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等待”之“待”是“形声字”，说到“右文说”和“因声求义”

网上有人争论，说“等待”之“待”不是“形声字”，而是“会意字”。

这个说法的确值得商榷。

“待”字，还真是“形声字”。

《说文》：“待，竢（俟，si）也。从彳（chi），寺声。”

这是说，“待”是“形声字”。“彳”为“形旁”；“寺”为“声旁”。

《荀子.成相篇》：“治之志，后埶（势）富，君子诚之好以待。”《康熙字典》注：待，“叶时吏切。音侍。”

魏文帝曹丕《浮海赋》：“众帆张，群櫂起，争先逐进，莫适相待。”《康熙字典》注：待，“叶直里切。音峙。”

“侍”和“峙”，也都是“形声字”。

同样，“诗”“恃”“持”“畤”“秲”“庤”“時”“痔”，还有“等”和“特”，都是“形声字”。

不可思议吧！

“形声字”，是汉字造字之初的主要方法——即由两个以上的独体汉字组成“合体字”，“表义”的部分为“形旁”，“表声”的部分是“声旁”。

上面所列的这些字，按照段玉裁的《六书音韵表》之“古韵十七部”，均在“第一部”。“部”即“韵部”。

具体来说，根据段氏的《古十七部谐声表》，上述字各自发音有些微区别，但又“谐音”，读“寺声”“時声”“史声”“止声”等等。

“等等”之“等”，古音读“止声”。

段氏《说文解字注》曰：等，“古在一部。止韵。音变入海韵。音转入等韵。多肯切。”

“待”，现代汉语读“dai”，也是“音变”“音转”的结果。

古汉字的“音变”“音转”，与“方言”有关，大多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最后接近于现代汉语的读音，是在隋唐之前。

还以“待”为例。《唐韵》注为“徒在切。”《集韵》《韵会》《正韵》注为“荡亥切。”这均与现代汉语的读音十分接近了。但有些地方，仍读为“叶徒帝切”或“徒奇切”，音兑。

古人，将两个字同韵，叫作“叠韵”；将声母相同，叫“双声”。

“双声叠韵”，是汉字汉语发展及组词的内在规律。

比如，“等”和“待”，原为“叠韵”。后来，又成为“双声”。

这与其字义变化有关。

“待”之本义是“竢（俟）”，即“款款而行”之貌。“款待”一词，由此而来。“款款而行”或有相遇，因此“待”又引申有“遇”之义，遂有“待遇”一词。

段玉裁说：待，“今人易其语曰等。”

《说文》曰：“等，齐简也。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段玉裁《注》：“齐简者，叠简策齐之。如今人整齐画籍也（按：所谓整齐划一，原该是整齐画籍）。引申为凡齐之称。凡物齐之，则高下历历可见，故曰等级。”

“使之齐”，这是“等”字本义。于是，“等”表示“类”“相同”“一样”。

又由此，引申为“不齐”，即段氏所云“等级”；引申为“台阶”；引申为“比较”“衡量”。

“等候”“等待”，是“使之齐”的另一种表达，亦属引申义，当使用于唐以后。

唐路德延《孩儿》诗云：“等鹊潜篱畔，听蛩伏砌边。”

金韩孝彦撰《四声海篇》：“等，候待也。”

此时，“等”已“音变”“音转”为读“deng”。《四声海篇》注：“登上声”。但是亦有地方读“dai”，与“待”同。

就是说，唐及以后，“等”和“待”的“声母”，都“音变”“音转”为“d”了，组成“等待”一词，即为“双声”。

段玉裁研究过这种“音变”“音转”的规律，说古音第一部和第六部此类情况最易发生，不详赘述。

段氏还解释了许慎所说的“（等）从竹、寺。寺，官曹之等平也”。其曰：“说从寺之意。寸部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故从寸。官之所止九寺，于此等平法度，故等从竹寺。”“从竹”，前面讲过了，是叠累竹简书使之平。

