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彬：从资深法治记者到成熟刑辩律师，“我也曾迷茫过”

律媒共同体是由法律圈共同体与深度训练营共同发起，致力于发掘优质“转型律师”的项目。我们甄选推出10位分别来自公、检、法和媒体的优秀中青年律师，呈现他们的成长故事、进阶之路、转型心得、办案智慧。希望让更多幸运的当事人，能够在遇到相关领域的棘手案件时，把眼界和能力范围触达他们。

内容摘要

——当记者时见多了各种人，现在做律师，见各种人也会不卑不亢，并对底层的人保持尊重，这就是原来做记者的习惯，待人之道是相通的。

——案子到我的手里，我就要根据事实和证据、法律，给当事人辩护。如果证据不足，要坚决作无罪辩护。这个案件不起诉了，公安机关以后要是再办理类似的案件，也会更加注重依法取证。

——你学的东西要有一定的门槛，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比如十年只跑交通事故，那成长在什么地方呢？要有复合型知识的准备，学习的知识要有门槛，不能学得太宽泛、太空泛。

每次和当事人加上微信之后，蓝天彬律师除了发去一段简要的自我介绍之外，还会附上三篇自己的办案手记——《办案手记：无罪辩护后的不起诉》、《办案手记 | 过失致人死亡案，无罪辩护后撤销案件》、《办案手记 | 翻版药神案？数罪并罚终获缓刑》 。

在蓝天彬看来认为，看过这些文章之后，足以展示自己的专业素养，不需要过多的言语。

2010年，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蓝天彬当了六年记者。六年之间，他从福建省的海峡都市报，辗转去了澎湃新闻（东方早报），成为自己所理想的政法记者，和伙伴们一起，并肩作战。

时至今日，提起蓝天彬，同事们都会主动提及他在澎湃新闻开放办公室里，对着信号不稳的电话大声采访的样子，他也因此被同事笑称为“蓝天拼”。如今，尽管做律师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做记者的时间，但回忆起在媒体奋斗的岁月，他仍抱着怀念和感谢之心。

2016年，媒体环境相比往日发生着变化，加上家庭原因，蓝天彬选择从澎湃新闻辞职。几个月的潜心复习之后，他如愿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师行业。

蓝天彬坦言，一开始做律师的时候，日子并不好过，也曾迷茫过，甚至喝酒麻醉自己。不过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勤奋让他快速成长为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执业多年，蓝天彬律师专注于刑事辩护，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尤其是经济犯罪、网络犯罪、职务犯罪类案件，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或缓刑等结果：谢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经蓝天彬无罪辩护，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庞某某涉嫌网络型寻衅滋事罪一案，经蓝天彬公益辩护，公安机关终止侦查；张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案，经无罪辩护，公安机关撤销案件……如今的蓝天彬，除了认真投入到案件办理之外，还常常出现在各类法律论坛上分享自己的办案经验，并不时在媒体上进行析案普法。

在蓝天彬看来，记者和律师，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合之处。梳理案情线、寻找关键点的方法，是融会贯通的。不过，就立场而言，二者却不尽相同——作为记者，往往需要更多地聚焦于“社会责任感”；而作为律师，当事人的利益要摆在第一位。

01

“为了去媒体工作还赔了5000元”

Q：您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进入媒体行业工作？

A：我在高中时代就有两个理想，一个是做律师，一个是做记者。我们这一代人，在上学的时候正好经历了媒体的黄金时代，市场化媒体蒸蒸日上。当时不管是《南方周末》，还是财经类的报纸，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营报》《经济观察报》，都做得很好。既有深度的财经报道，也有深度的调查报道、时政报道。当时看到他们做得这么好，就自然而然地对新闻行业很向往。虽然现在看来可能有点宏大，但当时确实是想用自己的笔，通过新闻报道，去做一些推动历史进步的事。所以，当时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就算是找到了大型跨国矿业集团紫金矿业的工作，甚至都已经签了协议，我最后还是没有去，因为就想去做媒体记者，当时还因此赔了紫金矿业5000块钱（笑）。

Q：在新闻行业内的经历是怎样的？

A：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海峡都市报》工作，先去财经新闻部，后来在国内新闻部、评论部工作过，也算是小有成绩。2014年初，在那里工作4年后，感觉在选题内容、尺度方面的限制比较大。我那个时候还比较年轻，处于人生的黄金年龄，27岁，总是想做一些事，做一些大的新闻，于是就去参加了《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前身）的招聘。

到了《东方早报》（澎湃新闻前身）以后，担任驻江苏政法记者，基本上每天都在跑，写了很多政法报道、调查报道，包括一些儿童遇害的案件，最多的一个月，写了五六篇相关的稿子。之前也写过一些关于冤案的稿件，比如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事人的父亲被抓入狱，而后含冤自杀的案件。尽管遇到了一些审核方面的顾虑，最后我还是做好了完整的调查，复原了事件真相，发出来了。那段时间很累，尤其是澎湃新闻正式成立后，我的生活几乎被新闻占据，但是我乐此不疲，因为在其中获得了很多成就感。

