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从马背上摔下来的时代精神，与一座坚固的现代性堡垒

当被认为近乎是好莱坞最后一个还在深耕“硬核”历史史诗电影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宣布要拍摄传记片《拿破仑》来全景式讲述拿破仑的一生时，更加受到鼓舞的其实并非美国本土的观众，而恐怕是至今还沉溺在现代性挂帅的“皇帝神话”里的国内观众——他们自称“苦后现代和政治正确久矣”，以《流浪地球2》为例痛心疾首地慨叹好莱坞已经失去了宏大叙事的能力和感召，因此拍摄过《天国王朝》，年逾八旬还在拍摄古装史诗电影的雷德利·斯科特，成为了政治正确弥漫、宏大叙事衰微时代的“沧海遗珠”，成为一种反后现代叙事的保守主义招牌：《拿破仑》由此备受国内关注。

然而，雷导显然不曾关心遥远的东方国度对他的期许，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龄的他甚至根本不在乎一些基本的历史电影拍摄逻辑：面对历史学家提出的，甚至恐怕是非历史专业的普通观众都能一眼识破的历史谬误质疑（如拿破仑从没有开炮轰击金字塔、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后从未见过、滑铁卢战役最后布吕歇尔的普鲁士军是从法军右翼而非左翼包抄等等），他甚至直接对记者反问道“那个历史学家当时在现场吗”，对电影隐含立场“辱法”的争议更是表示“首映礼上的法国观众都很喜欢”，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雷导更是主动破除了一个“传承库布里克”的经典电影史叙事：众所周知，大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曾经筹拍过《拿破仑》，做了多年准备，搜集无数资料，因投资问题项目夭折后，库布里克用搜集来的资料改拍了《巴里·林登》——显然，雷导天然地成为伟大的库布里克未竟事业的继承者，然而真的看过遗留下来的库布里克版剧本原稿的他，却对库布里克的视角和想法不屑一顾，直言“那是个无聊的剧本，我看了没有任何触动”，改以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爱情关系为主要切入点对剧本进行重写：从雷导大胆地创作伊始，《拿破仑》就是远离正常的观众期待视野的。

最终，故事也走向了被预知的惨淡结局：《拿破仑》在北美、英国、法国等地的评价反响都不如预期，烂番茄、MTC等评分都是尚可而不突出，已经基本退出了奥斯卡颁奖季的争夺；电影在内地更是遭遇彻底的口诛笔伐，无论是皇帝粉丝、历史爱好者还是普通观众都将其视作一部居心叵测、粗制滥造的“辱法”电影，甚至被解读为好莱坞抹杀、偷窃、扭曲别国文化图腾的武器，再次为“好莱坞已经丢失了宏大叙事的能力”的保守主义思潮提供注脚。到底雷导在《拿破仑》中“肆意妄为”地做了什么？这究竟是一部导演思路明确但力有不逮的尚可电影，还是一部精心炮制的骗局？在听来颇为熟悉乃至陈词滥调的对《拿破仑》的批评声音里，一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落差和争端，在现如今国内越发沉重的保守主义文化面相下，投射出巨人在混乱的现代徒留下的幽暗黏稠的阴影。

《拿破仑》拍的不是历史上的拿破仑

从电影叙事结构观之，雷导这部影院版长达157分钟，据说要在流媒体上映的完整导演剪辑版更长达240分钟的传记电影，没有什么新颖而突破性的叙事手段革新。电影按部就班地从拿破仑崭露头角的土伦战役开始，按照历史事件顺序，流水账式地书写了拿破仑镇压保王党政变，征战埃及，雾月政变，担任法兰西第一执政，加冕法兰西皇帝，奥斯特里茨战役，远征俄国，第一次退位，百日王朝复辟、滑铁卢战役以及流放圣赫勒拿岛这些重要历史事件，然而走马观花的叙述中更加重要的是穿插了拿破仑与约瑟芬的爱情纠葛，剧作将拿破仑的爱情作为战争胜负的隐喻：约瑟芬与拿破仑情投意合时，拿破仑战无不胜；约瑟芬离开拿破仑后，拿破仑跌落神坛一落千丈——在不少观众看来，这一虽然符合历史基本事实、但却显得简单得有些可笑的隐喻，恐怕是这部叙事平庸的流水账历史电影唯一的精心结构设计。

