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文史 | 滑红彬——山南还是山北？杏林的历史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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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刊载于《中国道教》杂志2019年第六期，因文章的学术性较强，编者对部分文字进行了调整与删节。文后有编者评述，仅为一家之言。

董奉杏林的方位

仙人董奉在庐山的事迹，首见于葛洪《神仙传》卷十《董奉传》。据此传，董奉，字君异，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曾在本县为吏，又曾救治交州刺史士燮。后隐居于庐山之下，有“医病癞少年”“致雨救旱”“斩大白鼍”“疗疾种杏”等神异事迹。

《神仙传》载其疗疾种杏事迹曰：“君异居山间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

稍后的释慧远《庐山略记》亦载此事：“其后有岩，汉董奉馆于岩下，常为人治病，法多奇神验，绝于俗医。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数年之中，蔚然成林。”所述事迹与葛洪《神仙传》大体相同，而文字简省。

董奉杏林在庐山何处？葛洪《神仙传》卷十只说“君异后还庐山下居”，未标明方位。慧远《庐山略记》称：“众岭中第三岭极高峻，人迹之所罕经也。……其岭下半里许，有重巘，上有悬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后有岩，汉董奉馆于岩下”云云，所述方位亦难以确指。

除了《神仙传》《庐山略记》之外，早期记载杏林的文献还有北魏贾思勰所撰的《齐民要术》。《齐民要术》卷四《种梅杏第三十六》：“《寻阳记》曰：杏在北岭上，数百株，今犹称董先生杏。”《齐民要术》所引《寻阳记》难以论定出于何人之手笔，但此条材料应不晚于刘宋时期则是可以确定的。此条材料明确指出董奉种杏处位于“北岭”，即庐山北麓。

此后，南唐徐知证《庐山太一真人庙记》继而指出董奉在庐山隐居之地乃是山北莲花峰下，“庐山董真君庙者，即晋永嘉元年真君种杏之坛，上升之地是也。……予抚江民之五稔也，爰考图经，得杏坛旧址，靠莲花峰，镇咏真洞”。

至宋代熙宁年间，陈舜俞《庐山记》卷一《叙山北篇第二》亦明确记载杏林位于庐山山北：“由禅智五里，至大中祥符观，旧日太一宫，祥符中赐今名。……是观，即杏林之故地也。唐升元六年，徐知证作《真人庙记》，及有保大十二年记，今存焉。气象肃然，过者敬而不敢亵。”

因此，参照《齐民要术》所引《寻阳记》及徐知证《庐山太一真人庙记》、陈舜俞《庐山记》等材料，可以确定，董奉杏林遗址应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

太一宫的兴衰

庐山北麓莲花峰下的董奉杏林故址，曾建立祠庙，奉祀董奉。

立祠奉祀董奉真人始于何时？史无明文。然至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朝廷下制，要求江州地方官对董奉祠岁加修葺，按时祭祀。可以推知，之前在杏林故址建有祠庙以祭祀董奉，此后便纳入官方管理序列之中。

然而在稍后的安史之乱中，董奉祠毁于兵火，之后由当地人士迁建于石塘桥。此次迁建是因为原址位于山谷中，路途稍远，为往来方便计，遂迁建于临近大路的石塘桥。至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九江刺史苗绅又将董奉祠迁入山口，但依然不是董奉杏林故址，并且祠宇简陋。

董奉祠于杏林故址的兴建与鼎盛，离不开南唐高道倪少通的经营。倪少通，字子明，早年出家学道，弱冠远游四方，因爱庐山之闲旷，遂居于董奉杏林故址。

倪少通在杏林故址修葺祠宇，辛苦备尝，后在江州刺史徐知证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顺利进行。南唐昇元三年（939）六月，祠庙建成，徐知证上表奏闻，奉南唐敕命，名曰“太一真人殿”。至南唐保大十一年（953），中主李璟又赐钱三百万，敕建太一观。

至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太一观赐名日大中祥符观。宣和二年（1120）二月，庐山大中祥符观道士习致一上奏，陈述董奉真人遗迹，乞赐封号，宋徽宗遂诰封董奉为升元真君。

数年之后的靖康之乱（1126），使得庐山的寺院宫观多被焚毁，而太一观未遇兵燹，幸免于难，然自此渐就荒废，乏人问津，在时人的纪游诗文中已经难觅其踪迹了。

元至正十一年（1351），江南一带陷入战乱。庐山地处战争漩涡之中，难逃兵燹。据吴宗慈《庐山志》记载，能仁寺、西林寺、大林寺、天池寺、五乳寺、太平宫、白鹿洞书院等庐山南北诸名胜皆毁于此次战乱。太一观在这次劫难中遭到彻底地毁坏，荡然无存。

“山南杏林说”的发端

然而在北宋时期，又产生“或曰真人杏林在山南”的说法，陈舜俞《庐山记》卷二《叙山南篇第三》：“过重岩三里，至谢景先草堂。景先以医技游公卿之门，丞相韩魏公及台阁名士往往赠之诗，自云所居即杏林之故地。杏林在山北，事具太一观。”

陈舜俞明确指出，董奉杏林遗址是在庐山山北；而山南杏林的缘起，则是名医谢景先寓居庐山山南，自称所居之地为董奉杏林故地。谢景先于嘉祐年间（1056—1063）始至庐山，筑草堂以居。而陈舜俞于熙宁五年（1072）谪官监南康军酒税，撰《庐山记》五卷，与谢景先筑草堂的时间仅相隔10余年，更容易详考谢景先筑草堂之始末。因此陈舜俞所论谢景先“自云所居即杏林之故地”之事，真实可靠。由此可见，所谓“山南杏林说”显然是谢景先托古附会而臆造出来的。

