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人对机谋的深刻领会和运用，不可小觑

图为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

▍上世纪20年代有那么多“驱赶”、“欢迎”校长的悲喜剧，背后多少“箭垛”式的运动家天才构想会被义正词严的叙述埋没！中国传统文人书读得多而杂，他们对机谋的深刻领会和运用是不可小觑的，比如沈尹默就被人尊称为鬼谷子。鲁迅也是熟读“打官司的教科书《萧曹遗笔》”的，《鬼谷子》中的谋略还不能让他佩服。

1922年10月17日、18日，部分北大学生强迫校方取消讲义费，围攻会计课职员和蔡元培，蔡元培见学生“威迫狂号，秩序荡然”，不禁大怒。19日，蔡元培、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人同时刊登辞职启事，当日北大学生召开全体大会谴责个别捣乱分子的轨外行动，挽留校长。北大评议会决议开除学生冯省三。蔡元培复职后在全校大会发表演说，就所谓的“小题大做”，作了有名的答辩（“蔑视他人人格、即放弃自己人格”）。鲁迅的《即小见大》为冯省三鸣不平，题目显然是对蔡元培的冷嘲。

章廷谦在《北大一九二二年的讲义风潮与杨度》一文（1978年发表）透露了一个细节。蔡元培提出辞职那天（应该是18日）晚上，孙伏园和章廷谦去蔡元培家，劝他打消辞意，但是收不到什么成效。蔡元培这两位年轻同乡、学生只得回沙滩的住所，到了北池子北头，路西是杨度的住宅“悦庐”，两人“灵机”一动，决意搬出杨度做“箭垛”。他们立即行动：

我回来后，就去找当时住在西斋宿舍里的范鸿劼和住在松公府夹道的黄日葵等几个人商量；范、黄两位分头工作了一个通宵，次晨见到时，日葵的嗓音都嘶哑了。当日上午九时许召集同学在北河沿第三院大礼堂开全体学生大会，挽留蔡校长及各位辞职的师长们。在大会宣布：先一天的讲义风潮是由杨度煽动起来的，因为他想来做北大校长。会场中的同学才恍然大悟，如梦初醒。大家便扛了旗到西城背阴胡同来挽留蔡校长。……风潮也便如鲁迅先生说的“芒硝火焰似的消灭了”。（章廷谦《川岛选集》，袁良骏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126页至127页）

挽留好校长，使出好手段。会场上的学生受骗，反而“恍然大悟”。驱赶坏校长，还会使出更好的手段，还有更多的人“如梦初醒”。上世纪20年代有那么多“驱赶”、“欢迎”校长的悲喜剧，背后多少“箭垛”式的运动家天才构想会被义正词严的叙述埋没！

鲁迅在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教书时教过孙伏园，章廷谦从1921年开始与鲁迅有交往，两人都是鲁迅的学生辈朋友。孙伏园比章廷谦大七岁，拉杨度做“箭垛”，也许是他的主意。他的聪明真是可以和他的朋友李石曾、易培基的心腹萧瑜有一比了。孙伏园与萧瑜相熟，也许是通过曾在法国留学的三弟孙福熙。国民党北伐胜利后，孙伏园和孙福熙一起赴法国游学，鲁迅听闻消息，颇感诧异（鲁迅1929年1月6日致章廷谦：“近忽闻两孙公将赴法留学，世事瞬息万变，我辈消息不灵，所以也莫名其妙。”《鲁迅全集》，第12卷，第146页）。他心里应该猜想，这是来自代李石曾管理留法事务的萧瑜的回报。

中国传统文人书读得多而杂，他们对机谋的深刻领会和运用是不可小觑的，比如沈尹默就被人尊称为鬼谷子。鲁迅也是熟读“打官司的教科书《萧曹遗笔》”的，《鬼谷子》中的谋略还不能让他佩服。他在《补白》（分三部分，发表于《莽原》周刊第10期至第12期，出版日期分别为1925年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写道：“往日看《鬼谷子》，觉得其中的谋略也没有什么出奇，独有《飞箝》中的‘可箝而从，可箝而横，……可引而反，可引而覆。虽覆能复，不失其度’这一段里的一句‘虽覆能复’很有些可怕。但这一种手段，我们在社会上是时常遇见的。”鲁迅解释的“虽覆能复”，是指各种人物和派系的合纵连横。今日甲乙相亲，合力攻丙，明天敌友重新排列组合，如此不断演变。鲁迅在1925年至1926年与《现代评论》打笔仗，为“驱杨倒章”出了大力，孙伏园、章廷谦也算是立功的。可是在1925年6月，鲁迅却“妄猜”孙伏园“似乎已与西滢[陈源]大有联络”（鲁迅1925年6月13日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92页）。与死敌复交，“虽覆能复”，除了孙伏园，还大有人在。

