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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今天我们的生活衣食无忧,我们为什么能吃饱饭,佞人们说是因为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粮食增产,我们才吃饱饭。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1953年之前也是分田单干,为什么那时候也吃不饱饭呢?
时间轴:1973
我们到底是怎么吃饱饭的?
关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所以才有了粮食产量的提升,于是大家就都吃饱了饭。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把它放在历史中去验证。
我们的历史被称为上下五千年,我们在老人家那个时代之前,一直都是农业国。
我们上千年的农业耕种技术,不断改进农具,但一直都没有吃饱过,在老人家的时代之前,土地上的农民都是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也就是佞人们说的联产承包。
这样的模式我们一直持续到1953年,再此之前,我们没有搞农村合作社,一直都是一家一户的分田单干模式,这种模式搞了上千年,从来没有吃饱过。
另外,在老人家的时代之前,我们的人口虽然一直都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但最多的时候也没有超过5亿,而且我们历史上发生的起义和战争,很多时候的原因也在于吃不饱。
当然吃不饱的原因是土地大量兼并,农民没有土地,土地上种出来的庄稼归地主所有,能吃饱饭的是地主阶级,大多数贫苦的劳动人民根本吃不饱。
这种分田单干的模式持续了上千年,都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为什么后来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了?上千年的农民都是懒惰的?只因为现在家庭联产承包了,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就能让土地多种出粮食了?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今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应该更加发展了吧,农民应该更加热爱这片土地了吧,那么请问今天的青壮年农民为什么都离开了土地?这么好的制度为什么留不住这些青壮年的农民呢?反而现在很多都是“空心化”的农村呢?农民的积极性又到哪儿去了呢?
今天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14亿,比清朝鼎盛时期的4亿多人,多出了10个亿,我们今天吃饱饭还靠的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民种出来的这么多粮食吗?
截止到2023年12月18日,海关总署公布的2023年1月至11月进口粮食为13,244万吨,同比增长8.9%,进口大豆为8,582万吨,同比增长14.4%。
既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能让大家吃饱饭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进口上亿吨粮食?按理说来,不是应该粮食多得吃都吃不完了,该出口赚外汇才对啊,怎么还要进口粮食呢?
那些说我们吃饱饭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佞人们,来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进口上亿吨粮食的原因。
另外,从统计局公布的粮食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现在,粮食产量并不是一直在增长,而是个别年份出现了较上一年减产的情况。
比如:1980年减产1156万吨,1985年减产2820万吨,1988年减产1065万吨,1991年减产1095万吨,1994年减产1139万吨, 1997年减产1,036万吨,1999年减产391万吨,2000年减产4,621万吨,2001年减产954万吨,2003年减产2,636万吨。
分田单干之后的农民积极性大幅提高,才让我们吃饱饭了,那么这43年中,为什么粮食产量还有超过10个年头减产的情况呢?其中2000年甚至减产4621万吨,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之后,农民的积极性应该更高了吧?为什么2016年和2018年分别减产17万吨和372万吨呢?这又该如何解释呢?
千百年来,地里的荒草从来不会因为农民积极性高不高而长得好不好,抢夺阳光和养料是荒草的种子基因决定的,跟农民积极性高不高没什么关系。
没有好的种子,没有肥料,没有雨水,农民积极性再高也不可能让粮食增产。
如此简单的道理,佞人们偏偏要给众人洗脑,说成是分田单干之后,农民积极性提高才吃饱了饭。
更可笑的是,对于吃饱饭的问题,有些农民自己也是稀里糊涂。
一个人的力量不可能超越集体的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一个人在地里挖一天的地,不可能比一个村子的人干的活儿还多,分工合作与规模化效应带来的收益远多于个人。
一个人承受风险的能力却远低于集体承受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一场旱灾来了,一个人地里的收成可能颗粒无收,但一个村子则不可能全部颗粒无收,即使是抢救性的收割,一个村子收割出来的人均收成也大于一个人单干。
一滴水想要不干涸,最好的办法就是融入大海,这些浅显的道理,在那些被洗脑之后的人眼里,便成了一窍不通。
