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律与他律：延安时期中共党报规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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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延安时期的中共党报事业，是如何实现规范发展的？本文运用党报规范概念，通过对延安时期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研究，根据党报的代表角色、执行角色和服务角色，提出有两类基本规范：一是他律，首要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党报办报方向的党性规范，包括以资格审查和政策保障为主的积极性规范，和以优化调整、批评为主的消极性规范；其次是政府的行政规范，包括主要提供经费保障的积极性规范和批评建议的消极性规范；还有以提供各种建设性意见、建议和批评为主的受众规范。二是自律，即党报为执行和服务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和受众规范而进行的自我规范，以自我批评、自我纠正的积极性规范为主。他律与自律的基本关系是，由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受众规范组成的他律是支配性规范，而围绕前者服务的党报自身的自律是被支配性规范；他律相对来说是显性的、主动的，党报自律则是隐性的、被动的。通过对成长于中国革命历史实践中的中共党报规范进行探究，可以找到我国目前新闻体制的源流与根本，也为党报的功能定位与创新发展提供框架与参考。

作者简介

周仁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国海南报刊搜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XXW002）的阶段性成果。

毛泽东曾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报道提出过“开、好、管”三字方针，即批评要开展、开好、管好，尤其强调“管”是“根本的关键”（毛泽东，1983：177）。可见作为目的的“开”和效果的“好”，最终要通过手段的“管”来实现。实际上，三字方针精神不仅指导着党报舆论监督的具体业务层面，还穿透至党所有媒体的宏观管理层面。我党新闻管理思想成熟于总结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优良经验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刘江船，2006：3），尤其是延安整风运动和《解放日报》改版，对党报以及我国新闻事业管理体制和机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朱清河，尤成，2022）。研究者指出，目前我国实行的党和政府双轨新闻管理体制，沿袭延安时期的办报传统与理念（夏倩芳，2005）；我国红色新闻法制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倪延年，2013：228）。但是，既有研究中关于延安时期我党新闻管理或新闻法制的描述都是一种自上而下、单向的行政命令式规范，缺乏管理对象（媒体），以及受众部分的规范。因此，本文使用不仅具有“要求或命令我们按照一定的标准去行事”的强制性法律规范，还有或建议或引导，乃至上下平等之间相互提要求的道德规范（科尔德戈德，1996/2010：1，9），涵盖新闻业发展中的各种约束与作用的“规范”概念，来探讨延安时期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是如何实现规范发展的问题。

一

党报规范概念的提出

开传媒体制研究之先河的《传媒的四种理论》（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提出的四种模式（集权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责任与苏联共产主义）甚是经典，但几十年来世界各区域政治运动的显著变化与社会文化的微妙区别，使得该分类模式不断面临挑战与检视。如阿特休尔（J. Herbert Altschull）就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和第三世界国家等三种模式（阿特休尔，1984/1989）。相对于“苏联共产主义”这个词，“马克思主义”则更为准确，基本上抓住了要害，但关注列宁力度不够，也未充分考虑到我党我国的实际情况。事实上，无论是“四种模式”中的共产主义模式，还是“三种模式”中的马克思主义模式，抑或是威廉·哈希顿（William Hachten）“五种理论”中的共产主义理论、发展理论（西伯特，彼得森，施拉姆，1984/2008：18-1 9），都无法准确地概括出延安时期独树一帜的中共党报模式。此外，延安时期中共党报模式没有西方传播制度媒介规范中他律部分的商业经济操纵，及自律部分的新闻行业协会作用的明显特征。中共党报模式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除了汲取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的报刊管理思想观点外，更为重要的是马恩列宁的报刊思想，尤其列宁，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中共指导思想（丁骋，郑保卫，2021）；当然，也有借鉴国民政府的相关管理规定（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2013：39-40）。因此，阐述中共党报模式须回到党报根植的历史、政治与社会文化的具体语境中。源于西方的政治传播理论无法复制性地移植过来，而谈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又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边界（荆学民，2015年4月10日），那么，成熟于延安时期的党报规范必定具有与众不同的内涵与特色。

实际上，媒体规范是一种权力/权利运用，包括政府对媒体的管理权力（power），及受众对媒体影响力的建议、批评权利（right）（海伍德，2015/2018：255-256）。这种非单向权力运用意味着规范机制正常运行需要行动者间密切合作。媒体规范有效实施，通常需要政府与媒体，以及媒体与受众两段关系、三个主体间通力合作。其中，媒体与国家（政府）的合作是最为关键和持久的，因为后者有足够强大的权力通过各种法律法规来改变媒体的本质，乃至生存和发展。这也是对媒体规范多以“管理”名之的主要原因。但如果只注意到政府规范而忽视政党规范，则是政府大于政党的西方政治体制使然。中国共产党与政府及党报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党报受同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也受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如《边区群众报》是中共西北局机关报，依然要遵从中共中央的间接领导。事实上，延安时期边区报纸都是党报，主要有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分区政府、部队等不同行政级别与部门的机关报。本文所论述的主要指以《解放日报》为代表的党报。

