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威威︱论姚鼐对惠栋学术之抗衡

桐城派研究

论姚鼐对惠栋学术之抗衡

秦威威

作者：秦威威，河南商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姚鼐、桐城派研究。

摘要：对惠栋学术的抗衡,是姚鼐与并世汉学家对垒的突出表现。姚鼐抗衡惠栋之事有三：一是借助与惠栋同题异构的《左传补注》，救正当时《左传》学中存在的尊服虔、贬杜预之风气；二是通过调和唐人与宋人的“九经”观念，破除惠栋等汉学家遵奉的唐“九经”之说；三是建构义理、考证、文章合一的《古文尚书》辨伪统系，以取代乾嘉汉学家的考证辨伪。姚鼐向惠栋的问难,既深且广。乾嘉时代汉宋学术的分歧，亦由此可见。

关键词：姚鼐 惠栋 《左传补注》 九经 《古文尚书》辨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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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刊于《安徽大学学报》2023.06。

2.本文经期刊授权发布。引用以原刊为准。

惠栋(1697—1758)是乾嘉汉学风潮的引领者,亦是汉学巨擘戴震、钱大昕、王鸣盛等推戴的老师大儒。唯宋学马首是瞻的姚鼐,与汉学精英激烈交锋时,必然不会对倡彼风气之先者无动于衷。翻检姚鼐之作,确实亦能发现其对惠栋著述的评论。若将姚鼐对惠栋的议论,置于乾嘉学坛之中,便能察觉出其中隐含的学术意旨之一:抗衡惠栋。[1]

（注1：欧明俊:《“文学”流派还是“学术”流派一 “桐城派”界说之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欧明.俊曾着重强调姚鼐创立桐城派时的“学术”立场,本文即循此思路而来。）

一、姚鼐《左转补注》与惠栋《左转补注》的同题争胜

姚鼐《左传补注》(以下简称“姚《注》”),与惠栋《左传补注(以下简称“惠《注》”)时序勾连,题名相同,著书理念却迥异其趣。姚鼐抗衡惠栋之意,正借助两人之作的同题而不同构,坦露于世。

姚《注》与惠《注》,皆为补杜预《左传集解》之未尽而作,本一脉相承。《左传》之学,晋、宋以降,服 虔、杜预两家并行南北。自唐孔颖达奉敕疏通“五经”,于《左传》之注独尊杜氏,服虔及诸家之说遂亡。虽然“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但隋之刘炫先“已有所规”;此后,元之赵汸,明之邵宝、傅逊、陆粲,清之顾炎武,“又递有所补正” [1] 。惠栋亦“因杜氏之未备者”,而“广为《补注》” [2] 。姚鼐之作补注,亦为追步前人。其《左传补注序》曰:“近时有顾亭林、惠定宇,皆为之补注。余以为有未尽,乃别记所见者。” [3] 显然即是承顾、惠余绪。诸家之中,惠栋之作距姚鼐时代最近,且风靡一时,故尤为姚氏所注目。姚鼐将己著命名为《左传补注》,适与惠栋之作同题,自是有心之举。惠《注》之大旨,在“刺取经传”,“博异说,祛俗议” [4] ,破除杜预及孔颖达之谬误。焦循评惠《注》云:“春秋左氏,以古学名。征南违舛,谁破其荧。补而注之,功在先生。” [5] 即着眼于此。这股由惠栋引领的“批判杜《注》及孔《疏》” [6] 的风气,亦波及姚鼐。譬如于《左传》“十四年鄄人执之”条,姚鼐谓“为孙氏执之耳,《注》谓为君,非是” [7] ,即明斥杜预之非。或不言所指,但实因杜注而发。如“哭井则己”条,姚鼐谓“此‘己’不当音纪,言哭井则可以出耳” [8] ,即驳杜预“己音纪”之说也。可见,姚鼐纠正杜注谬误的倾向,与惠栋并无太大差别。

