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被一场显赫婚礼送上热搜的银行 其实也在烦心

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一家银行被一大群普通人突然关注，未必是件幸事。何况，还是因为一桩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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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不是11月末一场普通的婚礼——浙江义乌首富之子、12亿陪嫁、婚礼现场百万搭建费、整场活动花费千万、含茅台两瓶名贵香烟四包的豪华伴手礼……一系列特殊标签显然具备引爆舆论场发酵的所有因子。哪怕，相关消息的源头很快作了屏蔽处理。

据部分擅长按图索骥的网友透露，新袍系江苏富豪之女，男方则是“义乌首富”吴文红之子；吴为稠州银行大股东，居住在有“义乌第一别墅”之称的黎明湖独栋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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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有意味的是，今年1月6日，号称“山西最牛煤老板之一”邢利斌56岁英年早逝之时，外界除了评论其旗下联盛集团高达320亿的负债，也依旧对11年前邢氏动用三架私人飞机陪嫁六辆法拉利的三亚嫁女秀津津乐道。而邢利斌，同样一度有“柳林首富”的称号。

“首富”二字，素来是自带流量的存在。早前，有细心的观察家通过梳理《2023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现了3位来自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的代管市）的上榜企业家。再加上A股市场相关资料以及其他渠道，又发掘出7位榜单之外、身价40亿元以上的金华企业家，由此拼出了“2023年金华十大富豪”名单。

然而，这份名单中并未出现吴文红的名字，又或许，其正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那般的民间隐形富豪也未可知。在网友们的众说纷纭中，有一点可以被查证属实——那就是吴文红确与稠州银行有关。只不过他并非该银行大股东，而是一名“监事”。此外，根据天眼查任职信息显示，吴文红还在浙江义承置业有限公司等多家房地产相关企业任董事长、执行董事或监事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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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至少可以判断，新郎倌如果确为吴文红之子，那其出身即使非义乌首富之家，也算得上大富大贵。

网友一番“扒家底”的操作下来，长期在同业中“锦衣夜行”的稠州银行，着实赚了一波眼球。其实，CBA——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的拥趸们对该家金融机构倒不陌生。就在2022-2023赛季的CBA联赛中，首次闯入总决赛的浙江稠州金租男篮惜败辽宁男篮，获得了队史首个亚军。

自2009-2010赛季开始，稠州银行接手同省万马集团成为浙江男篮新东家。十几年来该行挥金如土，先后签下了NBA当打球星JR.史密斯，以及杜比、麦克鲁姆等强力外援。只不过2020年之后，随着CBA2.0实施，这家球队冠名商从稠州银行改为了稠州金租（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系稠州银行控股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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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热衷于球队冠名的银行不止这一家。截至目前，共有7家银行冠名过CBA俱乐部。其中，稠州银行（与其控股子公司浙江稠州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合并统计）以14个赛季的冠名高居榜首，广东东莞银行和九台农商行则以12个和11个赛季紧随其后。

对于“稠州”二字，不少人都会感到陌生，不过一旦知晓乃浙江义乌的古称之一，其形象似乎突然就鲜活了起来。从宋代的鸡毛换糖发展成如今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义乌正是靠着小商品市场走向了国际舞台。其地位，从“浙江的金华、中国的永康、亚洲的横店、世界的义乌”定义中，可见一斑。

不仅如此，神秘的“义乌指数”还让当地被戏称为“世界第五大情报机构”。“义务指数”的成名之战，要数2016年美国大选。当时美国国内舆论普遍不看好特朗普，但是很多义乌商人却坚信后者会赢得大选，原因就在于从初选开始，义乌接到有关特朗普的周边订单包括T恤、旗帜等数量远远超过其对手希拉里，尤其是T恤订单的差距更拉开10倍以上。

果不其然，最后的大选结果印证了义乌商人的先知先觉。而在两年后的2018年足球世界杯决赛开始之前，“义乌指数”再次成功押中法国队夺冠——只因庆祝法国队夺冠的纪念币订单也是远多于对手。