Q：后来怎么想到要离开记者行业，转去做律师呢？

A：后来想要离开，也是因为感觉记者职业的成就感下降。我记得，2014年的时候，还可以做很多关于重大事件的调查报道，但是2015年以后，随着形势变化，更多内容就倾向于人物稿、观察稿、对话稿一类的了。很多新闻选题，都不能再操作了。也有很多稿件，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成就感下降了很多。

二来也有一部分家庭原因。2016年，我刚刚结婚，我的妻子劝我从南京回厦门。我自己是从厦门大学毕业的，也有想回去，就想借着这个契机辞职，准备司法考试，转行做律师。

Q：辞职准备司法考试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难题吗？

A：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是挺冒险的。如果司法考试没通过，会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尤其是我这个人比较高调，在朋友圈都说了一遍了（笑）。

最痛苦的是在考完试之后的一段时间。司法考试九月份就结束了，十一月份才出成绩。出成绩之前，什么预测都是空话，所以压力还是挺大的。那段时间，也要为考试没有通过的可能性，找一些退路，就开始找工作，到处去投简历，才意识到找工作的困难。刚开始是在厦门，后来又扩展到福州。出于不想吃回头草的心态，没有再投传统媒体，剩下的各种企业都投了，但是陷入到一种“你看上的公司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公司你看不上”的窘境里。

比如，当时我被厦门的一家公司录取，去担任新媒体主编。做了三天，我就走了，因为我原来是做政法记者的，写的都是新闻稿，一下子去做这种新媒体，做偏软性的内容，适应不了，做了几天就走了。还有对工资的要求，也处于一种眼高手低的状态，所以那段时间不好受。

Q：知道自己通过司法考试之后，找律所还顺利吗？

A：一开始不顺利。开始找律所工作的时候，我已经29岁了，不可能像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样，在一个团队里，在助理的位置上做很久。律所合伙人一般见到我，就会意识到这点，所以他们会考虑一些类似于“培养我是不是值得的”的问题，因为我可能一年之后就会离开团队，自己独立做律师。

2017年元旦，在厦门找到了一家比较大的律所。但在工作了两三个月之后，还是感觉，在厦门这个地方，我继续做下去是很难的。我在厦门除了大学同学，其实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两眼一抹黑，没什么人认识你、认可你。天时地利人和，哪一项都不占。在南京，天时地利人和多一些。于是，就下定决心回南京了。

在南京，变得顺利很多，都是直接和律所负责人谈，当时还有一家律所给出了很高的工资，但是我最后没有去那里，因为他们还想让我负责一些新媒体的工作。但对我而言，既然我转行做律师，我就更想要专注于律师业务，把这件事尽量做好，而不是说一心二用。在这种更加优先考虑律师工作和以后发展的条件下，选择了东恒律所，然后一直就到了今天。

02

“为前途迷茫，喝醉过几次酒”

Q：到东恒律所后，您是如何度过第一年的实习期？

A：转行做律师，首先角色要转换，要从甲方的角色转换到乙方的角色 。记者可以说属于甲方，可以说有点文人的清高，但做律师，就不能有这种清高，因为律师是一个法律服务提供者。这是我刚到律所时，所里的一位前辈跟我说的。要从甲方的角色转换到乙方的角色，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后面慢慢调整自己的心态，但这个心态的转变是很痛苦的。

在实习期，也曾迷茫过，还喝醉过好几次酒，因为对前途的未知，刚转行经济状况也一般，喝酒是一个释放自己的过程，这些情绪没法对外讲。转行做律师了，在别人眼里律师收入很高，但别人想不到刚起步是很难的。

Q：政法记者的经历对您现在做刑辩律师，会有哪些具体的帮助？

A：第一，我刚开始转行做律师的时候。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一到两个星期要写一篇法律文章，不论是实务的专业文章还是法律评论文章，头一晚上发生的新闻，第二天我就写法律评论文章，比如昆山龙哥案，我在文章中把事件与历史作比较。这就是做过记者的优势。我个人比较看重，记者职业训练出的发散思维和触类旁通的能力，将两个原本看上去不关联的东西，通过蛛丝马迹联系在一起。律师也是这样，比如法律意见书也不能死板，即使都是法言法语，也要学着更打动人，让人看得更舒服。

