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出土汉代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为全国首次发现！

“榆林日报”

位于榆林市境内的走马梁汉墓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遗址中出土多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动物咬斗纹博山炉、鱼首皮囊形壶、环首刀、鹿足双耳鉴等，这些文物充分展示农牧交融的文化特色。值得一提的是该遗址还出土多件骨器，其中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为全国首次发现。

首次发现骨筒

在走马梁汉墓群发现的70余座墓的随葬品中，有剑、环首刀、壶、炉、凿、白杵、卜字形铁戟等保存较好的铁器，还有多件具有明显草原游牧文化特征的器物，特别是1998年发掘出土的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是全国首次发现，后来被鉴定为一级文物。

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局部1

据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乔建军介绍，这件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是从走马梁编号为M14中发现的，圆筒管状，上端侧面呈蹄形，通身红、黑彩线刻，上下各有一条三角纹带，间饰小圆点。通身线刻云气纹，在云气纹之间有动物7只，其中有回首状奔鹿二只（惊恐）、奔跑状的虎、野猪各一只，弓背低头野猪一只，短尾昂头走兽一只，走虎一只。

彩绘线刻动物纹骨筒局部2

“类似的动物追逐纹饰在鄂尔多斯青铜腰饰牌上非常普遍，表现出一种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件骨器线刻精细，动物造型生动，奔跑的虎、鹿呈追逐状，奔鹿回首，圆眼，立耳呈惊恐状，动感十足，刻画生动，还施有红色和黑色的彩绘。”乔建军介绍。

从M14墓中发现骨器共10件，造型独特，线刻及彩绘纹饰精美，除了这件骨筒，还有其他骨饰、骨条、骨牌等器物出土。那么这件骨器的主人，为啥如此偏爱“骨器”？这些答案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史书记载，龟兹内附汉朝后，曾有部分居民内徙到上郡（今榆林），朝廷为此专门设置一个县级行政机构即龟兹属国。走马梁墓群位于古城滩村的汉代城址周围，有学者认为这里就是龟兹属国所在地。那么问题来了，墓主人会是龟兹人吗？

见证文化交融

走马梁汉墓群所在的榆林是黄土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汇聚交融处，也是古代中原民族与北方民族不断征伐、融合的地带。不仅是上面提到的这件骨器，在走马梁汉墓群出土的多件文物上都能看到农牧文化交融的元素，如动物咬斗纹博山炉、鱼首皮囊形壶、环首刀、鹿足双耳鉴等。

动物咬斗纹是北方系青铜器的典型动物纹饰之一，是真实草原动物咬斗场景的艺术再现，虎噬动物纹饰或动物搏斗纹表现了游牧民族勇猛强悍的性格以及对英武善战的崇拜。有趣的是，这一具有强烈游牧文化特色的图案却出现在一件博山炉上。

走马梁汉墓出土的博山炉

博山炉是汉晋时期流行的熏香用具，是汉代信奉黄老之学，求仙思想的一种反映。作为汉式常见的日用品的博山炉，其上出现的游牧文化图样更是说明了对游牧文化符号的接纳和喜爱，反映了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较深层次的融合。

走马梁汉墓出土的博山炉局部

皮囊壶是游牧民族常见的盛水器，其材质就地取材，器身扁平，双侧挂绳，便于骑马时携带。从走马梁汉墓群出土的“鱼首铜皮囊壶”，器形仿皮囊壶而制，器壁较薄，肩部有两系，方便穿绳悬挂及携带，壶颈部有一张口的鱼首样纹饰，设计独特，具有极强的游牧文化特色。

鱼首铜皮囊壶正面

榆林作为我国长城沿线农牧交互的地带，发现了大量以鹿、羊、虎、蛇、飞禽等动物纹为装饰题材的铜器，是草原文化的代表性特征之一。这类型的器物后被称作“北方系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其中包括种类繁多的装饰器及实用器，凝聚了游牧民族独特的审美和文化传统。

鱼首铜皮囊壶侧面

西汉典型的陶灶平面多呈马蹄形或方形，火眼上多置陶釜。从走马梁编号为M13的墓出土的陶灶，平面呈半椭圆形，除了灶面三釜两勺的配置以外，灶边备有两盆一甑的配件，这种陶灶形制常见于汉代内蒙古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中。

内蒙古纳林套海墓群中Ｄ型灶、沙金套海墓葬中的B型Ｉ式灶等均属于半椭圆形的灶，与走马梁M13这件陶灶形制相似，并且大量的各型灶都备有两盆一甑的配件。这种配置在典型农耕文化墓葬中极少见到，是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因素。

走马梁墓群反映长城地带的农业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碰撞和交流，体现了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在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长期发展中，与游牧民族交流互鉴，在保有自己文化面貌与特点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朝多元化发展，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包容性，其中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都是形成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属于驻边官员

走马梁汉墓群虽然发现一批带有明显游牧文化色彩图案和纹样的器物，但从整体的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种类和器型的比重看，农耕文化因素还是占了多数。发掘者认为，其墓主人的民族总体上还是应为汉族。那么，他们是什么人？

从走马梁出土的一级文物“线刻动物纹骨筒”来自M14号墓，该墓虽无指示墓主人身份的文字出现，但与该骨筒一起出土其他骨器同样很精美，这在平民阶层的墓葬中是很少见到的装饰。除了M14号墓，在走马梁其他的墓葬中还出土了博山炉、铜带钩、铜镜、玉璏等一般只有上层阶级才会使用的物品，它们又是属于谁的？

发掘者认为，走马梁汉墓虽地处远离汉王朝统治中心的北部边疆，是长城沿线的一处中小型汉墓群，未见高规格的大墓。从墓葬来看，虽然整体墓葬规模不大，但随葬品等级高，器物精美，体现了墓主人生前较高的身份和地位。

发掘简报显示，在走马梁编号为M16的墓葬中，出土有3枚印章，分别刻有印文“臣博德”“窦博印”“窦子孙”，考古人员推测墓主可能为窦氏。“臣博德”为其上奏时所用的专属印章，故其应有一定的官职。

在走马梁编号为M11的墓中还发现了口沿下刻有“司馬”“馬”等字样的铜鋗。编号为M2的墓中，出土两面印，一面刻有“司馬中□”，另一面刻有“司馬□□”。专家分析“司馬”或所指墓主人生前官居司马。在走马梁编号为99M3的墓中，还出土了“桥钮印”，刻有印文“王辅之印”，发掘者认为应是名叫“王辅”的人所用的私印。

考古人员还分析走马梁墓主人的骨骼特征，未见有欧罗巴人种出现。由此可知，走马梁汉墓墓主人的族群属性应当不是游牧民族，也不是内迁的龟兹移民，而应该是受到较多游牧文化影响的汉族墓地。西北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李佳瑜在硕士论文研究中认为，该发掘区域内的墓主人身份应当是汉王朝驻守北部边疆、从事管理戍边和移民等事务的官员。

来源：“陕西文物”微信公众号

编辑 叶蕊 校对 许蔺茹 责编 李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