“义乌指数”的强大预测能力并非偶然。如今，1105平方公里的义乌——也就比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大洋洲的基里巴斯略大——每年都要向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10多万种商品，年出口总额超过3600亿，快递业务更在全球遥遥领先。另外，最新数据显示，居住在义乌的外国人数量已达30万人，人口占比高达六分之一，“国际乌”的美誉名不虚传。

“靠山吃山”，盈利能力似有减弱

而诞生于义乌的稠州银行，可谓是一家真正的“市场银行”——因市场而生、为底层市场服务是其坚持多年的经营底色。

稠州银行全称浙江稠州商业银行，前身为义乌市稠州城市信用合作社，成立于1987年6月，是义乌当地第一家地方性金融机构。2006年，其由城市信用社改建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过35年的发展，该行已发展为一家机构遍布全国9省（直辖市）、营业网点200余家、员工超过5000名，且跻身全球银行500强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

依托义乌市的特色区域经济，稠州银行在小微金融服务领域形成了自己独特优势，不过祸福相倚，小微企业发展的波动往往也直接影响着该行的业绩表现。

今年上半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42.85亿元，同比增长13.24%；净利润为9.23亿元，同比增3.71%，高于同期商业银行净利润2.6%的同比增速；而2022年该行净利润同比增长3.9%，低于同期商业银行整体净利润5.44%的同比增速。

虽然得益于今年以来小商品经济的复苏，稠州银行取得了高于同期商业银行的净利润同比增速，但是，其净利润增速较营收增速低出较多也是不争之实，而主要原因便是信用减值损失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该行信用减值损失为17.08亿元，同比增24.4%；到今年三季度末，其信用减值损失进一步扩大至27.88亿元，同比增长达31.3%。注意，这一数据在2022年也呈同比增长。

另外，上半年营业收入中，该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由盈转亏、投资收益同比下降、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亏损扩大，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信号。具体来看，该行今年上半年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0.79亿元，上年同期则是1.14亿元，同比锐降169%之多；投资收益13.67亿元，同比降2.77%；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进一步扩大至-0.21亿元，上年同期则为-0.06亿元。

净息差下降这一行业普遍性问题同样困扰着稠州银行。根据一份来自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23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下称《评级报告》）显示，2020年至2022年，该行净息差分别为2.71%、2.39%、2.26%。受息差收窄以及前述信用减值损失增加的影响，其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均同比有所下降，盈利能力有所减弱。

资产质量方面，今年一季度末，稠州银行母公司口径不良贷款率为1.54%，较2022年年末1.5%的不良贷款率同比上升了0.08个百分点，而今年二、三季度末的数据则未有披露。以数据披露较完整的2022年年末合并口径不良率作比，将103家有数据的城商行按照从低到高来排序，稠州银行1.36%的合并口径不良率排名第35，属于中上游水平。

然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与同样在浙江区域内资产规模相当的泰隆银行、台州银行和民泰银行相比，稠州银行的不良数据着实逊色不少——台州银行不良率0.9%，排名第9；泰隆银行不良率0.94%，排名第14；民泰银行不良率1.17%，排在第21位。

根据企业预警通查询数据整理

根据稠州银行2022年年报，在其贷款投放行业分布中，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房地产业，占比分别为23.71%、15.84%、9.19%。三者中的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 159.76亿元的年末房地产贷款同比增长高达35.48%，即远快于同期该行贷款总额12.87%的同比增速。

前述的《评级报告》还提示，该行存量的信托及资管计划规模仍较大，面临一定的投资风险。2022年末，该行债权投资中的信托及资管计划规模为149.76亿元，其中逾期53.59亿元，逾期行业以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业为主，累计计提减值准备18.72亿元，后续风险处置仍需持续关注。