第二，待人接物。记者待人不卑不亢，当记者时见多了各种人，现在做律师，见各种人也会不卑不亢，并对底层的人保持尊重，这就是原来做记者的习惯，待人之道是相通的。再比如，有些案子跟公检法沟通的时候，除了用法言法语，也要想想怎么沟通更好。我讲一个有意思的细节，到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去沟通案件，在办公室见到公安、检察官、法官了，可以拿一个自己的水杯，或者问有没有一次性杯子，问有没有开水，他们一般都会给你倒水的。而这个动作，是对待客人通常做的。这个举动实际上在拉近双方沟通。因为去朋友或亲戚家做客，第一个动作就是先给你倒茶。这样子放松下来，就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这和我一进去就义正言辞或者非常严肃地沟通就不一样了。我们如果是边喝茶边谈案子，会更放松一点，能讲的话就更多了。

第三，就是专业上善于提炼。做记者时善于抓重点，这点在做律师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比如几十本卷宗，要快速寻找辩护点，找到重点的辩护方向。

第四，抓细节。做记者的时候需要抓一些关键的细节，做律师也是，既要抓重点，也要抓细节，发现细节可能就影响这个案件的走向，卷宗材料边边角角的地方可能就影响案件，比如发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

Q：开展案件调查时，作为律师和记者要做的工作，有相似的地方吗？

A：调查，首先还是要注重书面的证据，不管是记者还是律师，书面的东西非常重要。因为个人的陈述有可能变来变去，但是书面的东西就不一样，书面是更加客观的证据。个人的陈述还是要转化为书面的材料，比如我们律师会做律师调查笔录、律师询问笔录，转化为书面的材料。这个其实跟记者有点像，记者有的时候也会做这样的笔记。

第二，我们律师做调查的时候，比如调查一位证人，我们一般要同步录音录像，而且要两个律师在场，这其实是非常规范的，做记者可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程度，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去采访。但也要做好证据留存，防止当事人变卦。

03

“成功的辩护让自己不断认可自己”

Q：都说律师是理想和现实相互映射的职业，在处理案件的时候，您有没有遇到过情与法的冲突？

A：有的，对于律师来讲，律师的天然角色就是要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维护当事人利益。我举个例子，我自己办的一个相当于是变相的药神案（《办案手记 | 翻版药神案？数罪并罚终获缓刑》），我的当事人是医药销售公司业务员，销售药品甲磺酸阿帕替尼，是一种治疗胃癌的药品，对其他癌症也有作用，每销售一盒，公司给的提成是30元～100元。在当地，一盒甲磺酸阿帕替尼1150元，医保可以报销60%或70%，但2020年6月政策突然变化，只有胃癌二期以后的患者办理特药证后才能报销，其他癌症患者和胃癌初期的患者不能报销，正常癌症患者一天就要吃1～2粒，一粒就要100多元，而且不能停，这就导致有些人吃不起药。我的当事人就利用他人的特药证，购买药品后，低价卖给患者，甚至免费送给患者，我当事人主要是看中公司给的提成，销量越大，提成越多。当时我的当事人是第一被告人，涉嫌诈骗国家医保统筹资金，还收取同事套取的甲磺酸阿帕替尼，进而低价售卖给他人，涉嫌诈骗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数罪并罚。我在和检察官沟通过程中也感受到，检察官一方面同情我当事人，知道他们客观上帮助了患者，另一方面又要依法打击犯罪，这不就是情与法的冲突。这种数罪并罚是非常难判缓刑的，全国各地大部分判实刑，宣告缓刑的屈指可数。但这个案子通过跟检察官、法官不断沟通，最后还是判缓刑。我在法庭辩论环节发表辩护意见时也谈到，“要兼顾国法天理人情，体现刑法的谦抑与宽容”，这个是我有成就感的案子。

Q：真正成为一个自己内心里认可的律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A：应该是2020年无罪辩护后不起诉的那个案件（《办案手记：无罪辩护后的不起诉》），那个案件就让我确定：自己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律师。自己应该是有这个能力。因为这种案件，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有些律师可能做了一辈子，都没有一个无罪辩护成功的案件。我这个案件不是那么容易辩护的，背后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因素。我们就是为生命和自由辩护，案子到我的手里，我就要根据事实和证据、法律，为当事人辩护。如果证据不足，要坚决作无罪辩护。这个案件不起诉了，公安机关以后要是再办理类似的案件，也会更加注重依法取证。

Q：感觉政法记者是客观地呈现案件，而刑辩律师是为自己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您是怎么适应这样的职业转换呢？

A：这个转换我觉得还是比较自然的，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行业红线。律师的职业操守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公平正义。第一位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做记者，社会责任感应当是第一位的。