其次，政府对媒体“管理”是否有效，某种程度上还要考虑“管理”对象的配合意愿及程度，如果遭到强烈抵制或者“弱者的武器”式表面服从，没有媒体自愿配合与合作，那么这种管理很大意义上不能称作有效。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 Christians）等把媒体的合作状态与意愿由弱至强分为：顺从阶段（强迫、冷漠、传统）、默许阶段（实用主义、工具性）及接纳阶段（实践性赞同、规范性赞同）（克里斯琴斯，格拉瑟，麦奎尔，诺登斯特伦，怀特，2009/2022：227-229）。最低程度的合作意愿是强权下的表面顺从，中间程度是一定程度的接受与工具性并用状态，而最强程度则是完全内化相关规范要求后的诚心诚意接受与配合状态。这由低到高的合作意愿是双方从开始磨合到最后合一的演进过程，也是不同政治体制下的媒体现状。所以，相对于私有化的西方媒体与其政党/政府关系大多处于顺从或默许阶段不同，延安时期党报与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关系则几乎处于实践性赞同的接纳阶段。因为要成为一张“完全党报”，则势必需要完全内化党和政府的各种媒体规范性要求。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对《解放日报》改版前后的满意程度，与后者是否完全领会和认真执行当时党和政府的他律规范与其自我规范密切相关。

此外，作为一种权力/权利运用的规范，还应该考虑到媒体自我约束管理，即媒体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与纠正等权利。这种自我管理在以往的管理理论中被严重忽视了。原因可能是属于“政党、政府对新闻传播媒介规定的活动准则的通称”的新闻政策（中宣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2：43），及从业人员的规范要求大多被视为主管部门管理规定的操作具体化，是上级管理意志的体现。其实，党报工作者就自认为是“掌握党的新闻政策的人”（博古，1942年9月22日）。

本文用党报规范概念概括延安时期规范党报发展的各种作用机制，替代传统的党报管理概念。而要理解党报规范，先要知晓党报角色。本文认为，党报具有代表、执行和服务等几种主要角色。其中，代表角色是指党报代表着党的声音，中央党报代表着党中央的声音；等同于党的代表角色是党报的符号性角色、总角色。执行角色是指党报需要贯彻执行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路线和指导下级工作的使命，是党报的基本角色。服务角色是指党报承担着服务于党员干部和群众需求，完成下情上达的任务，也是党报的一种重要角色，是党报自我规范的合理化逻辑。角色既是经验性的，同时也有规范性（克里斯琴斯，格拉瑟，麦奎尔，诺登斯特伦，怀特，2009/2022：2 ）。因此，党报规范是指在党管媒体的国家社会里，承担着代表党的声音，无条件执行宣传党的决议方针政策和指导工作，以及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等角色使命的党报，为了出色履行这些角色使命，需要受到诸如管理、指导、保障、监督等相应的他律，和自省、自纠的自律。其中他律包括以中共党组织为规范主体，具体实施主体则是各级宣传部门的党性规范，以及以各级政府为规范主体，具体实施主体则是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规范，还有以党员为主体的读者、作者等受众规范。以确保党报姓党、掌控办报方向为根本目标的党组织，是党报规范中最主要、最显性的规范主体；而作为另一重要规范主体的行政规范，则主要为党报提供物质经济保障。按照党领导政府的逻辑，行政规范从属于党性规范，这也是为何有关党报的他律绝大部分出自党组织的主要原因。自律是对照和参考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和受众规范后党报的自我规范。党报自我规范的强弱，与履行代表角色、执行角色与服务角色的有效程度正相关，显露性与自我批评的意识正相关。

二

他律之一：党中央的方向性把控

规范党报的前提是党报的领导权被牢牢地掌握在党组织手中。完善于延安整风运动与《解放日报》改版时期，真义为牢牢掌握党报领导权的“党管媒体”模式，其痕迹早已暗藏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受党员的直接经办和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掌握报刊领导权是为了控制这种武器的正确使用，作为党内刊物可以用来教育党员干部，作为全国性大党党报，可以用来对外宣传（毛泽东，1983：5）。大党言论机关意义在皖南事变后变得更加明显和迫切。《解放日报》即是在各根据地对外宣传工作上存在着“独立无政府状态”，需统一全党声音局势下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98）。

