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高质量发展是场大考，增强供应链安全不可闭门造车

12月16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今年大会的主题为“公共关系服务高质量发展”。

如何理解高质量发展？公共关系如何有效助力高质量发展？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主旨演讲中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科技创新。在他看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从根本上说，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

王一鸣表示，高质量发展是一场大考，各地方各行业都要努力考出好成绩，公共关系一定会在推广地方和行业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南都记者关注到，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在总体要求中提及“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明年围绕高质量发展的九大重点工作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位居首位，会议部署的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也突出了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

12月16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在北京召开。

科技革命让中国前所未有进入相对前沿地带

世界大变局“变”了什么？王一鸣分析，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他认为，当前科技革命的主线是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子化。

这场科技革命正在重塑各国竞争力的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也在改变中国和世界的相互关系。国际分工有着“中心—外围”结构，中国从“外围”到现在前所未有地进入到相对前沿的地带。

科技革命也对产业生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正在改变原有产品的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现在分布式个性化定制，无人工厂、“黑灯工厂”越来越多。

如今，人工智能又掀起新的浪潮，ChatGPT正在以强大的文字处理能力向各个领域渗透。这种人工智能以后是基于网络互联的人工智能，会推动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和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这对各个领域的影响将会远超想象。

上海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2023年11月29日在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上拍摄的机器人展品。 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面对美国“小院高墙”，必须在科技创新上有所突破

国际力量调整方面，最重要的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王一鸣表示，中美博弈竞争核心也是科技竞争。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惜成本和代价对中国进行围堵和打压。如今美国意识到全面脱钩是不现实的，现在拜登政府的基本战略是“小院高墙”，守住小院砌筑高墙，“小院”即关键核心技术，“高墙”就是划定明确的战略边界，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举措对华科技进行封锁。

过去两年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法案都与此相关。其理念是要在关键技术上超前两代。其中，《创新和竞争法案》是五年内拨款2000亿美元，并专门成立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TI）管理资金，以在十个关键领域寻求新的突破。《芯片和科学法案》直接补贴半导体工厂。《通胀削减法案》是补贴电动汽车和清洁能源等领域。

此外，自去年10月开始，美国一直在升级对中国半导体和关键设备出口的限制。近期美国和日本、荷兰就限制对我国出口先进芯片制造设备达成协议，荷兰的阿斯麦、日本东京电子和尼康等公司。

如何应对美国的“小院高墙”战略？王一鸣认为，中国必须在科技创新上有新的突破，中央领导曾表示“科技创新不仅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

科技攻“尖” 产业攀高。科大国盾量子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展出的“祖冲之二号”同款超导量子计算机。新华社发

应构建局部领先模式，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

王一鸣坦言，中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迅猛发展，但科技创新依然存在短板弱项，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原始创新能力相对薄弱，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占R&D的比重为6.32%，远低于OECD国家15%～25%的水平。

二是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技术源头在海外，以前能买到，但如今西方不卖了。我们现在重视基础研究，这需要有过程。”王一鸣说，例如高端芯片、航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储能技术、高端医疗设备、生物制药等领域，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

三是科技领军人才依然偏少。当前各地更注重人才引进数量，轻人才环境建设。

就以上现实局面，王一鸣认为，要从技术追赶模式转向构建局部领先模式，例如5G、6G，量子计算短期内可能还做不到全部领先，但局部领先能形成非对称反制能力，才能在被“断供”时增强主动权。

此外，可以考虑从终端产品创新转向中间品创新。我国追赶较为成功的产业技术，包括核电、水轮机、高铁、工程机械和通讯设备等，多为终端产品，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国内采购方的支持，逐步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间品仍是短板，例如关键芯片，元器件，关键材料、零部件依然要进口。

这是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特斯拉展位。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增强供应链安全，不可闭门造车，要开放合作

“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这就是走向未来需要做的。”王一鸣表示，这是为了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在2019年，中国大陆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供应链中心。全球三大产品生产中心是中国、美国、德国。麦肯锡对180种全球主要贸易品统计发现，70%的生产集中在中国。如今西方国家提“去风险”，本质上是降低对中国的依赖。

