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要从反思日本的朝鲜、中国观入手

题图：侵华日军进入南京

日本的朝鲜观、中国观的特质

文 | 加藤阳子

来源 | 《病入股肱：

日本近代史上的天皇与军队》

日本的当权者以及民众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在选择发起对外战争时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在思考上述两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日本国民的安全感的特质进行思考。美国历史学者马克·佩蒂（Mark R. Peattie）在评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日本国家特征时说：

“在近代诸多殖民帝国当中，大概只有日本是一直沿着一个异常清晰的国家战略思考方向前进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当时它的当权者们在本国的安全保障问题上，也都能在慎重考量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这在全世界都是极为罕见的。”

近代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在安全保障领域所追求的利益目标为何能在当权者和民众中获得广泛的支持？而作为近代国家，日本在实现快速发展的同时，又为何会将矛头指向朝鲜半岛和中国，企图通过武力来重构东亚的国际秩序？

可能会有一些读者对笔者在一篇旨在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中插入有关朝鲜问题的议论不以为然，但笔者如此行文论述是有理由的。例如，如果我们思考一下甲午、日俄两场战争的爆发过程，便会发现两场战争其实都是以日本进军朝鲜半岛为开端的。大多数时候，近代日本或日本人所持的朝鲜观和中国观其实是密不可分的。

■ 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军队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中国古代史学者西嶋定生的研究。西嶋认为，古代日本是一个位于隋唐帝国周缘部的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为了维持本国的独立性，在国内树立统治权威，有必要虚构出朝鲜半岛的诸王朝(新罗等)臣服于日本，日本与中国历代王朝的关系是对等的这样一种假象。此外，朝鲜史学者吉野诚也指出，公元720年编纂的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日本书纪》，刻意将朝鲜半岛诸国描绘成了臣服于天皇的国家（神功皇后的新罗征伐、三韩朝贡等）。对古代日本来说，这类以巩固国内统治为目的的历史虚构创作是不可或缺的。换言之，早在天皇统治刚刚确立的古代日本，统治者们便已经在利用朝鲜和中国来确立自身在国内的统治权威。

这里读者们大概会怀疑，古代日本的对外认识真的可以套用到近现代吗？为了解决这个疑虑，笔者在这里想引用一段昭和天皇的话。1946（昭和二十一）年8月14日，亦即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召开整一年之际，昭和天皇邀请战败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时任首相吉田茂等人举办了茶话会。根据侍从次长稻田周一的记录，昭和天皇在会上讲道：

对于战败一事，我个人深感抱歉。然而，这也不是日本第一次在战争中败北，历史上日本曾经出兵朝鲜，在白村江之战中一败涂地。之后日本不得不从朝鲜撤兵，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而这些改革成了日后日本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机。以史为鉴，大约可以预见日本未来的发展道路。

白村江之战是公元663年唐朝和新罗联军大败倭国（日本）的一场战役。值得注意的是，昭和天皇在战后就战败的责任问题向相关侧近致歉时，引用了近1300年前的白村江之战作为先例。

■ 二战期间参拜靖国神社的裕仁天皇

此外，正是在公元702（大宝二）年，日本在恢复自669年起中断的赴唐朝贡使（即日本所谓的遣唐使）的同时，开始使用“日本”这一国号，取代之前的“倭”。根据《日本书纪》等日方编纂的史书，当时日本仿佛和唐王朝建立了对等的外交关系。但毫无疑问这些史书的描写是一种虚构。

虽然历史上唐日两国的实际关系并不对等，但以天皇为顶点的古代国家，仍然营造出了一种“唐为邻国，新罗为蕃国（藩国）”的对外认识，并在此认识基础上建立了对国内的统治。而日本当时尽管不定期地向唐王朝派遣朝贡使，但并未加入唐朝的册封体制。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一旦加入了唐朝的册封体制，便会与同样接受唐王朝册封的朝鲜（新罗）处于对等地位，如此一来日本虚构的“新罗从属于日本”的说法便会不攻自破。古代史学者石母田正还指出，日本创造出“天皇”这一称号的动机，也是为了模仿中华帝国建立一个“东夷的小帝国”。既然模仿唐王朝的皇帝自称天皇，那么日本怎么能没有朝贡国呢？而如果要在周边寻找朝贡国，也只能把目光投向朝鲜半岛的新罗。这便是古代日本的逻辑构造。吉野诚也指出：

“从本质上看，只有在拥有朝贡国的基础上‘天皇’这一称号才能够成立。换言之，天皇为了成为天皇，获得朝鲜的臣服是必不可少的。”

在此基础上，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明治新政府的领导者之一木户孝允对于朝鲜半岛问题的想法。1868（明治元）年12月14日，木户在日记中写道，针对朝鲜的“无礼”行径，可遣使究责。如若朝鲜不肯认错，则可兴师问罪，以显“神州”（日本）之国威。众所周知，在导致西乡隆盛等人下野的1873年征韩论争中，木户曾明确表示反对征韩。联想到这一点，明治元年木户在日记中所写的征韩主张更可谓意义非凡。那么，为何日后的内治派代表人物，主张优先发展内政、反对盲目出兵海外的木户，会在明治初期主张征韩呢？

1868年，对马藩遣使前往朝鲜，递交了日本实行王政复古的通告书。木户的上述日记正是写于使节出发后不久。木户在日记中所说的“无礼行径”，其实指的是朝鲜和德川幕府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无视天皇的政府，反而和武家政权建立“私交”，在木户看来朝鲜的这一外交方针颇有问题。而木户的这一朝鲜观其实是建立在以下思维之上的：通过明治维新，日本既然重新树立了天皇亲政的理念，那么朝鲜自然也应像古代天皇制国家的时代一样（当然，木户等人理解的所谓古代天皇制国家形态，也只是一种虚构的假象），臣服于王政复古的日本。

木户孝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书纪》中的虚构故事的影响，这一问题在这里暂且先不谈。当时木户为了让新政府摆脱明治初期艰难的政治局面，可谓是绞尽脑汁。1868年，在野的攘夷论者纷纷批评新政府，要求尽快将欧美列强驱逐出日本。面对国内的动荡局势，新政府选择在宣传王政复古理念的基础上，利用“朝鲜为日本属国”这一自古以来虚构的口号来统一国内舆论。换言之，为了树立明治国家的正统性，当时新政府认为有必要以古代神话为依据建构立国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国民的统合。

总结来说，日本的朝鲜观和中国观很多时候其实并不关心通商利益和领土扩张等对外关系问题，相反却带有很浓厚的对内宣传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当权者都会对朝鲜观、中国观加以宣传利用，以此一方面在国内实现国民的统合，另一方面也可以树立新政权的权威和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