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周必大遍游庐山南北，其《泛舟游山录》称：“又三里，有谢景先草堂，乃杏林故地。天气未佳，且有乡导，不果遍游。杏林者，后汉董奉治人疾不敢赀，使愈者人植杏五株。然奉自有太乙观在山北，或日杏林在此，而上升太乙观耳。”文中以山南为董奉种杏之处，山北为董奉飞升之处，意在调和庐山南北两处董奉遗址之说，这反映了山南“杏林”影响渐大，转有坐实的趋势。

“山南杏林说”的影响

“山南杏林”说的滥觞与泛滥，恰是庐山文化景观的重心由北而南迁移的实时映照。自北宋设立南康军之后，庐山在行政区划上一分为二，山北属江州，山南属南康军。星子由原属江州的一个镇升为县，并成为南康军治所。

背山面湖，控扼南北水路孔道的地理优势使南康军的地位日益上升，舟车骈凑，人文荟萃，其经济、文化、宗教等地位也日益突显。以宗教为例，在唐代，庐山山北有东林寺、西林寺、大林寺及九天使者庙等著名宗教场所，而山南仅简寂观这一所著名宗教场所而已；至北宋中期，“山北老子之宇二，同名观；佛之宇五十有五，或曰寺、曰院、日庵、曰兰若”，“南山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庐山山南社会文化发展之迅猛可见一斑。

在此大背景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山南杏林说”影响越来越大。至明代嘉靖间，桑乔编纂《庐山纪事》，已经分不清南北杏林孰真孰幻，只能存疑：“慧远记董奉事不标岭名及南北所在。《集仙传》《真仙通鉴》诸书亦只云居庐山，今莫能的知其处。而《南康志》则云杏林去府西二十五里醉石东。《九江志》则云杏林在莲花峰下，今二峰下俱有奉之遗迹。宋谢景先则又以为在上霄峰。三说莫能别其是非。……然则今但知庐山有董仙神异之迹，而其所居则阙疑焉可也。”据此可知，到了明代中后期，董奉杏林不仅有庐山山北、山南之争，而且“山南杏林说”也出现了般若峰、上霄峰之争。桑氏在《庐山纪事》卷九中，明显否认董奉杏林故址在山北的观点。

清代毛德琦《庐山志》、民国吴宗慈《庐山志》皆沿袭桑氏之说，倾向于“山南杏林说”。如吴宗慈《庐山志》于“山北第三路”之“莲花峰”词条下径直移录桑乔《庐山纪事》卷九的文字，于“山南第六路”下列“董奉馆、杏林”词条，介绍董奉事迹。

然而“山南杏林说”本身存在诸多缺陷：一是文献晚出；二是有般若峰、上霄峰之争；三是缺乏其他文献及遗址作为旁证。故而吴宗慈只好存而勿论：“夫神仙之说，本属渺茫，其时代、年龄、居址似不必拘泥求之，加以考证，更属无谓。但察其事迹，有利于人群，则存之可耳。”

在这背景下，世人大都认为董奉杏林在庐山山南。因此，自明代以来，吟咏庐山杏林的10余首诗歌，皆为“山南杏林”而作；文人游记中的杏林遗址，也全部指向庐山山南。由上可知，自北宋谢景先自称山南为董奉故址之后，“山南杏林”说影响逐渐增大，既而方驾“山北杏林”说， 嗣又凌驾 “山北杏林”说，成为山志采纳之成说，被社会广泛采信。

结论

综上所述，董奉杏林故址本在庐山北麓莲花峰下，旧有祠庙奉祀，唐宋两朝更是迭加修葺，屡有敕命。然而随着庐山山南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山南杏林”的影响力彻底覆盖“山北杏林”的历史史实，成为新的社会认同。可以说，“山北杏林”是真实的、历史的杏林，而“山南杏林”则是传说的、文化的杏林。

滑红彬（作者像）

【作者简介】滑红彬，1983年生，河北内丘人，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兼任江西省书院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读后记】杏林本在山北（大概在龙门沟到莲花洞一带），因南宋起庐山经济文化重心的改变而移至山南。滑老师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在给如今山南轰轰烈烈的杏林文化建设泼冷水？编者却有另一种看法。

《神仙传》中的董奉，就是飞剑斩黄龙的吕洞宾一类的道士，是个如假包换的神仙。全是神怪故事的《董奉传》中只有这么一句：“君异（董奉字）后还庐山下据。”董奉到底住在庐山哪里？当然是哪边人多势众愿意出力肯宣传还能弄到香火钱，董奉的杏林就在哪里。1600年前的刘宋是这样，800年前的南宋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还是近代编撰《庐山志》的吴宗慈说的好：“夫神仙之说，本属渺茫，其时代、年龄、居址似不必拘泥求之，加以考证，更属无谓。但察其事迹，有利于人群，则存之可耳。”

以编者看来，董奉是不是神仙，住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那片在从医者心中的“杏林”，它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它代表的不仅仅是“医者父母心”，而是赈济天下、治病济贫的圣人之心。这才是杏林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关于神医董奉的故事，编者写过一篇文章：《九江历史上的今天 · 9月16日 · 神医董奉的杏林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