而在具体的叙事呈现上，雷导的表现也仅仅是“完成任务”的敷衍而已：首先，剧本对拿破仑生平事件的选择是过于抽象而粗略的，这种过于追求电影叙事逻辑的素材选择其实影响到了观众对拿破仑形象的感知。比如电影完全忽略了拿破仑的出身、童年与求学成长经历，使之一出场就已然是一个人设相对完整的阴沉军官形象；电影忽略了拿破仑早年征服意大利、成为法国统治者后除奥斯特里茨之外所有击败反法联盟的胜仗，而保留并大书特书远征俄国和滑铁卢两场败仗，整部电影中拿破仑二胜二负，给人一种拿破仑打仗不过如此、轻易就能够被击败的错觉，完全忽略了拿破仑一生挫败过五次反法同盟，战役胜率高达近90%的传奇战绩（据不完全统计，拿破仑一生的重大战役战绩为65战57胜8负，各位历史学家统计口径不同，但统计胜率都在80%以上），从叙事角度颠覆了拿破仑军事天才、每战必胜的经典叙事；同时，拿破仑的“文治”功勋，如捍卫法国革命成果、颁布拿破仑法典、推翻欧洲各国的君主制、推进资产阶级政治体制建设等内容完全阙如，这使得电影塑造的拿破仑形象，首先在生平素材的选择上就是极为偏颇而不完整的。

其次，就算那些被保留下来的那些拿破仑的“高光时刻”，雷导也做了极其个人化的、偏离拿破仑主流形象的解读和呈现。电影中拿破仑一战成名的土伦战役，着重刻画的却是拿破仑第一次作为战场指挥的紧张和对战争的极度恐惧，这显然是与历史事实违背的（土伦战役不是拿破仑第一次指挥战斗，影片中拿破仑的恐惧也无历史依据支撑）；埃及战役没有表现拿破仑如何用炮兵技术摧毁了上一个时代所向披靡的马穆鲁克骑兵，而是虚构了拿破仑炮击金字塔，“破坏历史文物”；电影中的雾月政变起因是拿破仑得知约瑟芬出轨从埃及回国捉奸，甚至上演了一出差点被赤手空拳的议员们打死，一路跌跌撞撞跑出宫殿搬救兵的滑稽戏；加冕皇帝的戏码突出的不是皇帝的文治武功，而是与约瑟芬生不出继承人的宫廷秘史；奥斯特里茨战役作为拿破仑军事艺术的巅峰大成，电影中的呈现却更多展现了俄普联军的愚蠢和法军冰湖开炮的残忍；滑铁卢战役的前因后果电影讲述得非常模糊，拿破仑真正导致错失胜机的失误并没有被展现，影片突出的却是一种法军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取胜的绝望。出场应该24岁却显得比42岁还大的华金·菲尼克斯显然没有在演绎一个英姿勃发、算无遗策、雄才大略的时代英雄，他的演绎让青年拿破仑就透着一股疲惫甚至阳痿的中年阴郁，在雷导选择的现实主义阴暗调色下，拿破仑的“高光”都是草台班子的偶然幸运，都是历史开的滑稽玩笑，连拿破仑一生最为传奇的说服第五步兵团倒戈的人格魅力高光，都变成了无脑士兵被野心家PUA的讽刺戏码。电影叙事想暗中表达的，其实恐怕是一个“德不配位”的领袖如何小丑般地意外地来到巅峰，然后又必然地小丑般地跌落凡尘：雷导拍的也许真的不是拿破仑，而是马克思笔下的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拿破仑三世）——不是悲剧，而是闹剧。