既然我们吃饱饭的根本原因,不是分田单干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速至,那么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吃饱饭的真正原因在于“五大革命”,分别是种子革命、化肥革命、水利革命、农机革命、技术革命。
种子革命是要挑选并培育出高产的稻米种子,南方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籼型杂交水稻,北方是以杨振玉为代表的杂交粳稻,他们研究培育杂交稻的时间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种子从挑选到培育到推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十年以上的功夫做不到,等到了八十年代杂交稻终于大面积推广时,老人家已经走了,而这吃饱饭的功劳却不算在他老人家身上。
有了优质的种子便有了增产的可能性,但是要大幅增产离不开肥料,而我们原来靠农家肥的效率太低,且农家肥的供应量跟不上,而我们的化肥厂不仅数量严重不足,而且产能也严重不足,即使产量跟上了,也因为交通不便,而无法将化肥送到全国各地。
因此,为了解决化肥问题,我们引进了“四三方案”。
1973年1月5日,在1972年引进一系列项目工作顺利进行基础上,国家计委做出了总结和统一规划,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增加设备进口、扩大经济交流的请示报告》。
由于这个报告计划用外汇43亿美元,被通称为“四三方案”,经过讨论和修改,3月22日,国务院原则上批准了这个报告,“拟用三至五年时间,从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引进总价值为43亿美元的成套设备”,后来又追加8.8亿美元,整个方案共计51.8亿美元。
“四三方案”包括:4套大型化纤生产设备,13套大型化肥生产设备,3套大型石化生产设备,1套大型烷基苯生产设备,1套一米七轧钢设备,1套钢铁生产设备,3套大型发电设备,43套综合采煤机组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生产设备在内的先进的工业生产设备。
“四三方案”26个项目中,主要是化肥厂、化纤厂、大型电站、钢铁厂和石化厂。
化肥厂13个,分别是:沧州化肥厂、辽河化肥厂、大庆化肥厂(26.7 亿元人民币)、湖北化肥厂、洞庭湖化肥厂、泸州天然气化工厂、赤水河天然气化工厂、云南天然气化工厂、栖霞山化肥厂、安庆化肥厂、广州化肥厂、齐鲁第二化肥厂、四川化工厂。
化纤厂4个,分别是:天津石油化纤厂(13.5 亿元人民币)、辽宁石油化纤总厂(29 亿元人民币)、上海石油化工总厂(20 亿元人民币)、四川维尼纶厂。
大型电站3个,分别是:大港电厂、唐山陡河电厂、元宝山电厂。
钢铁厂3个,分别是:武汉钢铁公司1.7米轧机(27.6 元亿人民币)、南京钢铁公司氯化球团、南京烷基苯厂。
石化厂3个,分别是: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北京化工二厂。
报告对各部门引进的规模进行的安排是:石油、煤炭、冶金、发电、交通运输等基础工业方面27.5亿美元,占进口设备投资的64%;支援农业方面5.65亿美元,占13.1%;轻工业方面9.85亿美元,占22.9%。
注意看这些项目的地理分布,既有东部沿海,又有西部内陆,既有北方重镇,又有南方城市,厂址选在原料所在地,先进设备安排在经济和技术较发达的地区。
为什么这一次引进的方案全国各地布局比较合理了呢?为什么现在不担心沿海和边境遭到战争摧毁了呢?
原因我们在上一章节讲过了,老人家在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之前,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由此团结了西方发达国家不再与我们为敌,而被孤立起来的苏联因为面对一大片敌人,所以不敢轻易对我们动手。
正因为老人家这一战略构想,为我们彻底消除了战争威胁,赢得了真正的和平发展环境,才有了“四三方案”的可能性,否则我们的首要任务依然是保卫这个政权,这就是“四三方案”的国内背景。
“四三方案”成形有其机缘巧合之处,从买卖双方来看,作为卖方的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什么突然愿意解除封锁,把当时较为先进的设备卖给我们呢?
原因在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西方出现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生产过剩,急于产品、设备、技术变成商品寻找出路。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和西欧经济复苏之后崛起,而美国的经济实力遭到削弱,原因在于1950年亲自下场参与朝鲜战争,军费巨增,国际收支连年逆差,黄金储备源源外流。
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不足以抵补当时的210.3亿美元的流动债务,出现了美元的第一次危机。
已经到这样的状态了,朝鲜战场上就吃了亏,美国却不吸取教训,又跑到越南去打越南战争,结果没想到越南的背后是我们,这一次美国再一次陷入战争泥潭。
巨额的军费开支令美国出现财政赤字,只能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由此造成通货膨胀。
此时,日本和西欧崛起,美国对它们的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美元汇率面临巨大的冲击和压力。
1968年3月,美国黄金储备下降至121亿美元,同期的对外短期负债为331亿美元,引发了第二次美元危机。
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推断,以美国当时的国力不可能登月,而它还宣称自己登月6次。
遗憾的是,今天传闻的各种美国月球车留在月球上的轨迹都被卫星拍到照片了,唯独登月返回舱返回时升空理应留在月球上的喷射圈,却没有一张照片,请问该如何解释?