除了资产质量，稠州银行与泰隆银行在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净利润等多项经营指标上都已拉开不小的差距。泰隆银行全称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稠州银行相似，均是由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其前身是1993年成立的台州市泰隆城市信用社，成立时间较稠州银行晚了6年。根据今年中报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泰隆银行实现资产总额4075.91亿元，是稠州银行3102.73亿元资产规模的近1.6倍；前者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78.53亿元和25.88亿元，分别是稠州银行的1.8倍和2.8倍。

还有同样由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且晚于稠州银行成立的台州银行，在前述三项业绩指标上也领先于前者，特别是在净利润水平上差距较大，为稠州银行的两倍以上。

根据2023年上半年中报数据整理

多项重要经营指标被曾经的“小弟”牢牢压制，不知稠州银行是安于现状还是心有不甘？

14年IPO未果，股权多次拍卖、股东质量问题凸显

自2009年进入义乌市拟上市企业名单至今，稠州银行的上市之路已然走过了14年之久。期间，股权结构不稳、内控问题以及业绩成长性等问题都是绕不开的拦路虎。

今年8月，阿里司法拍卖平台显示，一笔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权及派生权益标的因无人出价而流拍。评估报告显示，该标的为杭州科欧博亿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科欧博亿）持有的浙江稠州商业银行1.52亿股股权及派生权益(派生权益为转增的3040万股股份，不含现金分红)。上述标的评估价约为3.50亿元，起拍价约为2.45亿元，较评估价已折价30%。

到今年10月底，二拍起拍价降至1.96亿元，较评估价折价44%，在吸引了1256次围观后，终于有人出价接盘。

该行2022年年报显示，杭州科欧博亿为其第七大股东，持股比例4.34%，共持15200万股，其中，股权出质1.38万股，被冻结的股权数额为3.0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阿里拍卖平台上至少有28笔稠州银行的股权拍卖案例。

为何一家银行会有如此多股权如此密集地流向拍卖市场？或可从稠州银行的股东质量一探究竟。

图源：稠州银行2022年年报

稠州银行的股权结构较为分散，目前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天眼查显示，稠州银行的股东股权出质信息有13条，股东股权被冻结信息达23条。

其中，杭州科欧博亿、第八大股东亿德宝（北京）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亿德宝科技”）和第十大股东天津滨海新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投资”）分别存在失信被执行、限制消费或股权冻结的情况。杭州科欧博亿此前也曾拍卖1.824亿股稠州银行股权，源于渤海国际信托与上海征舜电气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杭州科欧博亿与上海征舜电同成为此案的被执行人。

另外，新天投资此前也因与方正证券的合同纠纷案件被执行，该公司持有的稠州银行1.16亿股股权与北京红楼文化公司持有的稠州银行5850万股股权被法院查封。

据业内人士分析，对于没有控股股东的银行，监管部门会对排名前50%的股东有所要求，股东失信会影响到银行上市。在有股东股权被冻结的情况下，若存在股权变动风险，也会对此有所影响。

看来，几大股东的失信问题够稠州银行头疼一阵。

第七大股东杭州科欧博亿在2021年、2022年两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涉案金额为0.63亿元，在今年8月还被“限高”。

第八大股东亿德宝科技更是早在2020年2月就被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系”的原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同年4月被申请破产重整，2021年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同年被“限高”；亿德宝持稠州银行股份比例为4.23%，截至目前股权出质1.48万股，被冻结的股权数额为1.48亿元。

第十大股东新天投资，截至目前有13条“限高”记录，今年7月还被列为被执行人，其持有持稠州银行的股份比例为3.31%，截至目前股权出质1.16万股，被冻结1.24亿元。

中小银行面临“变天”，前路何在？

很快，西方国家每年最重要节日圣诞节即将到来。这自然也是全球消费的高峰期——每年的这个时候，中国的义乌市场都会迎来海量的圣诞用品订单，从圣诞树、圣诞帽、圣诞彩球，到圣诞灯饰、圣诞老人、圣诞礼物，应有尽有。据统计，义乌每年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万多种圣诞用品，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被誉为“世界圣诞用品基地”。

