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印度改名为“婆罗多”之后，印度教也要“改名”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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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承接上文：

三、“改旗易帜”做全套

从去年9月印度门前“国王大道”更名为“责任大道”，到今年9月印度海军新军旗去除“圣乔治十字印记”、主张改国名“印度”为“婆罗多（Bharat）”，再到如今声明要以“Hindutva”和“Sanatan Dharma”代替“Hinduism”，看来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将这一系列“改名游戏”贯彻到底。

莫迪政府在各领域推行“改名运动”已经不是一朝一夕之事。

曾被长期殖民的历史，让印度社会酝酿了强烈的“逆袭情结”，近年来印度的种种“改旗易帜”行为更是这种情结的剧烈释放，似乎认为，改了名字就能改运。

这次对于宗教名称的强调，几乎与改国名如出一辙，亦是早有征兆的。

今年1月28日，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Yogi Adityanath）出席拉贾斯坦邦印度教神庙翻新活动时，就表示：“永恒达摩”是印度的“国家宗教”，罗摩神庙是“国庙”。

约吉在今年10月又表示，“永恒达摩”是唯一的宗教，其余都是教派或礼拜方式。

“India”和“Hinduism”，都带有一定的外来视角和英国殖民主义印记，具有包容意味。

而“Bharat”和“Sanatan Dharma”虽然源自正统印度教文化且符合印度历史，但是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阐释下，更显排他意味。

当一部分人极力想与另一部分人撇清关系时，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持反对意见。

今年9月份，“Sanatana Abolition Conclave”（废除永恒达摩的秘密会议）在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奈举行。

一边是废除永恒达摩，一边是要用永恒达摩取得胜利。

Hindu Post网站上，左边的新闻和右边的活动宣传，或许不是刻意为之，但观感相当讽刺。

左边的新闻是说，今年9月，泰米尔纳德邦进步作家协会（The Tamil Nadu Progressive Writers Association）在宣布要在金奈举行“废除永恒达摩的秘密会议”（Sanatana Abolition Conclave）。

自称具有“世俗形象”的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ravida Munnetra Kazhagam，缩写为DMK，1949年创立于印度马德拉斯邦，是活跃于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朋迪榭里的一个政党）不仅支持、而且还让两名成员参加了这个旨在破坏“Hindu Dharma”的会议。

反对者试图从历史、妇女、本地规范、种姓理论、音乐、媒体等各个领域，来攻击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永恒达摩”。

再来看看主要发言者的名单，除了来自泰米尔纳德邦进步作家协会和德拉维达进步联盟，还有国大党、印度共产党等重要党派。

可见，那些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要划清界限的对象，不仅仅英国人，更是自己国家的“同胞”。

“废除永恒达摩的秘密会议”会议期间，推出由伊兰戈教授（Professor Ilango）撰写的《Sanatana意识形态：泰米尔纳德邦的强加与抵抗》一书。

此外，还举办绘画展览，展示泰米尔纳德邦基于种姓的暴行实例，并设立书摊，出售批评印度教的文学作品。

有人认为，这样的议程超出了学术讨论范围，而是进一步加剧了种姓问题的两极分化。

特别是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意识形态中的虚伪，他们一边自称是世俗主义、是无神论者，一边与伊斯兰主义者、狂热的基督教传教士打交道，这种对待宗教的差异公然表明了他们言行不一的虚伪。

四、宗教沦为党派之争的工具

不论是“世界印度教大会”，还是“永恒达摩废除秘密会议”，我们不禁要思考，这些会议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政治动机？

世界印度教大会作为旨在团结印度教徒的平台，却引发了关于文化认同和多元性的争议。永恒达摩废除秘密会议，在社会中播下了更多的不信任和猜疑。

各方都声称致力于推动社会发展，但却在实际行动中引发了更多的分歧。

它们真的反映了所宣称的和谐社会和多元化的价值观了吗？究竟是谁，在以社会正义和包容性的名义，兜售一种分离主义？

争论之中，真正的“永恒达摩”是什么，似乎没那么重要了。印度的宗教，正在成为争夺权力、分化社群的工具，沦为政治斗争的婢女。

无奈只能“隔岸观火”的我们，或许可以暂且抛开政治，从印度宗教概念本身出发，来看看宗教问题究竟是印度一盘散沙的原因还是结果。

“Hinsuism”、“Sanatan Dharma”、“Hindutva”这三个词，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是Sanatan Dharma→Hinsuism→Hindutva。但是最广为人知的还是Hinsuism。