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仅102.1亿美元,而它对外流动负债到达678亿美元,它的储备仅能应对15.05%的负债。
此时的美国完全丧失了承担美元对外兑换黄金的能力。
当时美国的尼克松政府为了应对苏联的攻势,开始调整战略,于是决定联中抗苏。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成功,两国发布《联合公报》,让美国应对苏联时暂缓了一口气,为其在八十年代反攻苏联奠定了基础。
但美国的颓势还没到头,国力仍在继续下降。
1973年,美国爆发了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黄金储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45.6亿美元,下降到110亿美元。
没有充分的黄金储备作基础,严重地动摇了美元的信誉,由此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美元开始寻求与石油挂钩,因为美国看到了石油是所有国家都要使用的能源,掌控了石油也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过去通过掌控黄金来控制全世界,如今通过掌控石油来控制全世界,而对石油价格的掌控就变成了虚拟经济。
因为石油的价格可以背后操纵,石油的涨跌,美国都可以从中渔利,这就是虚拟经济。
面对太空军备竞赛,美国借助虚拟经济软应对,熬过了七十年代之后,在八十年代开始对苏联反击。
苏联虽然在太空具备竞赛中处于领先优势,但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相比美国的软应对,苏联是纯粹的硬应对。
最终在八十年代遭遇粮食危机中被美国卡了脖子,美国趁机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而苏联的修正主义也发展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
最终苏联如老人家所言,“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最终在1991年彻底崩塌。
那么在七十年代美国和西方处于守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熬过苏联的攻势呢?
美元发行过剩,又两次贬值,西方各国手里贸易顺差拿到的美元正在变成一张张废纸。
如果美国继续印钞,那手里的美元将一文不值,因此西方急于将手里的产品、设备、技术变成商品,以此来抵消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这就是西方的产业转移。
正是基于这样国内和国际背景,才有了最终“四三方案”的成行。
“四三方案”除了主要项目外,还有从美国引进彩色显象管成套生产技术,利用外汇贷款购买新旧船舶组建远洋船队,购买英国三叉戟飞机增强民航运输力量,从英国罗罗航空公司进口斯贝军用发动机制造技术,从美国引进我国急需的两个卫星地面接收站、飞机惯性导航设备等。
与此同时,还在国内恢复举办先进科技国家的技术贸易展览会,学习吸取国外先进技术,着手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和西欧学习深造。
“四三方案”带来的对外贸易的增长,1970年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45.8亿,1974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45.7亿。
如果要说改革开放从什么时候开始,显然应该从“四三方案”算起。
不要简单认为西方产业转移对我们就是绝对有利,任何事情都存在两面性,西方产业转移实际上转移了西方本国的矛盾,同时让被转移国家形成负债。
也正因为如此,为了让人有饭吃有事做,1974年老人家在生前发起最后一次上山下乡运动。
为了尽可能降低西方产业转移带来的负面影响,“四三方案”在引进时采取了6条原则: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第二、学习与独创相结合;
第三、有进有出,进出平衡;
第四、新旧结合,节约外汇;
第五、当前与长远兼顾;
第六、进口设备大部放在沿海沿江,小部分放在内地。
在老人家的时代,永远不放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原则,永远不依赖外来技术,永远不当买办。
“四三方案”引进的项目,从 1974 年起分别建成投产,到 1982 年,26个引进的成套项目全部投产。
“四三方案”中1977年底已投产的7套大化肥生产设备,到1978年6月,累计生产尿素361万吨。
以后又继续引进,结合国内的国产化设备配套,大化肥设备总数达到33套,年产尿素1593万吨,按照1比4、1比5的增产效果计算,1593万吨尿素可增产稻谷近6500万至8000万吨。
1980年我国每亩耕地化肥投入量比1970年增长了将近3倍,使每亩粮食增产47%,每年增产粮食达500亿斤,相当于中国人每人每年增加口粮60多斤。
“四三方案”还解决了我们的穿衣问题。
1972年,我们年产化纤只有13.7万吨,仅占全国纺织原料的5.5%。
1965年,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为19尺,“四三方案”的4套化纤设备和2套石油化工设备全部建成投产后,全国人均纺织品年消费量提高到32尺。
1984年,我们的宣布取消长达布票制度。
我们能吃饱饭,根本原因在于培育了优质稻种,“四三方案”引进化肥厂,以及水利建设,农机投入和技术推广。
从1958年开始,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各级政府利用农闲组织社员兴修水利,整田改土,修造梯田,大面积垦荒,全国建成大小水库8.6万座,塘坝无数,人工河道网、田间道路网、沟渠网、防护林网形成,这些水利建设增强了农业灌排能力和防灾抗灾能力,才能保证农业的稳产和高产。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明教程》(1985年)记载,1975年我们的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分别是1965年的6.7倍和66倍,排灌动力机械增长4.9倍,用电量增长4.7倍。
没有老人家这么多的基础建设,没有老人家引进“四三方案”,就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能让我们吃饱饭了?荒唐而又可笑之至。
然而,当他去世之后,我们吃饱饭和穿暖衣的功劳却跟他没有半点关系,这就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佞人们得出来的结论。
很多人被蒙蔽,是因为真相身上被覆盖了厚厚的谎言,如今是时候涤荡这些尘埃了。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章《批林批孔:挑战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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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
2、开放的前奏:“四三方案”及其对改革开放的影响.陈东林.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01-15
3、《国事忆述》.陈锦华.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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