“集体鼓动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一语已充分阐明了“党管媒体”的必要性与操作性。如果说党报是“集体鼓动者”履行党内教育，“集体宣传者”履行对外宣传的职能，那么，“集体组织者”则是践行对下指导工作和对上反映民情的作用。作为地广人稀，通讯工具贫乏的边区执政党党报，是各级领导同志“应该拿在自己手里，作为组织一起工作的一个武器”，也是开会外的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教育方式”。不仅有需要的各级机关部门要办，全体党员干部都要参与进来实现全党办报，为监督党的政策的执行及新政策的制定提供依凭（《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这种负责收集分析、评判、提出群众意见供给党采用，并把党的决议宣传下去的“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喉舌功能，是党领导工作的重要一环（逄先知，2002：488），也是党践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的重要工具。“党管媒体”明确了党报的政治属性和所有制，为党管理党报合法化，也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党报奠定基础。

中共积极利用出版周期短的党报党刊来满足党员们对上级带有指示意见的临时通告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33）。通告发出的有限与报刊出版的无限，凸显了观点完全代表着党的意见的党报开始发挥着日常指导作用，成为一个政治领导机关。中共对党报的积极性规范，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资格规定；一种是法制意义上的政策保障。

（一）以资格规定和政策保障为主的建设性积极规范

行使管理之职，当有管理机构。为管理好党的宣传工作，中共先后成立了宣传教育委员会（1923）、中央教育委员会（1923）、宣传报刊部（1924）、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1924）、中共中央宣传部（1925）、党报委员会（1927）、中央报纸编辑委员会（1926）等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a：41-45；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555，575，733）；且由各党报主编组成的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只对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575）。相关管理机构的成立和组织人事安排，尤其是组成人员的行政级别与政治待遇规定，体现出党组织对党报的绝对控制规划。

中共对党报的管理不只停留于机构与宏观层面上的规划，必要时也会对重要党报的稿源、通讯员等作出细致明确要求与指导。为了改造《解放日报》，毛泽东甚至为该报第四版征稿，直接点将并布置具体任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60-62）。为把《解放日报》改造成一张“完全党报”，中共作出了必须改变重大问题不事先请示中央的做法等重大决定（胡乔木，2014：452）。党性规范具体之一是对通讯员的政治把关。合格的首要条件是“政治上没有问题”。1943年中共西北局发现一些通讯员未经审查，认为“这是党报的一个严重漏洞”，要求各地委严把质量关并定期检查，包括负责指导通讯处的具体采访计划，检查日常工作，审查每篇重要稿件（《解放日报》，1943年3月30日）。严把政治关是严把作者关的第一步，也是为了严把稿件正确性与真实性的质量关。要求凡是未经宣传部审查的重要稿件不登，未经党委或行政负责人签字盖章的稿件一律退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45-146）。作为岗位本身就已提前把好了政治关的中央各部委及西北局主要领导，均被要求按月供给消息、社论或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18）；西北局也要求下级党委负责人经常投稿并考核（《解放日报》，1943年3月30日）。

不断完善准法制性规范。作为“规范性的秩序”和理性表述的法律，尤其是完成“新任务有力杠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佛道谢耶夫，1951/1952 ：60），应是规范的严肃和主要形式，但中共至延安时期也没有出台具有现代法制意涵的新闻法规，多体现于党务和政治决议、通告等中的新闻政策。作为集中反映党对新闻业的政治要求，管理、调控新闻传播重要手段的新闻政策（郑保卫，2009），是没有出台的新闻法的代名词。新闻政策是党性规范的重要策略，有消极与积极之分。王凌霄将新闻政策分为积极地宣传和消极地限制言论两个维度。前者包括：机关新闻的设立、控制新闻的形成、消息源的利用等；后者包括：检查制度、特权制度与特许制度、财政负担的设定、记事内容的限制、防遏扩布的处分、新闻关系者资格的限制等（王凌霄，1996：2-3）。与其将新闻准许资格限制分为积极性的“机关新闻的设立”和消极性的“特权制度与特许制度”，资格限制和资源保障的“财政负担”也归到消极性一类不同，笔者认为，在党报和非党报共存的社会，区别对待非党报的规范倾向于消极意义上的干预措施，而在没有党派性媒体竞争的边区，新闻政策则多为积极意义上的规范。研究发现，边区中央对党报多采取积极性规范干预，消极性干预则是使用相对有限的惩罚性措施，如批评、调整。