根本上，雷导的选择和呈现不得不指向一个人人皆知人人不言的事实：雷导对拿破仑这个人没有感情，他无视或者反对拿破仑作为一个伟大英雄人物的独特性，而将其视作最为普通的帝王群像中的一员，对其加以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批判。无论是华金在采访中提及表演拿破仑时以希特勒作为参考，还是电影片尾字幕刻意地列举拿破仑一生所有战争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电影明确提供的是一种21世纪的非历史性的后现代视角：拿破仑的“历史功绩”都是已经消散的过眼云烟，他不过是一个历史上的名字而已，当代人对虚幻的观念毫无兴趣，对男性中心的“荣耀”“男人与马”毫无兴趣，而对死亡、战争的恐惧与厌恶却是切肤和永恒的。对此，豆瓣“法兰西胶片”对影片的隐喻读解非常准确：雷德利·斯科特塑造的是一个“炮兵”，“用……失败消耗（与约瑟芬生不出继承人），来隐喻他人生60多场炮仗都是无节制牺牲法国人生命的本质……老雷人家拍的就不是历史，每一帧都不是，他就是用现代思潮反写这个固化太久的形象……而已。”

蜕变为观念角斗场的《拿破仑》电影批评

那么，结合影片来观察内地观众对《拿破仑》的愤怒和批评，就显得跳脱出文艺批评的范畴：当批评者举出《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滑铁卢战役》等经典影片对拿破仑形象的“准确”塑造为例证的时候，批评的焦点就是相对“失焦”的：影片的批评者纷纷表示一部拿破仑的传记片扭曲、改造、重述乃至歪曲拿破仑的主流形象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然而他们讨伐的对象雷德利·斯科特，显然在他的艺术符号操演运作中早就丢掉了“拿破仑”这一本质所指，那么此时，批评家们反而试图捡起拿破仑这一所指的思路，必然是被老雷不屑一顾的——也由此，他本人已经在采访中无数次表达了对批评根本就“don't care”的态度。

《拿破仑》剧照

当然，有相当数量对《拿破仑》的批评是言之有据、坚实硬核的——它们普遍来自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和军事爱好者们。他们详尽地列举了影片中所有的史实错误和对拿破仑真实历史形象的偏差呈现，实际上客观地展现出了拿破仑题材电影或者一切历史题材电影始终伴随着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复杂的矛盾辩证关系。比如前文提到电影里拿破仑的战绩是二胜二负而真实历史上是57胜8负，当然这对拿破仑的真实历史形象是巨大的歪曲，引发了历史爱好者和拿破仑粉丝的愤怒，但请问：如何在一部完整的叙事性电影里展现57胜8负？因果明确、逻辑清晰的叙事性作品必然要求高潮与结局，必然要求胜利与失败共存，必然要求给人物以大致1:1的高光/落寞的比例，否则如何叙事，如何塑造多维度的人物形象？同样的，很多影视作品中的史实错误并非创作者不清楚，而是创作者在艺术逻辑之下的理性选择——拍摄奥斯特里茨战役，请问是传奇但不符合历史的“冰湖陷落”，还是符合历史但司空见惯的诱敌深入两面包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历史爱好者们经过长期的影视作品洗礼，并非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度思考过，实际上很多观众也接受电影对史实做出艺术处理，比如很多观众还是理解让约瑟芬离婚后依然多次见到拿破仑，毕竟这对影片爱情主旨的表达有正面作用——当然，导演在滑铁卢战场上让布吕歇尔东西南北不分肯定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然而，一如雷导自己把历史上的拿破仑摘出了他的《拿破仑》电影，更多的批评者实际上也把雷导的个人表达和后现代历史观摘出了对影片的评价：他们不接受这一切都是雷导作为一位好莱坞一线导演应有的艺术表达自由，而天然地、自觉地开始了阴谋论的运作，认为这又是一场英美国家发动的，以英语取代法语，以英美人的视角取代法国人的视角，从而以国际化的场域全面颠覆、瓦解拿破仑的英雄形象，以达成瓦解他国民族意识和独立自我的政治目的。这其实也习以为常，类似这样的“反盎格鲁萨克逊”批评已然蔓延舆论场许久，而《拿破仑》的批评风波之所以在国内如此“切肤”，引发了观众的集体愤怒，其实还有另一层独特的溯因：拿破仑在我国的主流语境中也拥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个法国人的英雄——拿破仑在复杂的历史、时代和观念演化中，其实已然是一个属于中国人的，中国人高度认可的英雄。那么，“辱法”“辱拿破仑”，其实也意外地冒犯了一些人，让《拿破仑》的电影批评，蜕变为了观念的角斗场。