然而，今年的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受新冠疫情所致库存积压、国际局势、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义乌的圣诞订单量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尤其是来自欧美的订单。

有外贸人士表示，他所接触的欧美客户会因为需要消化往年的库存，而减少今年的拿货数量。再加上欧美通胀影响，情况更不乐观。过去几年，美联储将利率定在5.25%-5.5%，连续加息已然令美国经济面临滞胀压力。

加之过去几年，东南亚新兴制造业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崛起，部分低端产品产业开始往东南亚转移，这对国内乃至义乌的制造业显然会造成一定的压力，而且这种转移往往具有不可逆的趋势。

从国内方面来看，随着电子商务不断普及化，百货、批发市场等传统零售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小商户、个体店内的客流量更是一日不如一日。一时间，摊位费对折甚至摊位空置，人员流失等问题也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对于稠州银行这类视小商品市场为衣食父母的中小银行来说，一损俱损是一种必然。一旦本地小商品经济萎缩，其银行业务势必根基动摇。

更糟的是，近两年来，银行界那些从前眼高手高的“大家伙们”纷纷转型，比起房地产业，如今其更偏爱普惠金融，这就等于直接抢了大部分中小银行的饭碗。另一边，国家还在号召国有金融机构舍弃利润、降低利率以反哺实体经济，这无疑进一步打击了区域中小银行的竞争力。

从中观层面来说，稠州银行所在的长三角地带，大大小小的银行多达数百家，竞争格外激烈。如果抱着小富则安的发展心态，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变成不进则退，进而要么是被业界强者向下兼容要么就是被淘汰出局。

而稠州银行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发展风格延续得似乎有点太久了，其重要原因之一，或与过于“稳固”的管理层有关。从2006年正式改制到现在，出任该行董事长的金子军已经在这个位置上掌舵了长达16年之久。这期间，行长更换了4位，金氏却丝毫没有转岗的迹象。这在现如今普遍提升了更新换代频率的中国银行业内，多少有些格格不入。

如果乐观一些，对于稠州银行这样市场基因深入骨髓血液的区域性银行来说，也不是没有生机。

今天的义乌仍然是“一带一路”重要通道——“义新欧”中欧班列的始发地。从2014年11月正式开通以来，该班列已然运行了9年，从义乌出发，途径俄罗斯、德国、法国等国家，历时21天，最终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根据义乌海关数据，近年来通过“义新欧”班列出口的商品额稳中有增，从2014年的5.86亿元已然几何式增长至2022年的330.5亿元，是义乌出口经济的重要窗口，自然也是当地金融业的重要倚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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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前三季度，义乌经济增速为8.7%，在浙江省乃至全国范围内都算十分亮眼的存在。

另一边，地方政府也在尽其所能托举本地中小银行。近日，山东省政府就发行了250亿元的专项债券，募资将用于支持烟台银行、济南农商行等84家省内城农商行的资本补充；河南省此前也曾发行282亿元专项债用于支持省内26家农村中小银行资本补充项目。据统计，今年以来已有山东、广西、黑龙江、河南、安徽、辽宁等十六地发行了中小银行专项债，合计发行规模达2082.8亿元，超出去年同期两倍有余。

当然，地方政府的能力终究有限，在外力爱莫能助的情形下，许多地方银行也在以主动或被动吸收合并的方式“抱团取暖”。根据对金融监管总局官网数据的统计，今年年内已有超过120家中小银行通过监管部门的股权变更审批。仅11月，就有至少1家银行被吸收合并，11家银行因被合并或因被收购而解散，还有10余家小银行获批股权变更从而控制权易主。例如，华夏银行在11月13日获批收购北京大兴华夏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

虽然方式、模式不尽相同，但中小银行吸收合并的改革不可否认已是大势所趋。但即便是殊途同归，是成为有资格主动兼容的那个，还是沦为被动合并的一方，本身就是天差地别两种命运。

那么，在“首富之子娶媳”事件后，稠州银行下一次又会因什么攀上热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