中共宣传涵盖新闻的思路，实际操作中按宣传政策执行新闻政策。毛泽东曾多次就新闻政策问题向几位同志写信，如向陈毅解释未发表范长江的稿子，是不利于统一战线的“党的当前政策”；亦指示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要加强对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的指导，必须“经常注意”和掌握“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58，63）。

反映党一切政策的党报区别于“普通新闻纸类”，可以作为学习讨论相关政治题目的参考资料（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27），尤其是社论及重要负责同志的文章，须在各级党委会上讨论和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86）。《解放日报》的社论即是出自中央同志和重要干部之手（毛泽东，1983：54）。因为可视为党的政策和工作方针的党报社论、文章，具有党和边区政府的决议、指示、法令等意义与功能（《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有“指示文件”的性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424）。作为党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说服和传播话语类型，社论直接承担着宣传意识形态理论，解释中央方针和政策的责任，对下级各级新闻机构都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黄敏，2006）。康生的《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以代论形式，建议知识分子应作“修理文章的理发员”，并敦促“领导人要好好的注意，并努力实现之”（康生，1942年10月4日）。文章引起较大反应，记者进一步阐释“理发员”提议“有着头等意义”（陈企霞，1942年10月8日）。工农群众对此反应亦明显，报社“经常收到工农同志写的东西”（《解放日报》，1943年3月26日）。

（二）以批评、检查和优化调整为主的消极性规范

假如积极性规范不起作用，不符合“新闻政策”，该如何进行规范干预呢？一是下发强制性的指示文件予以批评。针对各地宣传发生不符合党的政策的事件，及干部有“不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中央立即下文批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64-65）。如果被批评者党内位置较高，批评会以“意见”的委婉方式提出。针对《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在1943年宣传中“失掉立场”，中宣部致电“董老”（董必武），谓“请考虑”相关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37-138）。此外，人际传播式的电话批评也是消极性规范手段之一。毛泽东看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后非常生气，立马打电话给时任《解放日报》社长博古，要其作出检讨（胡乔木，2003：449）。虽然电话批评决定由最高领导人作出，但应视为党集体性意志的体现，因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得到党内外认可的中共领袖，“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还是由毛主席拿主意，作决定”（胡乔木，2014：273）。

党组织对党报日常性的检查（审查）形成机制与规定，开始主要是审查报刊文章之政治性质（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25-28）。延安时期，针对部分党员不“经常看党报”，未能认识到党报是“指导工作的主要工具”这层意义，西北局决定每月讨论党报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方针一次，并派人出席报社编辑部会议（《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且决定将报纸领导统一于宣传部，下级报刊送上级审查，党委负责人定期直接检查此项工作并加强领导（中央档案馆，1989：148-152）。

报刊创办与维持需要条件支持，当历史环境和条件变化即适当地优化调整其种类和数量。1941年3月，边区政府针对各根据地报刊存在分工不明、彼此重复、量多质次等问题，中宣部决定优化整合：扩大《解放》等编委、改组《中国文化》编委（中央档案馆，1989：148-152）。此外，因皖南事变各根据地接连出现对（党）外宣传工作的重大失误，中共决定将《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大型日报《解放日报》，以加强社论撰写和政策发布等方面的统一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96-98）。由此可知，党报因自身问题被停刊处罚情况少见，更多是因办报条件和环境变化而被迫做出优化调整。

三

他律之二：

边区政府的物质基础性保障

（一）积极从物质层面提供基本保障

为使党报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从组织层面作出保障，如将党报的传布与影响的扩散列为各级党委和党员的职责与义务，出台《各地方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等规定，强调各支部和党员有向党外推销之义务（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23-24）。但是，党报发行工作保障更多的是依靠政府部门来提供。《解放日报》市内发行依托新华书店（前身为中央党报委员会发行科），而发行至市区外，则依靠成立于1939年8月，统一免费收发边区范围内及附近区域党政军民所有信函、文件、书刊等的通讯站。通讯站的组织架构、人员任免、经费待遇、工作职责等均由其直属单位——边区民政厅负责，包括检查邮递物品文书之违禁情况，巡视员督促纠正各属站及属员之工作，等等（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1981：45-53）。此外，为保障《解放日报》向下发行需要的量产，延安中央印刷厂不断增添、更新设备，积极调配人员，至1942年7月，排字能力达到每月300万字，是当时全国最大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同期生产能力的三倍（张彦平，1988：112）。当然，对党报来说，行政规范最为显著的就是经费支持。尽管延安时期财政非常困难，总体精兵简政，但党报支出有保证，如《解放日报》的费用（包括报务员、印刷工和通讯员）每天平均花费六千元以上，一年就是两百多万（胡乔木，1943年1月26日）。尽管目前暂缺乏边区政府通过财政手段“奖罚”党报的直接资料，但考察其物质手段的使用，亦可看出对不同级别和重要性党报的确定，相应给予的经济支持力度不同。比如铅印《向导》，油印其他对内刊物（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36）；限于“人力物力”，“集中力量”保障“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版”（中央档案馆，1989：148-152）等。