拿破仑的事迹在清末传入中国时，就有了将其比作项羽的共通情感：他们都是战无不胜，只是在人生的最后一战输掉所有的失意军事天才，连有地方科举乡试都出现了《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题目（也有了“岂有破轮不能拿哉”的经典科举笑话）；而在主流的历史教育中，拿破仑那句“我的军事成就也许会被人遗忘，但我的《法典》永存”正是拿破仑伟人形象的核心——尽管他在欧洲很多地方实行的是残忍的占领统治，尽管他的军事冒险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无辜伤亡，但一部《拿破仑法典》作为代表，使其在主流历史观中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正确地位：他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先锋，他摧毁了欧洲的封建政治制度，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他就是19世纪“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那么，遵循黑格尔的历史观指导，代表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的拿破仑显然是一个先天具有政治正确意蕴的革命英雄，在革命正确的前提下，他的过失瑕不掩瑜，永远不可能损害他作为时代精神的无上荣光。

也因此，当雷导的《拿破仑》完全忽视这一经典的黑格尔历史进步叙事，以一种纯粹的非历史性的后现代眼光，完全抹杀掉拿破仑的历史功绩（或者说直接否定“历史进步”这一概念的正确性）的时候，拿破仑在现代性意蕴上的伟大，自然在后现代语境中就失去意义了，只剩下一个一个军阀，一个私人情爱上的小丑与失败者，一个与历史上一切的“男人与马”一样都该被颠覆和解构的负面对象。然而，雷导颠覆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将军，而是无以伦比的，伟大的拿破仑——不仅是历史上的英雄，也不仅是法国人的英雄，更是现代性的英雄，因此对《拿破仑》的批评某种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以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并抹杀现代性的意义，其实也正是英美霸权对欧陆文化的当代霸凌，一种实用主义、分析哲学主导的维特根斯坦思路，在质疑以欧陆哲学传统为代表的，过往崇高的，既定的，被认为存在本质的价值观念：比如“历史进步”，比如“男性中心主义”，也比如尘嚣至上的当代保守主义面容。

结语：《拿破仑》的讨论之外

无论是欧美评论界平庸的反响，在保本边缘的票房成绩，必然颗粒无收的奖项表现，还是内地批评界的枪林弹雨，《拿破仑》的不成功是被公认的：尽管对影片观感其实尚佳，但作为一个拿破仑的崇拜者，笔者当然也不可能对本片有任何过度的赞誉。然而，我却不愿意在此时加入到对《拿破仑》义正辞严的口诛笔伐之中：并非我认同雷德利·斯科特对拿破仑的小丑式塑造（我不愤怒就算我涵养很好了），也并非我完全接受后现代性的历史观对既往一切历史价值的颠覆和重估，将严肃的政治经济发展状态概括为唯心的“男人与马”，而是我对这种对既定的观念进行维护的、令人震撼甚至恐惧的“热血和真诚”怀有长久的迟疑——尽管他们在维护我确实同样认同的东西，比如历史进步论，比如拿破仑伟大的现代性与时代精神，但是这种“义正辞严”和“正义执行”天然具有不可置疑的粉圈乃至宗教化的狂热色彩，将雷导踏上一万只脚，真的是对拿破仑、对背后的历史最好的维护吗？一方面，我们要在后现代的巨浪狂潮中维护一些应该被坚持的既定存在，但另一方面，对既定存在的维护心态在当代已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与高度，这种强烈的、真诚的，并且乐于展示的保守主义面容，真的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与必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