虽然职业的立场不太一样，但能达到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比如律师给违法者辩护，可能会让一些人觉得让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或者减轻了处罚，但是它本质上还是推动了法治。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醉驾案件，醉驾涉嫌危险驾驶罪，以往公安办案是比较粗糙的，因为醉驾案件很多，公安办得粗糙，比如抽血的过程粗糙、鉴定的过程粗糙，经过很多律师辩护和努力，这其中当然有醉驾的当事人就可能被宣告无罪或者不起诉，让所谓的违法者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公安的执法更加规范了，更加精细化了。现在很多地方，醉驾案件中抽血的过程、鉴定的过程就比较规范了，这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律师在推动的，最后达到实质的正义、实质的公正，实质上推动了法治。

Q：可以给未来想当记者的同学提一些建议吗？

A：我希望大家要做复合型人才。做记者是一个职业选择，年轻的时候做记者，去认识、去采访各种人，能够很好地增长见识，但也要有一些职业的准备。也许哪一天不做记者了要有一些退路。比如考司法考试，现在叫法考，有一个法律职业资格证书，那么转行做律师就比较顺利；再比如跑财经新闻的记者，有财经的背景后就可能去证券基金公司。

你学的东西要有一定的门槛，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比如十年只跑交通事故，那成长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要有复合型知识的准备，学习的知识要有门槛，不能学得太宽泛、太空泛。

还有一点，要保持着看书的习惯。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我经常去厦大旁边的麦当劳看书，看文史哲，看各种书。

Q：看文史的书，会对您当记者和当律师有一些帮助吗？

A：都有帮助。对社会现实会有一个关注，尤其是中国，是有历史传统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也许我们今天经历的事，以往都有重复过。这样看世界会更开阔、更想得通。

比如，有的律师会抱怨现在执业环境不是很好，可以理解，同时这也是相对的。跟三四十年前相比，我们是有在进步的，可能跟十年前相比，有些地方是有待加强。比如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少的问题。这也是让刑辩律师觉得不可思议，也非常头疼的事情。连涉及到财产的民事案件二审都开庭，为什么涉及到生命和自由的刑事案件二审不开庭？死刑立即执行的二审案件是必须要开庭的，这是《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判无期徒刑的案件，二审可能就不开庭。

我们在民国的时候就有律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断了，1979年又重新开始，这不就失而复得吗？历史不就是这样子吗？也许我们律师现在遭遇一些困难，但还是要努力，每个人默默做好准备，擦亮自己的武器，总有一天还能用得上的。最怕的就是没做好准备，等机会来了，却不行了。

Q：您觉得您做好准备了吗？

A：我觉得自己一直在不断学习，也在增加勇气。做刑辩律师，一方面是要提高专业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有适度的勇敢。我觉得在勇气和技术方面，自己都在想办法加强。比如，庞某某涉嫌网络型寻衅滋事罪案件，我是路见不平，公益代理，作无罪辩护，最后公安机关终止侦查，无罪了。再如，我和同事代理的一个故意杀人罪案件，当事人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在监狱服刑18年，一直喊冤，我们代理申诉五年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立案复查。这些案件也是我们作为律师价值的体现。

Q：您有遇到过一些很遗憾的败诉吗？会怎么调节自己的心态呢？

A：有啊，有一个古玩类诈骗罪案件，我一直认为属于民事纠纷。当时一审是其他律师代理的，判决14年。我们是代理二审辩护，上诉到省高院，高院听取了我们的意见，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发回原来的法院后，我继续辩护，但最后结果不尽人意。我一直认为这个案子是古玩类的民事纠纷，最多算是民事欺诈。这个案子努力了三年，家属也看到我们尽力了。

调节心态的方法就是全力投入下一个案件。我们律师一方面要跟当事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结束案件后不能过度地陷在里面消耗自己的情绪。这跟做记者一样，记者也不能无休止地消耗在一个新闻事件当中。

Q：可以给刚踏入媒体和律师行业年轻人，分别分享一点比较重要的原则和经验吗？

A：给年轻记者的建议，我觉得要踏踏实实。不懂就要学，千万不要模棱两可。政法记者绝对不能糊里糊涂去采访，万一律师或者专家说错了怎么办，不能依葫芦画瓢写上去，记者要去核实，去学习，去调查。

给年轻律师的建议，有两点。第一点，要知道自己的职业风险在哪里，有些底线是不能碰的。比如，在看守所里面拿出手机拍视频、打电话的行为，不能做。这就是职业底线，不能碰。第二点，要踏踏实实，在专业上提高自己。因为专业是立身之本。其他的方面当然都可以拓展，但律师首先是一个专业人士，其次才是社会活动家。

来源丨法律圈共同体

系列统筹丨谭雁清

作者丨罗楚琪 程丹妮

编辑丨许 愿

排版丨梁 栋

审核丨齐 明

蓝天彬律师：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刑事业务研究会副主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咨询专家，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诉讼法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前政法记者，毕业于厦门大学，专注于研究公司人员、公职人员法律风险防控和刑事辩护，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或撤销案件、终止侦查、改判缓刑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