（二）相对有限的消极规范

相对于党组织的党性规范条例丰富多样，政府对于党报的行政规范则相对有限，形成文件则更少，不像党组织之硬性具体规范，而多为软性的批评与建议。《解放日报》改版前，曾召集组织了一个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收集大家的意见和建议。会上，边区政府李副主席批评《解放日报》未能根据边区情形对症下药，致使边区各级政府呼吁不灵，政策法令不能贯彻，希望能帮助政府对各种坏现象加以解释和批评；教育厅柳厅长提议报纸每隔几个月对根据地做一次详细而充实的报道；教育厅贺副厅长则希望报纸成为政府的耳目（《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

（三）边区对非党报的规范

由于国民党对延安的封锁，边区流通的出版物基本上是自产自销的党报党刊。由新华书店负责搜集回来的外界各类出版物（包括反动的），主要满足两类人的旺盛信息需求：一是需要依据丰富、及时的时政信息做决策的中央领导们。如1941年3月，毛泽东三次致电周恩来，要求“尽力搜集寄来”包括《中央日报》《扫荡报》在内的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报刊（逄先知，2002：321）；还有是报社等特殊单位，其大量的国际新闻即是转载于外报刊。特殊环境下边区稀少的非党报党刊，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少数领导和部门获取外界信息的专有渠道，不进入市场流通的样本式存在，自然无法像党报那样有接受政府的行政规范之必要。对非党报的规范多以受众视角，购买、通信或在自己党报上发声。如1938年，毛泽东就《大公报》宣传“准决战”问题，致电周恩来、博古、王明等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要求中共报刊予以反对（逄先知，2002：78）。

四

他律之三：

希望得到重视的受众意见与建议

以党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受众成为党报规范重要来源之一，一是党报的政治属性使然。中共党报不仅是中共机关报，也是千万工农群众的喉舌。无产阶级新闻学报道对象是无数劳动者感兴趣的新闻（陆定一，1987：3）。作为宣传鼓动工作有力武器的党报，其任务除了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外，还要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生活，且“须登在显著的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而报道是否真切反映群众生活，真实记载群众奋斗事迹，真正让群众感兴趣，应该由报道对象（群众）来反馈、评价与检验。群众满意和要求满足不仅是报道效果检验的黄金标准，也是体现党报党性、战斗性、组织性强弱的最终标准。二是，党报间存在着的竞争关系也是一种压力。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尽管受众定位不同（前者中高级干部，后者基层干部和群众），但后者可以收到“识字少的看得懂，不识字的听得懂”和“识字的争着念，不识字的争着听”的良好效果（丁济沧，苏若望，1989：160，170），着实令前者艳羡不已；《解放日报》改版压力之一，就是记者深入基层后调研得出受众普遍不满意（莫艾，1942年4月2日）。此外，读者和作者高度重叠的通讯系统，意味着两报稿源也有重合与竞争关系（赵挺，1943年11月18日）。简言之，党报的服务角色和党报间的竞争压力，意味着党报必须重视来自党员主体的读者和作者的意见和建议形成的规范。

（一）受众的批评与意见很重要

读者意见对于一份还未实现完全党报目标的报纸来说，至关重要。一份报纸要办好，“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欢喜什么，不欢喜什么，这是很重要的”（毛泽东，1983：48）。社长博古强调《解放日报》离不开广大读者支持“这点与其他各报有所区别”（陆诒，1980）。因为“没有广大的读者的赞助和鞭策，则报纸要办得好，是不能设想的”（《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要成为具有战斗性的党报，须容许党内人士对报纸提出批评或建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a：130），《批评与建议》专栏就是为“尊重许多读者的意见”而开设的（《解放日报》，1941年6月11日）。读者意见对于党报编辑方向的正确把握甚有帮助。延安整风运动推动报道方针开始“向下”，无论是寻找新闻素材，还是寻求改革方向，都要通过“倾听群众意见”来实现（温金德，1942年3月23日）。我党历来十分重视党报读者的意见和批评。1929年中央决定创办一份刊物，主要任务就是“提倡全党同志尽量发表对党内问题的意见，……不管是同意中央的意见的或者是不同意的，不管是批评其他同志的观点或是自己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们党“要总合全党多数同志的正确的意见来决定党的一切政治方针与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b：18-19）。

