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不由衷定有鬼，事出反常必有妖

公元1040年，北宋仁宗康定元年，四川有个地方，叫做阆州，这个地方位于四川东部，

宋朝的时候叫做阆州，元明清的时候叫做保宁府，保宁府是个很大的地方，下面辖着不少的县城，可以说是蜀东地区的重镇。

阆州当地有个世家大族，是雍家，这雍家人丁兴旺是人多势众，而且还很有钱，是房屋百间，良田千亩，而且，雍家人里乡绅居多，举人也不少，在当地官府里做衙役书吏的也有很多，可以说雍家的势力，在当地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

雍家大族里，有个叫做雍子良的年轻人，仗着家业庞大，权势通天，竟然在阆州犯下了累累恶行，光是他自己手里就有三五条人命。

但是，雍子良杀了人不怕，他被官府抓了，雍家就掏钱保他，一次掏上个纹银几百两，这事儿也就这么遮过去了，以至于说雍子良慢慢的开始杀人成性，他横行乡里，有一次又失手打死一个农民，雍家立刻又跳出来表示要花钱息事宁人，咱说这官府没良心吧，它也有点良心，因为你们雍家也太不把朝廷法度放在眼里了，于是这回官府可就说了，你们雍家大公子手里数条人命可都在衙门里挂着呢，现在他又杀人，实在是太过分了，这回掏多少钱，这事儿我们也给你办不了了。

雍家人一听急了，说掏钱不好使那咋整啊，大人们你们给指条明路吧，官府的人就说了，说雍子良犯下数桩命案，他都恶名远扬了，他这些事迹人尽皆知，已经引起民愤，老百姓们可都看着呢，所以必须要把他公开处理了。（也就是杀掉）

可是话又说回来，既然是要公开处理，在刑场正法，那杀谁不是杀呢，如果有人愿意替你们家雍大公子顶罪，替他去受这个刑，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雍家人得了指点，立刻左右活动，最后买通了阆州官府衙门监狱里的一位囚犯，许之以利，这囚犯于是化名雍子良，替雍子良顶罪。

衙门里的大部分官员们，都和雍家有来往，没来往的也大多畏惧雍家背后的势力，所以对这件事儿的发生，那也就都是睁一整眼，闭一只眼，唯有一个叫做朱寿昌的通判，刚正不阿，从不被人所收买，很快看出了这件事儿的不同寻常。

朱寿昌，字康舒，安徽天秦栏镇人。

朱寿昌的父亲朱巽，是宋朝真宗年间的工部侍郎，工部，朝廷六部之一，主要负责屯田啊，水利啊，交通啊，工程等事宜，不算核心部门，但也缺之不可。

朱巽是工部的侍郎，那他就是工部一整个部门的二把手，属于是京官，是上朝的时候能在皇帝脚底下跪着的那种级别的官吏。

这么一说，其实这朱家也算是高门大户。

朱家是高门大户，但朱寿昌却并非嫡子，而是朱巽的小妾刘氏庶出的儿子。

古代嫡庶之分，那可就是天差地别，朱巽的正房夫人那才算是唯一合法的妻子，小妾在家里是相当没地位的。

朱巽对他这个小妾刘氏，也不是很喜欢，刘氏给朱巽生下朱寿昌之后，日渐失宠，竟然没过多久就被朱巽给扫地出门，赶走了。

自小就失去了亲生母亲，你可见朱寿昌小时候的日子并不好过。

但是好在，朱寿昌少时凄苦，所以他发奋图强，立志要出人头地，加上他本身就天资聪明，好读诗书，因此才名远播十里八乡，二十七岁考中进士那是金榜题名，就此入了仕途。

二十七岁之后，朱寿昌在朝廷里做过很多职务，当然都是地方官，在陕州，岳州等地都做过官员。

陕州是今天的河南三门峡，南通就是今天的江苏南通，而岳州则是今天的湖南岳阳。

小时候的朱寿昌对母亲刘氏的离去，其实没有太多感觉，亲人相隔的这种痛苦，他是在慢慢长大后才后知后觉的，朱寿昌性仁至孝，只恨不能赡养母亲，所以当官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母亲刘氏。

他这种地域跨度极大的工作调动，其实和他想要更加方便的寻访母亲，也有一定的关系。

他在阆州的时候，职务是通判。

通判的全称，叫做通判州军事，明清两代的时候，是正六品地方官，它属于是州一级别主官的佐官，分管钱粮，水利，土地，农业，以及一部分的巡捕工作，距离京师比较近的，比如明朝的南直隶和北直隶附近的通判，他的地位只比知府稍微低一点点，而比较偏远一点的地区的通判，地位则也就比知县稍微高一点点了。

但是在宋朝，尤其是北宋，通判是要职，因为北宋时如阆州这种州一级别的单位，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知州，但知州并不是唯一的领导，通判和知州一样，享有一州之地的最高权力，州内各种事务他都有资格插手，其中最明显的体现就是，比如阆州要发公文，要搞改革，要干大事儿，都必须知州和通判两个人签字盖章才能生效，缺一不可。