鲁迅接着评价《鬼谷子》的那段话，过于“昔匿克”（“‘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鲁迅1928年3月14日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9页），不能太当真的，放在当时北京（和北大）的争斗才有其意义：

《鬼谷子》自然是伪书，决非苏秦张仪的老师所作；但作者也决不是“小人”，倒是一个老实人。宋的来鹄已经说，“捭阖飞箝，今之常态，不读鬼谷子书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们常用，不以为奇，作者知道了一点，便笔之于书，当作秘诀，可见秉性纯厚，不但手段，便是心里的机诈也并不多。如果是大富豪，他肯将十元钞票嵌在镜屏里当宝贝么？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阴谋家，否则，他还该说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这末后的妙法，知者不言，书上也未见，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于老在灯下编《莽原》，做《补白》了。（《鲁迅全集》，第3卷，第111页）

鲁迅也给《魔鬼家书》作者刘易斯上了一课。大魔鬼“私酷鬼”写信给他侄子“瘟木鬼”，教他拖基督徒下地狱的伎俩。既然写出来，分明是“秉性纯厚”的了，要比不写而践行的鬼好得多。当然“私酷鬼”还是讲一点体面的，鬼谷子那套话语，他说不出口。二鬼生存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有此差别。但是鲁迅这两段文字，好像还有一层意思。他借《鬼谷子》说话，为“鬼谷子”辩诬，主要想让谁难堪？

1925年的夏天，鲁迅与李石曾、易培基等人互助，心存疑惑，也有所不甘。“大富豪”、“阔不可言”是牵涉到大洋的，而且带点隐性，常人看不到。那是个政府、教育部长期发不足薪水的时代，官员、教师对谁吃亏、谁便宜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敏感，鲁迅本来就善思多疑，自然想得更远。在北大，紧随李石曾与“东吉祥胡同派”作战的沈尹默有“鬼谷子”的雅号，与暗鬼相比，他是明鬼，在七教授宣言上签名，因此“究竟不是阴谋家”。[“三一八”事件后，李石曾将中法教育基金会中国代表团主席一职交给沈尹默，说明他对后者的信任。南京政府成立后，沈尹默又在李石曾独揽大权的中法大学下的孔德学院任院长（张凤举为教务主任），还做过孔德学校校长。见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再版，第195页至196页。鲁迅1929年重返北平的时候，往日的战友抢夺势位，又陷入黑暗，他大概说不出鬼谷子“倒是一个老实人”这样的话来了。]那么，沈尹默的敌人《现代评论》派就是鲁迅心目中更险恶的暗鬼吗？那批“正人君子”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关系较近，会不会得到不合理的资助，突然“阔不可言”？不大像。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发放的津贴、补助不会让哪位教授“阔不可言”。“大富豪”应该是李石曾那样的权力大玩家。真正的阴谋家说话“吞吞吐吐”，“或者自己不说，而钩出别人来说，而自己永远阔不可言”。鲁迅仿佛觉悟了，自己与《现代评论》派正面作战，办杂志，写杂文，也可能是被人当枪使，那是“纯粹的利用”。随着女师大学潮的激化，鲁迅文章中可能针对幕后操纵者而发的细微的杂音就更难听到了。能够彻底排除这一阅读的可能性吗？求深反惑，笔者自己在妄猜吧。

杨荫榆和章士钊辞职后，他们的“饭碗”都转归易培基：他当上了教育总长，女师大校长，“三一八”事件后不得不去职避匿。1928年10月，易培基在南京政府出任农矿部部长，直至1930年12月。这段时期，易培基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字玄伯]担任过一个学界想象不到的职务，绝对应该写上一笔：三年前的《猛进》主编之一（鲁迅称他为“玄伯兄”）竟然荣膺农矿部的开滦矿务督办！这是易培基在湖北方言学堂的同学吴瀛所记：

开滦是英国公司，向例中国有一个名为督办的拿钱大官，每月薪给以英镑计，待遇之优，为政府任何官所不及。玄伯是在易、李在东交民巷时代萧瑜拉牵成了寅村[即易培基]的女婿，照例部长女婿，自然应得这个缺了。

吴瀛也是易培基在故宫博物院最得力的院外助手，据他自述，他也“兼着农矿部驻平保管处主任，都有部薪”（吴瀛《故宫尘梦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163页至164页。开滦矿务公司实际上是中英合办）。从1928年10月8日至1933年7月22日，易培基还是北平故宫博物院的院长（1930年11月易培基又兼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31年7月该校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合并）。他除了将这个“政府任何官所不及”的肥缺给了自己的女婿，还任命李宗侗为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秘书长，翁婿之间还会有更加美妙的搭配。国民党中某些在1925年的北京很有人望的高层干部一旦掌权，甚至比北洋官员更腐败。