“Hinduism”是十九世纪欧洲殖民时期印度人根据波斯人对于印度人的称呼（Hindu）所创造的英语新词，现存记录最早由受雇于英属东印度公司 担任文官的Ram Mohan Roy所使用。

也有学者认为，欧洲人发明并使用英文的“印度教”（最早的写法是Hindooism）一词，是在1829年。

英国殖民者发现，使用“Hinduism”可以为他们的管理带来极大的方便。

特别是人口普查时，他们根据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4/5，将印度社会成员分为“多数的印度教徒”和“少数的穆斯林”。

“Hinduism”去掉后缀便是“Hindu”，意为印度教徒，这个词汇可以追溯至15世纪。

因为古波斯人将印度河（Indus）流经的区域称为“信度”（Sindhu），Hindu正是“信度”一词的讹传。

Hindu早期是一个颇具地理意义的词，后来逐渐演变成“出生在印度河流域、不信仰外来宗教的人，即不是穆斯林、基督教徒或祆教徒的印度人”。

邱永辉教授曾说：“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对于印度教及其信仰系统的研究，从来都是世界性的，也是与其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宗教之一的地位相匹配的……‘东方学家’建构印度教的时期，是印度次大陆被殖民被压迫的历史时期，也是印度历史文化任由西方学者解读和误读的时期。”

所以，不论是“Hindu”还是“Hinduism”的使用，更多基于一种外来视角。

对于南亚次大陆的人们，他们在自己的圣典中，长期以来用“吠陀的法”（Vaidika-dharma）或“永恒的法”（Sanatana-dharma，也译为永恒达摩）来指称其信仰传统，认为那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的永恒的法则。

在古代印度人的心目中，并没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他们生下来就继承了父母的精神信仰和生活习俗，他们不会把这种信仰、追求和生活方式叫作什么宗教，而称之为“达摩”或“法”。

就像印度学者C.巴德里纳特在《达摩——印度和世界的秩序》中说：“在印度，也从来没有像‘Hinduism’这样的东西。

唯一的概念就是‘达摩’、‘秩序’，印度思想中的任何事物都起源于它，印度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最终都依赖于它。”

至今，东部印度语（如孟加拉语）仍常用“娑那旦那法”（Sanatana-dharma）一词。

而印度教徒们，喜欢用毗湿奴崇拜、湿婆崇拜、萨克蒂崇拜等词语来形容自己的信仰。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前文中，那位官员说永恒达摩是唯一的宗教，其他的只是不同的派别与崇拜。

需注意的是，佛教梵文中也用“Sanatana”一词修饰“Dharma”，但与印度教无关。

能够将印度教和佛教、耆那教区分开来的梵文称呼只有“Vaidika-dharma”一词。

所以在不同的文本和背景之下，Sanatana、Dharma、Hindu等词的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内涵，可能是大不相同的。

有宗教学者将印度的宗教总结为“一神信仰，多神崇拜”。

尽管其缺乏学说的统一性和崇拜仪轨的一致性，但是共同具有一些可以与其他宗教区别开来的特征。

比如吠陀和婆罗门的权威、梵我一如、轮回和因果报应、解脱之道、人生四阶段、种姓规则等。

而“Hindutva”的概念，最初是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V.D.萨瓦卡（Vinayak Damodar Savarkar）在1923年出版的《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一书中提出的。

他还在书中提出了“印度教国家”论，强调了印度教文化的独特性，主张印度应该成为一个强调印度教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后，“Hindutva”逐渐变成了“Hinduism”的印地语同义词，并且逐渐被右翼印度教政党和极端印度教组织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方案。

而落实方案的方式，主要以散布教派主义文化、制造印度教徒与其他宗教团体之间的分裂和仇恨为主。

世界印度教大会的声明认为“Hinduism”的后缀表示了某种贬义。然而真的只是“ism”这个后缀表示了贬义吗？

笔者个人觉得这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毕竟Buddhism、Taoism、Judaism的后缀也都是ism，佛教徒、道教徒、犹太教徒也并未因此表示感受到了歧义。

导致争议的，或许不是“ism”后缀，而是试图用一个“Hinduism”作为一个统一的名称概括不同的教派。

总之，“在印度次大陆的古代历史上，并没有产生出一个能概括所有不同派别的信仰而又被所有信仰者统一使用的名称”。

印度的党派如果只靠改名的形式来“扬眉吐气”，想必难以征服人心。

参考文献：

邱永辉. 印度教概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朱明忠. 达摩——印度文化的核心概念[J]. 南亚研究, 2000, (01):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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