若意见提出者身份显耀，意见又十分契合党的已有政策或有利于改善党的重大政策，则会备受重视。1942年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张申府一篇旋即被延安《解放日报》转载的文章，其中一个建议是：扩张党的意义，最终使党报成为天下一切反法西斯人的报，毛泽东认为“是很对的”，并要求两报实行（毛泽东，1983：93）。当然，普通读者提出的意见只要有助于党报发展，也会得到采纳。一个叫温金德的读者兼作者致信编辑部，分析通讯员写稿积极性不高，提出了若干条编辑当如何对待下级干部与群众士兵的稿件的建议和意见（《解放日报》，1942年3月23日）。《解放日报》随后组织召开了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座谈会，受到了不少读者和作者的欢迎，如有学习者就认识到“工农同志不能写文章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卢宁，1942年10月17日）。这些建议和意见也让《解放日报》反思副刊过去工作，“是做得很不够的，我们还缺乏更有系统的计划”，并决定开辟“大众习作”一栏（《解放日报》，1943年3月26日）。

（二）给党报去信，并要求公开

党报会真诚和主动地收集读者意见，且直接满足不少读者与作者们的“希能在党报信箱刊登”的要求。受众来信并非只是告诉编辑他们的看法，更多的是想被公开，以影响政策与舆论。一读者给“信箱”写来《对于本报改进的几点意见》，“尚望考虑采纳为幸”（《解放日报》，1942年3月22日）；针对他人写的《家户之间》中之误解，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并“望能发表”（裴仰山，黄静波，1943年1月20日）。提出许多十分中肯意见和建议的读者们，可以看出不少乃学识丰富、专业内行。这种有理有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创刊不久、经验不足的大型党报来说，弥足珍贵、有用与及时。为了专门接收并展示出读者们的意见和建议，报纸第四版主动设立一“信箱”栏目：“竭诚欢迎读者提出来谈谈；杂感，批评与建议一类的文章，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解放日报》，1942年3月4日）。“信箱”栏目是为专门收集读者各类意见和建议而设立的，当其他版面和栏目需要收集读者反馈信息时，也会开设问答栏。“科学园地”特设问答栏，是为检验请专家学者撰文解答很多读者来信提出的有关自然科学方面问题的效果（《解放日报》，1942年1月26日）。回复群众来信是件严肃负责的细致工作（丁济沧，苏若望，1989：175）。从政治传播角度看，读者来信栏目不仅对推动民主政治发挥着重要作用，还可以在具体复信中对读者进行针对性的引导（彭垒，2007）。针对一位写信给军事副刊编辑的读者批评文章“未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并提出了一些诸如多反映敌后作战、抗日根据地情况等建议，编辑回复表示“你所提供意见亦甚为重要，这是与本刊复刊的编辑方针是一致的”，同时介绍了该刊的编辑方针（刘军锐，1943年4月1日）。

报纸积极主动地回应读者的批评与建议，初衷主要围绕编辑方面，但收到的内容却是多样的；有些读者批评相对温和，有些批评则直接、尖锐得多。内容大体有以下几类：一是批评报道与实际脱节。诸如专论范围太广、篇幅太长（李微，1942年2月8日）；或者立论空泛，和建设边区的实际工作相距太远了（《解放日报》，1942年3月30日）；有人批评报道令人“望洋兴叹”，没有照顾到边区的读者群（牟原，1942年3月22日）。二是指出报道中的失实。能指出不实之处的读者，应该很熟悉报道，多为消息源本身。延安大学通讯小组发现最终报道“延大各院系紧缩组织”一稿与事实稍有出入（《解放日报》，1943年3月3日）；而署名“经建部秘书室”来信则是希望更正一则报道中的小数点错误（《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三是批评报道中的新闻歧视。彼时能看报纸的不多，而能从中发现新闻歧视的读者决非一般。读者中藏龙卧虎，或许也是报纸不敢小视读者意见的一方面。一读者认为报道中用具有“强烈大汉族主义者”色彩的名称“是不对的”，希望“同志们在言语上，文字上都经常注意这问题”（韩璋，1942年6月10日）。四是对报刊栏目表示失望。对文学栏目期望很高的读者，遭遇落差较大的实际，难免生出抱怨。《文艺》副刊1941年诞生是轰动延安文艺界的大事件，但读者欧阳山对其百期表现有所失望，批评“它在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还不能达到我所祈望的程度”（《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也有读者对副刊削弱了论战的精髓表示不满（奚如，1942年3月12日）。在反党八股浪潮下，读者批评《中国妇女》栏目“内容相当贫乏，水平甚低”，认为应“多收集读者意见”，让读者投票评选所谓的党八股文章（《解放日报》，1942年3月28日）。读者们的意见得到重视，不久相关栏目开始征求意见（《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此外，诸如社论不必每天有，必须真有所为而后发，也不必限定字数等中肯的读者批评与建议也陆续被采纳（《解放日报》，1942年3月20日）。