易培基卸任农矿部部长后，李宗侗继续当他的矿务督办就不大说得过去了，于是就有了新的权力交易。萧瑜在上世纪70年代回忆李石曾时写道：

又开滦煤矿并有督办月支纹银三千两，主管部长以此肥缺任李玄伯，后政府改组，石老由邮局寄信以数语告玄伯云：吾侄所任开滦煤矿督办一职余已代为辞去，请孔部长[孔祥熙]委胡君若愚矣。（《李石曾力助总统蒋公完成统一：石老传记之十一》，《艺文志》，第129期，1976年6月1日，第9页）“主管部长”是作者自己的老师易培基，萧瑜以“主管部长”称之，也是为尊者讳。李宗侗享用每月纹银三千两的高薪，应该到1930年12月易培基去任为止。孔祥熙履新后，果然任命胡若愚为开滦煤矿督办。这位胡若愚，不是曾经扣押龙云的云南军阀，而是昔日张作霖的顾问，现在的张学良把兄弟、青岛市市长。李石曾（或者说蒋介石）深知北京的安定，离不开奉军的照顾。

1928年年底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信奉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改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胡若愚是立有大功的。厚俸从自己侄子手里转让给奉军代表，既表达国民政府的谢意，又巩固了李石曾与奉系的私交。六年前，李石曾与胡若愚在故宫结识。

1924年秋冬之交，黄郛临时摄政内阁擅自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查收故宫文物。张作霖并不承认这个抢在段祺瑞执政府之前成立、自知短命而仍不放弃的内阁，溥仪被逐出紫禁城，他更放心不下宫中无数古物，于是派心腹胡若愚到北京看个究竟。李石曾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完全明白胡若愚来访的分量。1924年11月24日的上海《时报》如此报道：“至[11月]18日上午9时，有胡若愚者，自称在天津受张总司令之嘱托，前来[故宫]参观，请委员长允准游览。李委员长招待胡氏，遍历大内一周，并说明封查之情形，及办理经过。胡言鄙人此来，非公的性质，李委员长谓鄙人亦以私人资格，请胡君转达张总司令，报告请放心可也。胡即告辞。”（这条消息由郭道平博士提供，在此致谢）开始的场面不会十分自然，从报道中看不出两人如何握手话别。第二年9月，李石曾筹组的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中出现了张学良、胡若愚的名字。

萧瑜极能干，在不同的场合做过李石曾、易培基的助手，比如中法教育基金会的专职干事和教育总长秘书。他在1926年头几个月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或称“国立中俄大学”）学潮中，起到关键作用。可以说，那次运动背后也有少数人偷做“永远阔不可言”的美梦，他们也会像孙伏园、章廷谦那样设计“箭垛”，可惜现代鬼谷子们没有留下文字记录。北伐胜利后，萧瑜曾代理易培基参与接收故宫博物院。毛泽东如此评价这位昔日在长沙共同创立新民学会（萧瑜为总干事）的同学：“和我一同[在湖南]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08页）最后一句话，还有待查证。

末了再回到章廷谦。鲁迅信任他，也不把他当晚辈，在给他的信上，咒骂顾颉刚，抱怨蔡元培，没什么顾忌。关于“鼻”的大量文字“放弃自己人格”，从略。对蔡元培的不满中听得出官场“不遇”之叹（1927年6月12日信：“我和此公，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鲁迅全集》，第12卷，第37页。1927年9月19日信：“自然先到上海，其次，则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孑公复膺大学院长，饭仍是蒋维乔袁希涛口中物也。”《鲁迅全集》，第12卷，第69页），伤害不浅。鬼谷子的谋略，鲁迅也在陈源张奚若身上用过。1927年7月7日晚，他抑制不住兴奋，在致章廷谦信尾添了一段：“陈西滢张奚若也来此地[广州]活动，前天我们在丁惟汾先生处看见，丁先生要我将他们领到胡汉民处，我说有事，便跑出来了，出来告诉某某，于是某某在《市民日报》大骂驱逐投机分子陈西滢，倒也有趣，现在不知他们活动的怎样。”鲁迅署了日期后又换行写了一句：

吧儿狗也终于“择主而事”了。（《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页）

杨度、陈西滢、张奚若都是恶人，对他们，什么手段都使得。《市民日报》的“大骂”，内容如何？绝对不会有“吧儿狗”的字样，有没有陈源想做中山大学校长的暗示，就不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