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政治、经济对汉代文艺思想的影响

引言

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作为

意识

的一部分， 文艺思想也受包括政治发展

意识形态

经济状况在内的社会条件影响

一、汉代文艺思想深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 人总是无法脱离社会、政治的影响， 而两汉文人又大多与政治联系较紧密， 有的还积极地参与政治实践， 两汉的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也都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

因此， 在分析两汉文艺思想时， 应特别注意把握当时的政治大势与时代特征。武帝时期， 汉帝国国力得到空前发展， 此时文人的心态也多极自信， 司马相如即称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 总揽人物”， 其 《子虚上林赋》即是这种自信的体现， 前贤时彦对此也多有论述。

除 《子虚上林赋》外， 武帝时期多种题材的作品中都体现了这种自信。如司马相如 《大人赋》是游仙题材的赋作， 实是模仿屈原 《远游》而来，但与 《远游》中 “郁结

愁凄”的心态不同，

大人赋》中充满了豪迈与自信。

所以主人公要 “诛风伯

刑雨师

， 甚至认为西王母 “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 虽济万世不足以喜”， 并不值得羡慕。这其中虽有规谏的成分，但也体现了强盛的汉帝国带给士人的骄傲之感。

又如东方朔 《答客难》是嗟叹不遇之作， 但与后世这种题材作品多批评时事不同， 东方朔认为当时 “连四海之外以为带， 安于覆盂， 动犹运之掌”， 实是太平盛世， 与战国乱世不同， 自然难以立功。

而且与后世同类题材多有避世之思不同， 东方朔认为 “苟能修身， 何患不荣

， 仍然充满希望。这都是武帝时文人时代自豪感的体现。

二、汉代文艺思想体现了当时意识形态的发展

马克思说: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 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 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统治阶级的官方意识形态左右着整个时代的精神状态， 从而也影响了时代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汉武帝时将儒家思想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 此后的文艺思想也逐渐被儒家化。

但应指出的是， 每一时代的意识形态都包含着前一时代旧意识形态的残留， 也孕育着下一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学界对汉代经学与文学的关系探讨较多， 但对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还缺乏研究。

汉初， 帝国统治崇尚黄老之学， 这在文艺作品中也有体现， 如庄忌《哀时命》称 “与赤松而结友兮， 比王侨而为耦”， 从中似乎也可看出文、景宠信方术之士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但汉初文人们还普遍受战国时代的影响， 如枚乘的 《七发》就颇似纵横家游说之文， 他上书谏吴王， 也仅是分析利害关系， 并没有大一统的君臣思想。不过当时已有不少文人， 如陆贾、贾谊、贾山等， 习学儒家经典。

因此儒家思想也影响了汉初的文艺作品， 如 《汉书》称贾山 “不能为醇儒”， 但他在 《至言》中希望汉文帝能 “定明堂， 造太学”， 已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文人便主动向儒家靠拢。

但此时似颇显笨拙， 如司马相如 《子虚上林赋》篇末以儒家经典作结， 但仅是点缀， 全文的儒家色彩并不浓重。至昭宣以后， 文人对儒家经典的运用便娴熟得多， 如王褒 《四子讲德论》 《圣主得贤臣颂》等。

甚至在王褒 《九怀》、刘向 《九叹》等拟 《楚辞》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浓厚的儒家色彩。到张衡 《东京赋》， 简直已是 《月令》的赋化。但在西汉末期， 道家思想已在文人中间抬头， 扬雄 《解嘲》便称 “知玄知默， 守道之极; 爰清爰静， 游神之廷; 惟寂惟寞， 守德之宅”。

到东汉， 道家的隐逸思想、离世思想等越来越在文人中间蔓延， 如崔篆 《慰志赋》、杜笃 《首阳山赋》、张衡 《归田赋》等均是如此， 魏晋玄学的基础已在此时奠定了。

当然， 思想的影响并非仅是自上而下一个方向， 普通民众的思想也对上层文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因此， 剥离、分析汉代文艺作品中普通民众的相关内容也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既有的对汉代民间文艺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乐府诗中的民歌的分析， 其实汉代一般文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劳动人民的影子。王褒 《僮约》“是汉代留下的唯一的白话的游戏文章”， 文中写到， 寡妇杨惠的家奴便了不听使唤， 王褒提出要买便了， 于是写下了家奴的工作职责。