处理雍子良杀人案的，大概是阆州下辖一些县里的衙门，经手的也是县令。

县令是什么，县令是流官，凡到一地任职，任期长不过三年，短则两年就调走，他们是流官，但是他们手底下的这些小吏却基本上都是历代世袭，他们在当地根深蒂固，当县令的既要重用他们，也要提防他们，县里有功名的读书人和乡绅更会时不时的就给县令来点压力，如果一个县令既没能力又没魄力，而且品格不端，底线也没有的话，就很容易被雍家那样的大家族所桎梏起来。

雍家的确是当地的豪门望族，但是他们毕竟是民，他们的手也就伸到县一级的衙门，这案子落到州一级的衙门复核，让朱寿昌给发现了，那就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了。

朱寿昌是什么人，他做官做了这么多年了，底下人这点猫腻他一清二楚，但是这个案件难办的点在于，他朱寿昌明明知道是雍家人和衙门串供，让别人顶包，但是他找不到证据，如果雍家和衙门一口咬定监狱里的死囚就是雍子良，朱寿昌还就真没办法。

雍家和衙门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他们自然不是朱寿昌可以争取的对象，所以突破口只能是在这个顶包的囚犯身上。

甘愿顶包替别人死，那么雍家也必然是花了大钱的，你让他突然反水那希望不大，所以朱寿昌在提审囚犯时，并没有慷慨陈词让他弃暗投明，交待自己帮助别人顶包的犯罪事实，而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了一段话：

尔以死代人，毋令有悔。吾闻子良与汝钱十万，纳汝女为子妇，许嫁其女汝家...汝且死，书券抑汝女为婢，指十万为佣直，而嫁其女于他人，汝将奈何。

因为朱寿昌也做过背调，他知道雍家不仅给了囚犯一笔丰厚的钱财，还答应只要囚犯肯替雍子良顶罪，那么雍家就会把囚犯家里的女儿娶到雍家做妻妾。

人命值多少钱？人命当然是无价的，如果单用钱，也许买不来囚犯的死心塌地，所以雍家祭出的杀招是，娶走囚犯的女儿，保他女儿下半辈子荣华富贵。

这囚犯本来是阆州的佃户，靠几亩薄田种地为生，光景不好的时候吃穿都成问题，现在自己的女儿有这样一个机会嫁入豪门，他能不心动么？

所以，与其说这囚犯是为钱卖命，倒不如说，他是为了自己女儿下半生的生活而卖命。

看似感天动地，实则大错特错。

朱寿昌当时就指出来了，说你这个逻辑是不对的，雍家答应娶你女儿不假，但问题是，这个事的不确定性太高了，你现在在大牢里蹲一天，他们就说会迎娶你女儿，你感觉这事儿稳成，可如果你死了，你什么你也不知道了，你也管不了了，你在他们那头也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了，人家还会按照约定迎娶你女儿么？人家还有那个必要么？

承诺是存在的，但这却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程度。

这是什么，这是攻心战术，这是心理博弈，朱寿昌戳的就是人性的弱点。

囚犯一听，是这么个事儿啊，对方要是不遵守约定，自己不就白死了么，这所谓许诺根本就是不切实际的啊，于是幡然醒悟，老老实实的交待了自己是如何跟雍家和衙门合谋顶罪的。

有了这份关键的证词，朱寿昌雷厉风行，一干涉事官员均被处理，而那个恶贯满盈的凶徒雍子良，任凭雍家手段通天，也终究死期将至。

处理完这桩案子之后，朱寿昌竟然十分反常的辞去了通判的工作。

你看他的这个执政风格，明显是爱民如子的类型，他在百姓之间素有好名，通判又是个很能干出政绩的官职，今日耕耘，他日一朝起势调回京师，不就开始人生新阶段了么？

但是任凭前路如何光明通畅，朱寿昌却是说什么也不干了。

因为，他在阆州任上的最后一年，听说了自己当年那个被父亲抛弃的母亲刘氏的消息。

消息并不准确，只知道母亲在陕西一带流落，但朱寿昌思母心切，辞去一身官职，放弃大好前程，立刻就动身了。

走之前，他泪洒家中，对家中妻儿老小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见母，吾不返矣。

找不到母亲，我这辈子就不回来了。

他在陕西大地上发疯一般的寻找，皇天不负，终于叫他在陕西渭南的同州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朱寿昌，也已经五十岁了，他的老母刘氏，也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七十有余的老人了。

是啊，当年那个幼小的孩子无力阻止母亲的离去，现在，他就算付出无数的，所有的代价，也要把母亲找回来。

跋涉千里，这一对母子，终于团聚了。

很快，朱寿昌辞官千里寻老母的事迹就被传开了，甚至就连当时的名臣苏轼和王安石都写下了歌颂表扬朱寿昌的诗句。

朱寿昌孝名远播，更因此奇迹般的又被朝廷所启用，一度担任要职，到七十岁才卒于任上。

在两宋时局动荡的王朝命运之下，朱寿昌个人的悲欢离合似乎是恒河沙数，但按照这个理论来说的话，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王朝的治乱兴衰也不过是太仓稊米。

然而，总会有人在历史的星空下书写出自己的故事，婉转动人，世代传诵。

史笔如铁，不会忘却每一个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