段氏说，从这个意义上说，“等”又是“会意”。

“形声”加“会意”之字并不少见，如“藉”字。

从段氏上面这段话，又可说到汉字训诂的“右文说”。

所谓“右文说”，是讲“形声字”的偏旁兼有意义。

通常，“形声字”的“右侧”为“声旁”或曰“声符”。“右文说”解释了一个规律——“形旁”，只能将“形声字”归其“类”，如“钅”“木”“氵”“灬”“土”等等，而字的含义，却取决于“声旁”“声符”。

最早发现这一规律的，是西晋杨泉。其在《物理论》中举“臤（xian）”为例说：“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谓之比肩。”他的意思是，上述三字，皆由“臤”得声，且字义上有共同特点。

宋代，王圣美等人明确提出了“右文”主张。《梦溪笔谈校正》载——

王圣美治字学，演其义以为“右文”。古之字书皆从“左文”。凡字，其类在左，其义在右。如木类，其左皆从木。所谓“右文”者，如“戋（jian）”，小也，水之小者曰“浅”，金之小者曰“钱”，歹而小者曰“残”，贝之小者曰“贱”。如此之类，皆以“戋”为义也。

其时，还有王观国、张世南等人，亦以“右文”释义。这几人皆认为，“右文”，是词义的基础。

此说，的确反映了一部分汉字的情况。

比如，“栽”“裁”“载”“䴭（cai）”等字，小篆中都有“才”字，亦以“才”得声。同时，这几个字，也均含有“初始”之义——“栽”是筑墙长版，有初始筑墙之义；“裁”是制衣之始；“载”为乘车行路始初；“䴭”为酒母，示做酒开端。

不过，王圣美等人之说，又有严重漏洞——一是无法解决非“形声字”的“声训”问题；二是不少“形声字”并非同源，其“声旁”或曰“声符”只表音而与义无关，即便同源“形声字”字义，也不能一概而论认定其字义来自“右文”。

至清代，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黄承吉，将“右文说”大大完善了。他提出了“字义起于右旁之声”的理论，纠正了宋代王圣美等人学说中的错误核心。

他提出：“六书之中，谐声之字为多，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原起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他又说：“是以古书凡同声之字，但举其右旁之纲之声，不必拘于左旁之目之迹，而皆可通用。并有不必举其右旁为声之本字，而任举其同声之字，即可用为同义者。”

尽管其说有些“绝对”，但他所言“右旁之声”对于“形声字”的字义所起的作用，的确上升到了语言的高度，比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有了质的飞跃。

用他的观点来解释“痔”字，最可说明问题。

“痔”，初看起来就是单纯的“形声字”，难以其“右文”之“寺”解释其义。但如果按照许慎对“等”字的解读——寺，官曹之等平也”，就很好理解了。

《说文》云：“痔，后病也。”这说的是现在理解的“痔疮”。

而《增韵》曰：“痔，隐疮也。”《释名》：“疮，戕也。戕毁体使伤也。” 张衡《西京赋》注“疮痏”：“谓瘢痕”。

可知，“痔”也是“形声”加“会意”——因“病”生疮而使肤“不平”。

可举的例子很多，比如“特”，最早不仅因“寺”得声，且据“寺”而有“比较”大小、轻重以致公母之义。

前面说到的“诗”“恃”“持”“畤”“秲”“庤”“時”“痔”，包括“待”，都因“寺”而得声，并包含有“寺”之含义。限于篇幅，不遑述及。

黄承吉“改造”后的“右文说”，将汉字训诂的三大方法之一的“因声求义”，大大推进了一步。另两种方法是“据形说义”“据文证义”。

在黄承吉之后，近人刘师培、沈兼士、杨树达等大家，对“右文说”又有专论。尤其是沈兼士，提出把声训与“右文”结合起来推导“语根”及其分化，以“右文”来弥补古代声训之不足，这是对“右文说”的又一次新发展，把此古老学说推至了新高度。

自然，“声旁”“声符”之表义，不能绝对化。也不是绝对的，只可说据此为“多”，不能说“凡”、“必”、“皆”。因为，汉字，太深奥、太悠久、足够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