对家奴工作职责的描写便是这篇文章的主体内容， 虽然其中明显受到 《诗经·豳风·七月》的影响， 但恐怕主要还是源于对下层民众的观察。这类内容能被写入文人作品， 说明劳动人民生活的审美价值已被发掘了出来。

又如王延寿 《梦赋》称 “读诵以却鬼， 数数有验”， 又称 “嗟妖邪之怪物， 敢干真人之正度” “老子役鬼， 为神将兮”( 《古文苑》卷六， 《四部丛刊》本) 等等， 这都是非常明显的早期道教思想。

由此可见， 流行于下层民众中的道教鬼神观也深刻地影响了上层文人。另外， 有些出身低微的汉代文人作品流传至今， 其中也蕴含一些底层民众的思想。如梁鸿虽受业太学，但仅在上林苑牧豕， 后则不仕。

还曾为人赁舂， 其 《五噫歌》的形式和思想似乎均受到当时普通民众的影响， 而 “人之劬劳兮， 噫! 辽辽未央兮， 噫! ”两句似乎已非上层对下层的同情之词， 而是从民众中间发出的呼声了。

赵壹也没有做过大官， 仕不过郡吏而已， 其 《穷鸟赋》非常直白朴实， 文风与一般汉赋迥然不同， 可能也是受民众文艺影响的产物。从这种直白的文风中， 似乎也可以看出汉末魏晋时名士放诞的影子， 其中恐怕也蕴含了下层民众对上层知识分子的影响。

三、汉代文艺思想中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情况

经济基础对思想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思想的历史， 岂不是证明， 精神生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的吗?”但因为文学艺术自身的特点， 它并不能对经济的变化做出即时反应。

但即使如此， 汉代不少文艺作品中的思想仍体现了当时经济状况的变化。汉赋中对物产的大量铺排， 恐怕正是西汉中期经济繁荣的结果。在各个地区中， 蜀地的经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

西汉成就最大的三位辞赋家———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为蜀人， 正反映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大发展。扬雄 《蜀都赋》中更有专门对成都商业繁茂的描绘:“雕镂釦器， 百伎千工， 东西鳞集， 南北并凑， 驰逐相逢， 周流往来， 方辕齐毂。”

王褒 《僮约》中称 “绵亭买席， 往来都洛， 当为妇女求脂泽， 贩于小市” “牵犬贩鹅， 武阳买茶” “货易牛羊”等等， 似乎作者直接参与了商业运作。这虽是游戏之辞，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蜀地商业的繁荣。

这种社会经济状况对汉赋审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司马相如称 “合纂组以成文， 列锦绣而为质， 一经一纬， 一宫一商， 此赋之迹也” ， 特别注重辞赋华美的修饰， 恐怕正是受商业社会影响的结果。

在两汉经济问题中，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自张骞 “凿空西域”后， 使节、商队、僧人都逐渐沿丝路涌入汉帝国， 中原王朝与域外的贸易、交流愈加频仍， 域外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也日益加深。

这种影响在东汉的文艺作品中也被呈现出来， 李尤 《平乐观赋》说 “大和隆平， 万国肃清， 殊方重译， 绝域造庭”， 然后该文描绘了外国艺术家的舞蹈、杂技表演: “逍遥俯仰， 节以鞀鼓。戏车高橦， 驰骋百马。

连翩九仞， 离合上下。或以驰骋， 覆车颠倒。乌获扛鼎， 千钧若羽。吞刃吐火， 燕跃鸟跱。陵高履索， 踊跃旋舞。飞丸跳剑， 沸渭回扰。”

张衡 《西京赋》描写平乐观的部分也写了类似的内容。蔡邕 《短人赋》也描写了一个 “出自外域”的侏儒的表演。这些作品既有实写， 也有汉人对域外的浪漫想象。从中可知， 域外文化不仅增加了辞赋的写作素材， 还影响了时人的艺术审美。

结语

总之， 汉代的政治、经济对文艺作品和文艺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才能在文艺思想研究中得出可靠的结论。

参考文献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第 12 卷， 第 734 页

《后汉书》卷八三 《逸民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