水患，安定九州，经过古代气象、历史地理等多学科专家研究考证，古典文献虽有夸大之嫌，但不能否认确有一定的历史真实。

领袖的人格和本领，是创造时代的一个最大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理应礼赞圣人和圣人之治，尽管其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与现代观念相差甚远。把现代观念投射到辽远的古代，挑剔古人的思想和行为，是产生无穷错误认识的根源。

3、客观评价。司马迁《五帝本纪》中的帝尧帝舜传记，主体来自儒家经典《尚书》之《尧典》和《舜典》，体现了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倡导仁政德治，为了增强其说服力，把自己的价值理想对象化，描绘了圣人治下的美政图景。帝尧帝舜或有美好的思想品德，并致力于为万民谋福祉，但赞誉其仁德动天，无远弗届，社会安宁，万邦和谐，却是溢美之词。根据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帝尧帝舜时代无法出现“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的文明盛世。这从陶寺文化发掘成果可见一斑。

社会阶层和贫富两极分化。尧舜时代，上层贵族有大量财富，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陶寺遗址发掘的国王级别的高级大墓，墓主人戴有组合头饰和腕饰等，随葬品有玉圭、玉琮、玉璧、玉兽面、鼍鼓、土鼓、特磬、彩绘陶器、鳄鱼骨板、猪骸，以及玉石兵器、石器、骨器等王者之器。

M2001墓室主人是一位女人，出土各类随葬品77件组，包括玉环、骨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的头饰1组、玉笄1件，右臂所戴的绿松石腕饰1组，右手中指佩戴的蚌指环2件，腰部右侧的腰饰1件，左臂近肘部的臂饰1件，以及彩绘木案、朱绘磨光黑陶豆、蟠龙纹陶盘、彩绘陶瓶、陶尊、陶盂、陶罐、陶壶、陶灶，还有骨匕、石刀、猪头、猪骨、猪蹄等等。而发掘的众多墓规模小，有的仅能容身，埋藏较浅，没有任何随葬品或仅有极少的粗陋随葬品，不少墓室甚至连葬具都没有。

有学者指出，陶寺社会上层贵族似乎热衷于把自己所能掌控的社会资源消耗在个人消费方面，而无意使用在社会公权力领域。也有学者指出，陶寺社会的上层很可能是经营河东盐池的大盐商们，他们毫无政治抱负，而只注重个人享受，花费大量社会资源以获取玉料、铜器等各类奢侈品。

野蛮殉人现象业已出现。芮城清凉寺墓地在主体上属于陶寺文化。2003年至2005年，相关部门在清凉寺发掘的墓葬中，发现第三期墓葬有105座，其中有殉人的墓葬约占一半。殉人数量通常为1人，少数为2人或3人，个别4人。殉人的年龄以10岁左右或10岁以下的小孩为主，只有少数是青少年和成人。

在绛县周家庄遗址，也发现了殉人现象。在2007年至2012年绛县周家庄遗址发掘中，共清理了289座墓葬。M59为一形制特殊的墓葬，也是该墓地目前所见的规模最大的墓葬。墓圹内有一具被肢解的人骨，死者为一成年男性，四肢、头部等皆与身体分离，上下叠置，但各部位骨骼不散，局部似乎有切割痕迹。墓圹四周为生土二层台，在墓圹南端的东西两侧二层台上又有一具被肢解的人骨架，上半身整体置于东侧，下半身包括腿骨、盆骨等上下叠置于西侧，各部位骨骼没有明显缺失，似为有意放置的殉人。专家认为，从总体看，周家庄遗址的龙山遗存可以归入陶寺文化。

陶寺墓地还发现了被腰斩的青年男子人牲骨架和埋入土中的女性人牲骨。

东许遗址的主体遗存属于陶寺文化晚期，在一座袋状灰坑的底部发现了6个摆放有序的人头骨，发掘者认为可能是一种祭祀遗存。

社会和部族间存在严重暴力冲突。在陶寺文化层中，有不少乱骨，经鉴定这些乱骨属于非正常死亡者。也有尸骸下葬不久，即被从棺内拖出，抛掷于填土中。陶寺墓地发掘报告指出，在5座一类甲型大墓葬区共发现扰坑16座，5座大墓受到其中12座扰坑的叠压、打破和扰动。从这些坑的位置和形制看，均是针对上述墓葬有意而为之的，目标对准墓室的中部。发掘者认为，从扰坑规模之大，坑套坑反复扰动等特征来看，这些扰坑不是个别人暗地进行，而像是明火执仗的集体行为，其最终目的是掘官扬尸，是针对大墓墓主的报复行为。

2002年，在陶寺晚期的灰沟IHG8内共出土30余个人头骨，上面多有砍斫痕迹，这些人以青壮年为主，但也有老人和儿童。在灰沟底部有一具成年女性骨架，颈部被扭折，嘴大张呈惊恐状，两腿叉开，一根巨大的牛角从其阴部贯穿至盆腔，带有明显的暴力残害迹象。针对陶寺城墙被摧毁，宫殿被破坏，祖坟被捣毁，城中人被杀死的悲惨景象，发掘者推测暴力遗存可能与陶寺晚期的社会巨变相关，而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导致了陶寺城址的废弃。

这种社会巨变或许是内争引起的。《竹书纪年》记载：“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韩非子》也有类似的记载。

陶寺古都存在300年，陶寺帝尧并非指一人，其历代最高统治者或部落联盟首领皆称帝尧，至帝舜时改朝换代不再称帝尧。舜之部族本来活动于东方，至帝尧晚年向西迁徙到蒲州（今山西永济一带）。从帝尧到帝舜名号称谓的变化，很可能是陶寺社会发生剧变所致。

这种社会剧变更可能是外敌入侵引起的。何驽先生在《中国史前奴隶社会考古标识的认识》一文中提出，陶寺邦国为石峁所代表的老虎山文化所灭亡，陶寺邦国的遗民则整体沦为老虎山文化集团的生产奴隶。

陶寺社会上层热衷于个人财富的积累，不思进取，使陶寺文化呈“小国寡民”状态，其分布范围北不过霍山，南不渡黄河，东不至垣曲，西不越吕梁，缺少突破地理天堑的能力，被黄河、霍山和中条山牢牢束缚在晋南临汾和运城盆地中。这样的“小国寡民”很难抵御强大的外敌如老虎山文化集团的入侵。陕北的石峁古城与同处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密切相关，考古学家韩建业先生通过对陶寺晚期的类型学分析，发现陶寺中期以后，陕北内蒙古河套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强烈影响了陶寺文化，并且构成陶寺晚期阶段的标志性因素。

这种社会巨变或许是内争和外侵综合作用所导致的。

人类富有参详自身历史的高度自觉。以史为鉴，是中国人最执着的古老观念之一，它承载着国人对社会进步，尤其是良善政治的期待而代代相传，它的意义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那样：“近代人有积累的经验作为指导，因而有一个较好的机会来避免过去如此多的试验所遭受的那个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