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地理基因”—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古诗词隐藏的地理

地理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与联姻由来已久，最早始于诗歌。

《诗经》中的“国风”便是以国域分类，而风、雅、颂也是以地理区域特色为编撰标准，《楚辞》就是以地名命名，。

此后的中国文学史上也产生过诸如江西诗派、桐城派等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学流派。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出现了京派、海派等各种群体派别，以及陕军、晋军、湘军等不同作家群体。

有学者提出，“任何作家的成长都不可能离开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任何作品的创作也只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发生的。我们将这种与生俱来的因素，称为‘文学发生的地理基因’。”

追根溯源，自先秦开始，先贤就非常重视天人关系，至春秋战国时代，既出现天人相合的思想，也产生天人相分的观念。

其中道家的天人关系论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儒家的天人关系论更强调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这在各自的“道”论中体现得较清楚。

至《易传》的产生，儒道乃至阴阳家等思想就交融汇通在一起，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也有这种倾向，其以论“人地关系”为中心主旨的《水地》篇，就具有明显的阴阳与五行思想，《管子·五行》篇“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主张天地人三者和谐共生，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天调”的思想某种程度是儒、道、法、阴阳诸家有关思想的统一。

人地关系的观念，当是先民从原始社会逐步发展到农业文明社会的过程中产生的。

《周易》坤卦《彖》辞有“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之论，其实这也就含纳了乾卦《彖》辞所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的意义，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所说的“人地关系”论中的“地”，包括古人所说的“天”“地”之大自然、人化的自然的内容。

班固《汉书·地理志》，继承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有关文化地域的观念，明确把人之性情、风俗与“水土之风气”联系起来，所谓“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这直接影响郑玄《诗谱》中对《国风》的分析，以史地证诗的批评与诠释方法。

魏晋时期，玄学思潮兴起后，王弼、何晏等人通过注释“三玄”，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等人提出的“道法自然”的思想。

何晏称“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就是将老庄之自然之道用来解释儒家之道，以道解儒。

《文心雕龙》主张“道”是天地自然万物存在的本身的状态与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是自在自为的，“文”是现象，所谓“本乎道”，而“道”是本体，有天地万物，就有“天文”“地文”，所以说“文”与“天地并生”。

中国诗歌自诞生之日始，就烙上了鲜明的地域印记。

《诗经》与地域有着密切关联，可以说，其中的十五国风与地域有着“血肉难分”的关系，这也使《诗经》的地域性特征得以凸显。

从地理的角度观察，《诗经》应该是中国诗歌地理的源头。

有学者将十五国风，即十五个不同地域的乐歌，分成了五大诗歌区域。

一是南区《周南》《召南》《陈风》。

二南主要在南阳（今河南西南部、湖北北部）和南郡即今湖北江陵一带（二南后来被楚国所吞并），陈地主要在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一带。

其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多为女性劳动、恋爱和思夫等，也有部分作品是描写礼俗的，如庆祝新婚、恭贺多子等，如“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以及“维鹊有巢，维鸠居之；之子于归，百两御之。”

二是西区《秦风》《豳风》。

秦原居甘肃天水一带，后来逐渐东扩，并占据陕西一带，平王东迁之后，西周王畿和豳地均归秦。豳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

《秦风》中的作品以尚武精神和杀伐之音为多，如“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

三是北区《魏风》《唐风》。

魏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芮城一带，唐的地域范围在今山西中部，后称晋，晋风是因为唐尧故地的更久的文教，达到了很高的思考水平。

朱熹在《诗集传》评：“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如“有杕之杜，其叶湑湑。独行踽踽。岂无他人？”

四是中区《邶风》《墉风》《郑风》《卫风》《王风》《桧风》《曹风》。

邶和墉皆为卫邑名，故同属一地；郑的都城在新郑，其地域范围主要在今河南郑州一带；卫的地域范围在今河北磁县、濮阳，河南安阳、淇县、汲县、开封、中牟等地；王即为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至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一带；桧的故都在今河南密县与新郑之间，其范围大致包括今密县、新郑、荥阳一带；曹建都陶丘，即今山东定陶西北其地域范围在今山东菏泽一带。

这部分风格多样，如鄘风直抒胸臆"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也有情歌风味比较突出的，如郑风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还有卫风中“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五是东区《齐风》。

齐的范围主要在今山东中北部，建都于临淄。

司马迁《史记》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

《齐风》善于夸饰，宽缓阔达，节奏疏宕，如“猗嗟昌兮，颀而长兮，抑若扬兮。”

《楚辞》以国别为名，无疑同样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不过在《诗经》十五国风中，人们寻找不到“楚风”的“身影”。

宋人黄伯思在《校定楚词序》中认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词’。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沅、湘、江、澧、修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茔茝、荃、药、蕙、若、苹、蘅者，楚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

黄伯思明确地指出《楚辞》作品中所展现出的地域特征，而这种地域的特征是对《诗经》十五国风地域特征的继承。

秦、汉时期延续了诗经的这种采诗制度，并在朝廷设立了专门的官署乐府，后人把这些经过搜集整理的诗歌称作“乐府诗”。

由于“乐府诗”有不少作品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因此，这些作品也都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正如班固所言：“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

古代诗词除了有地域特征，还包藏着诸多地理事象。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江东去,浪淘尽”,这两句诗描写了客观的地理现象，长江从西向东流,也间接说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句诗充分描写了黄河的特点,即九曲环绕,黄河水中泥沙含量较多。

“相搅相淘无歇日,会教山海一时平”,海水翻卷着泥沙一刻也不停歇,随着岁月流逝,最终沧海变桑田,此句将河流侵蚀河岸的过程，及最终导致的结果刻画了出来。

古代诗词还蕴含着一些的地理原理和地理规律。

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描写了清明时节经常下雨,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清明节前后，北方的冷空气势力开始减弱北撤,与此同时.南方的暖湿空气迅速增强北上,这样一来,冷空气与暖温空气频繁交汇，产生“雨纷纷”的景象。

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藏有气温的垂直递减规律,即在一定高度,海拔越高,气温越低,寺庙的气温比山脚下要低,这里的桃花自然盛开的就晚。

地理因素对文学的影响深远，两者之间的关联值得深入探讨，你还记得哪些这方面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