应该说，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性批评是爱护党报的一种积极表现，如果对党报不管不顾，则是消极性规范。消极性规范主要有无视、恶意批评或抵制。我党历史上有过读者理解党报乃“空谈理论”刊物，或是对外宣传品而已（中共中央组织部等，2000b：386-388），或“随便拿党报去糊窗子、包东西”的消极现象（《解放日报》，1942年9月14日），这些对党报不甚关心的无视行为，是看不懂党报，不了解党报作用造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央时常强调要加强对党报的学习与使用的主要原因。抵制报纸是非常消极的规范行为，一般发生在报纸完全失去读者信任情况下。对报纸的抵制不仅表现为销量锐减，也反映为对报纸编辑方针的严重蔑视。抵制是对失去民心的报纸的严厉处罚，目前还没发现中共党报遭遇过。

五

自律：思想性和技术性的自我管理

他律极强的党组织方向把握与政府的意见和建议，其效果如何要在办报方向和编辑方针中体现出来；换言之，党性规范、行政规范、受众规范的作用，还要靠党报的自律来具体落实。党报自我规范行为主要表现为自我检讨、自我批评与更正。由于党报的特殊性，要有“适当的正确的自我批评”（《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这种自我批评是一种积极规范，不仅是党内外声音对党报的爱护式建议，也是党报自身的一种督促和激励。党报自我规范的主要内容，有时刻维护党报党性的思想规范，和与思想相向而行的编辑技术专业规范。

（一）确保办报方向正确的思想规范

党报反思与检讨办报方向思想性的成长过程就是党性的自我锤炼过程。这可以从《解放日报》几篇不同时期的经典社论中得以窥视。在改版通知《致读者》中，报纸反思创办以来的工作“惶恐得很”，自责没能担负起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与使命，也未能成为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和没成为中央整风运动中的鼓手和先锋。为此，总结出了党报接下来改版须努力的方向和具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改版初期的《解放日报》重点在探索如何增强党性，成为“名符其实的党报”的问题，从抽象认识要宣传与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解放日报》，1942年4月1日），到具体认识正确对待党报就是正确对待党、阶级、革命和抗战的问题（《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从强调党性不强，没有认识到“报纸是集体宣传者和集体组织者”中的“集体”是“整个党的组织”，而非其他（博古，1942年9月22日），到系统总结出重要改革经验的“全党办报”（《解放日报》，1944年2月16日）。

党报“四性”成为党报工作者时刻对标工作的指针。博古在报社大会上说道，党报工作者首先是个好党员，熟悉党的政策与路线（无锡市史志办公室，2007：489），能“以党的立场来分析世界”，提高对党报重要性的充分认识。这体现在政治立场上，即掌握好办报的马列主义方向，注意区分敌、我、友的态度；坚持“政治第一，技术第二”的党性原则（《解放日报》，1943年6月10日）。群众性一方面提醒工作者党报是群众的报纸，要反映群众的观点，密切与群众之联系，文字上不让读者生厌；另一方面体现在处理党报与读者关系上，要防止形式主义，“要倾听读者、通讯员的意见，不要只听几个工作人员的意见”。组织性就是在党的方针路线指导下开展宣传工作。1943年针对国民党出版鼓吹实行法西斯主义《中国之命运》一书，博古在编委会上传达部署中共宣传方针：我们要了解党的政策，研究宣传战中的重要问题，一条新闻一个标题都应细心、负责，“要代表党的立场”。战斗性就是深刻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从党的立场出发。在吴满有报道出来后，博古依然认为党报“反映群众活动的报道还非常弱”，而绅士较多；写景的多，写群众情绪的少（无锡市史志办公室，2007：450，466-467，474）。

《解放日报》从一张“不完全党报”到“完全党报”的蜕变过程，就是党报规范作用的最好注解。作为整风运动的践行者和运动对象之一的《解放日报》，创办之初因对地方和党的政策及政府中心工作宣传不力，于1942年1月24日、2月11日政治局会议上被严厉批评，要求改革（逄先知，2002：402，408）。报社迅速行动起来，首先及时地传达每次政治局的意见，编委会连续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还发动全体职工检讨工作缺点与不足；其次，广泛征求读者意见，深入群众中访听诉求（《解放日报》，1942年4月2日），并在第二版边区版中设立反映读者意见和建议的《信箱》专栏；再者，对内部机构和人员进行相应的调整，加强国内和地方新闻力量（王敬，1998：29-33）。