他指出，中国既有优势也有弱势，我们是加工组装，处于价值链下游，面临被具有自然资源和不可替代技术的上游国家“卡脖子”的风险。这些年西方推动“去中国化”“去风险”，实际上是推动产业外移，这就使得我们的供应链安全问题凸显。

王一鸣表示，把中国进口目录清单1万种产品进行分类，除去能源和资源产品，前五大供货方都是发达国家经济体，其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中国进口额超1亿元。

“我们大体可以筛选出86种短板产品，其中68种是中间品，18种是资本品。这86种当中，美国占了71种、德国占69种、日本占61种。”王一鸣说，“谁能卡你的脖子，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关起门搞供应链吗？全部自己搞就安全了吗？对此，王一鸣表示，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因为国际上越是有竞争力的产业，其对外国进口中间品的贸易就越依赖，脆弱性越强。而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丧失，对外依赖度也就丧失了，这就是悖论。因此，要坚持开放合作，不能闭门造车，要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开放合作。

位于安徽合肥的大众安徽模块化电驱动平台工厂车身车间一角。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科技创新助力蝶变典型案例：合肥从土里土气变科里科气

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演讲中，王一鸣以一个地方案例和一个新能源汽车产业案例，讲述科技创新如何助力蝶变。

“20世纪80年代去合肥，感觉像个县城，土里土气，而如今再去看，已经变得‘科里科气’。”王一鸣认为，“科里科气”意味着科学要素在迅速增加。目前合肥是全国大科学装置较为集中的城市之一。国家实验室数量方面，北京有9个，合肥有3个。“十四五”规划也把合肥和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并列为综合性的国家科学中心。经济总量上，合肥也跨进“万亿俱乐部”。

科技创新给合肥产业带来深刻变革。合肥称之为“芯屏汽合、急终生智”。“芯”就是集成电路，合肥已成为国内集成电路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屏”就是显示屏。合肥政府曾为京东方注资90亿元为其渡过难关。“汽”，如今合肥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的生产中心之一，包括新势力的蔚来和很多品牌的汽车。“合”是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急”，即城市应急安全产业；“终”，即智能终端产业；“生”，即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智”，即智能语音及人工智能产业。

在其他地方平台公司搞形象工程时，合肥搞产业、搞高科技产业，王一鸣认为这就是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案例。

在领克汽车浙江宁波余姚工厂总装车间，全自动生产线将新能源车运送到下一个环节。 长江经济带是汽车产业的重要集聚地，汇聚了大量汽车品牌主机厂及各类汽车零部件厂商，这里生产制造和出口的新能源汽车日渐成为中国出口的“金名片”。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 摄

西方车企反向购买中企技术，是产业绝妙变化

目前，新能源汽车正成为中国制造业独特的风景线，是出口“新三样”。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年全国汽车销量将破3000万辆，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的强劲增长是带动汽车产销上升的重要动力，新能源汽车产销也有望接近1000万辆，而且市场占有率超过30%。

此外，今年国产新能源汽车出口有望达到100万辆。“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已经进入欧洲市场。下一步能不能打开美国市场，这也需要公共关系。”王一鸣指出，新能源汽车不仅产销、出口强劲增长，供应链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新情况是，拥有几百年历史的欧洲汽车企业现在反向购买中国技术，以减少研发成本，缩短电动化的差距。“比如德国大众与地平线的合作，这是绝妙的变化，反映了产业的基础进步。”

为何新能源汽车能在汽车赛道上做大做强，王一鸣分析，一方面是西方在传统技术领域已有两三百年技术积累，我们很难超越，但新能源汽车赛道上我们都处在同一起跑线，而且西方传统车企背负传统包袱很难放开手脚。其次是国家和地方政府也给予了大量支持，合肥的蔚来就是典型案例。此外，是科技创新。中国在5G、人工智能领域走在前列，也为新能源汽车的智能化、电动化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采写：南都记者 陈秋圆 郭若梅 莫倩如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