（二）围绕思想的自我批评、更正等技术规范

敢于时常自我批评的党报自我规范做得不差。自我批评是看到自身能力不足之处的清醒认识，也是检讨自身对标规范有待改进的自信表现。《解放日报》创刊两周之际主动刊出启事，承认自己不足，希望得到大家帮助：“同人等才疏学浅，并乏经验，出版伊始，错误缺点，自不可免”（《解放日报》，1941年6月4日）。如遇普遍性问题，报纸还会自我剖析与深刻检讨，且勇敢地刊布出来。改版前座谈会上《解放日报》检讨边区版：“内容还相当贫乏，歌功颂德和公报性的多，教育性和批评性的却很少；本市新闻多，外县新闻少；和对某些问题处置不慎重，词句不注意等”；“边区栏生活于会议当中，对广大群众性的事情却少注意”（《解放日报》，1942年3月20日）。在与新华日报华北分馆联合举办的“党八股”检查会上，大家检举出“有时却患哑症”“多发空头议论，有时不能照顾实际情况”等党八股病症；由于发言积极，会议竟延三日结束（《解放日报》，1942年4月9日）；10日接着自我检讨（《解放日报》，1942年4月10日），23日还在“公审”自己（《解放日报》，1942年4月23日）。

与刊登读者来信时包含问题原委不同，报纸主动认错刊出的“更正”（correction）背后省略了多数读者无法知晓的中间程序。这不仅需要勇气自信，更需要专业性。作为一种由媒体发表的、旨在纠正先前报道所犯各种差错的声明性的“更正”，是一种补救措施。能够做到固定刊登“更正”栏的报纸是负责的，通过“更正”来纠正错误，是一种对受众与社会积极负责的态度和行为（黄顺铭，2005）。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更正”栏目几乎每期都有，其标题除了常规的“更正”外，还有“重要更正”“启事”等。更正的动力来源，可能是刊布后编辑自己发现问题，或者来自消息源的提示。此外，更正也体现了党报对新闻真实性的不懈追求与努力。更正内容有些是细小名称之误，如：文内参谋长“王文丹”系“张文舟”之误（《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有些是报道对象身份之误，如：梁萍乃前党校职工班学生，并非现中央党校学员；有些纯属编排粗疏之过，如：通讯中“保卫黄烟洞的战士们”不属于“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排版时未加注意（《解放日报》，1942年4月11日）。

报纸的版栏检讨一般发生在满月或周年纪念性日期刊出的工作汇报时，说明反省的持续与阶段性。创刊于学习运动中的“学习”栏反思，要提高质量，还是要密切联系当前的学习运动（《解放日报》，1942年6月11日）。富有个性的“文艺”副刊主编丁玲离职前发表感言，回顾与总结了半年工作，认为不足多于成就，自责受读者欢迎的稿子“登载得的确太少了”，也坦言作为党报副刊在文艺运动中沉默无言“是要不得的”（丁玲，1942年3月12日）。

六

结语

与西方的媒体规范不同，诞生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独树一帜的中共党报规范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具体体现。党报的代表角色是党性规范的合法化来源，执行角色是党性规范和行政规范的合法化来源，服务角色是自我规范、受众规范的合理化来源。与从传统角度仅看到行政规范的单一管理思维不同，党报规范中不仅有核心的党组织的党性规范，还包括政府的行政规范、受众的监督规范和党报的自我规范。在党领导政府的政治制度中，对党报的规范主要由党组织来实施，相关政策法规亦多出自于党组织宣传部门；政府则更多的是在服从党组织领导下配合规范，且主要为经费的基础物质性保障；自我规范显示出党报遵从党组织、政府和受众三大主体之规范的态度与专业效果。因此，从重要性来说，党性规范是核心规范、支配规范，党政一体下的行政规范是重要规范、从属规范，受众规范是外部规范，而自我规范则是被支配规范、服从规范、内在规范。如果说党性规范主要是一种政治性规范的话，那么行政规范主要是一种经济性规范，受众规范是一种社会性规范，自我规范则是一种自我反省、修正性规范。从强度来说，法规式明文规定的党性规范刚性直接，提供物质与批评建议的行政规范和受众的监督规范则相对柔性间接，而对照与遵从前三大主体规范的思想与技术上的自我规范则是刚柔并存。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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