不过,同是补正杜注,姚鼐与惠栋的著书思路却南辕北辙。姚鼐弟子许鲤跃谓:“读《春秋左传补注》……其所补者,义理多而考证少,亦望溪说经之意,皆朱程之学,而与徒夸博涉者不同也。” [9] 许氏所谓“徒夸博涉者”,自指当世汉学考据一派。其将“义理”“朱程之学”归姚鼐,将“考证”“徒夸博涉”属汉学,既寓褒贬,又可见姚鼐补注思路确与汉学家相左。姚鼐在与弟子陈用光的书信中,亦曾表露心迹,“惠氏《左传补注》亦自见读书精密处,特嫌其所举太碎小。近世为汉人学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觉殊不能逮顾亭林也。阅其书,见为用力劳而受功寡” [10] 。乾嘉之际,惠《注》风头正劲,好之者赞赏其作“较顾亭林《杜解补正》、朱愚庵《读左日钞》更为详密” [11] ,姚鼐却偏道惠氏不及顾炎武,真可谓格格不入。

姚鼐对惠栋更大的不满,在惠氏尊崇服虔、贬斥杜预的为学倾向。采择别家之说,以纠杜注、孔疏纰缪,非启自惠栋,世多以为“亭林先生申明汉儒诂训,创为《补正》之业,而古谊昭然可举。定宇先生继述斯业,渐多阐发” [12] ,即谓惠栋踵继顾炎武而来。然清初诸儒治《春秋》经传,“盛行广辑传注解经”,不分汉晋唐宋,与惠栋专一“采用汉代古注治经”,仍然有别 [13] 。惠栋以古为是,思欲复兴两汉经师之学,故其撰《左传补注》时,一意搜辑服虔、贾逵、郑玄等汉儒古说,不重魏晋以后之注疏。且于行文之中,惠栋表现出明显的尊服虔、抑杜预的倾向。譬如其批评杜预“好改古文,故古文古义存者少矣” [14] ,“诞之甚,妄之甚” [15] ,用语即颇为激烈。惠栋为汉学领袖,效其说者不免望风而靡,皆以为杜注不足为训,甚至以“世传左氏轻元凯” [16] 沾沾自喜;采录旧说异说渐成风尚,几乎酿成废置杜注的极端局面。譬如刘文淇谓:“窃叹《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 [17] 刘氏之说,殆是惠学后裔的共同观念。嘉庆、道光之后今文经学大盛之时,甚者由攻杜注,而攻及《左传》 [18] ,亦可导源于此。姚鼐撰《左传补注》时,虽有意纠正杜注之失,却无服杜轩轾之心在焉。其侄孙姚莹云:“近世惠定宇以古义名家,特搜辑服、贾之说为《左传补注》。吾乡马器之前辈慕惠氏之风,援光伯之说,亦有补注之作,意乃颇攻杜氏,向尝疑之。若惜抱先生亦尝撰《三传补注》,在马氏之先,则又不过随所考证其有未安,间为之说,并无意于长短之见。” [19] 正可作姚鼐对服、杜态度的注脚。

因而,面对当世尊服抑杜的浪潮,姚鼐深感忧虑与不满。其与弟子张聪咸书谓:“鼐近得程鱼门《左传翼疏》三十卷,其书亦甚详密,其用意亦与足下相似,凡异于杜注者,皆采录之。然吾意此是近时学者习气,苟以谓世所推之书,吾必欲攻其短而已,却未尝衡度是非,必求允当也。杜注诚有未当处,然其是处甚多,若见一异说,则急采之,只是好异,非为学矣。” [20] 纵然程晋芳曾受文法于刘大櫆,学问亦宗尚程朱,持论与姚鼐契合,但因其感染时风,好与杜注立异,姚鼐依旧不留情面,微词责之。姚鼐规劝弟子之意,亦隐含其中。有鉴于此,于前代各家著述,姚鼐所持的原则为“择善用之” [21] ,不主一家,唯取其是,以求发明新解。其书虽不明言臧否,然针砭惠栋及其后学之意,已蕴含其中。兹将惠《注》与姚《注》部分条目进行对读,二书之分朋相对,则更为明晰。

譬如《左传·宣公十二年》“广有一卒,卒偏之两”一句,杜预注:

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22]

惠《注》不取杜说,别引服注:

服虔曰:“左右广各十五乘,百人为卒,言广有一卒为承也。五十人为偏,二十五人曰两。广既有一卒为承,承有偏,偏有两,故曰‘卒偏之两’。”栋谨案:《礼说》言杜氏据《司马法》以释偏、两之法。司马穰苴,齐湣王时人,其所论兵法与周制异,且与《左氏传》乖牾不合,当从服虔之说。[23]

姚《注》则谓:

鼐意“十五乘为大偏”,即是两,九乘、七乘皆为偏。天子、上公车以九为节,故九乘偏也,侯伯车以七为节,故七乘亦偏也。十五乘有两小偏,故曰“两”。楚一广十五乘,故得偏之两焉。巫臣以两之一卒适吴,是以十五乘车及一卒百人适吴。之,犹及也,“皇父之二子死焉”是也。巫臣于是舍两中之一偏于吴,盖留七乘车也。[24]

杜预以为“广”“偏”言车,皆十五乘;“卒”“两”言人,“卒”是百人,“两”是二十五人。就此句而言, 杜氏之注虽显含糊,然大致可通。不过,执此以解《左传·成公七年》“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时,若“两”仍为二十五人、“卒”为百人,则“两之一卒”不可通,即江永所谓“岂可云二十五人之百人乎”[25]。由于杜预无法执一说而使两处圆通,难免引起后世訾议。惠栋以为杜注不能妥帖的根由,在于用齐人之《司马法》解周朝兵制,故而牴牾不合。至于为何信从服虔,惠栋却不加解释,殆其认为服虔较之杜预去古更近,虽其说出处不明,要必言之有据。但服虔之说,仍不能贯通“两之一卒”句,惠栋却只字未提,令人疑其好古而不求是非。姚鼐之说,与惠栋一味弃杜者不同,其大体从杜,然于“卒偏之两”之“偏”字、“两之一卒”之“之”字,皆赋予新解,使得杜注枘凿处颇能流畅自如。

又如《左传·文公七年》“宣子与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一句,杜预注云:“畏国人以大义来偪己。” [26] 惠栋不从杜,而引服虔说曰:“畏他公子相逼迫也。” [27] 杜、服之解不同,关键是对“且畏偪”的阐释存在分歧。此事之背景为:晋襄公卒,秦康公欲送襄公庶子雍还国为君,并多与之徒卫以为护送。襄公夫人穆嬴日抱太子,号泣于晋国执政赵宣子之前,质问其为何不遵襄公遗命,舍嫡而立庶。赵宣子因患穆嬴,“且畏偪”,于是背弃与秦人之盟,拒纳公子雍,而立太子灵公。杜预认为赵宣子等人所患,除穆嬴之外,也惧怕担负舍嫡立庶的不义之名,解“畏偪”为畏国人之偪。而服虔则以为赵宣子既忧虑穆嬴责以先君顾命之言,又担心其他公子的逼迫 ,解“畏偪”为畏公子之偪。揣摩文意,杜、服两说皆通,且意思相近,实则不必举一废一。至于姚鼐,于服、杜两家皆不取 ,而是独标新见,解“畏偪”为“畏秦多与徒卫之偪” [28] 。姚鼐之说,体现出不主故常的创造性,与惠栋引古的思路完全相左。

总之,姚鼐所撰《左传补注》,与惠栋之作同名,并非巧合,乃有意为之,同题争胜之意极为明显。姚鼐补注《左传》时,既不主服虔,亦不废杜预,表现出融通态度,与惠《注》因嗜古而生的尊服抑杜倾向,相去甚远。而姚鼐对惠栋的这一番反驳,显然可视作其于《左传》学领域向汉学家的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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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28,北京: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34 页。

[2]惠栋:《左传补注》卷 1,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李文藻刻本。

[3]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3《左传补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8 页。

[4]惠栋:《左传补注》卷 1。

[5]焦循:《雕菰集》卷 6《读书三十二赞》,《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 册,第 163 页。

[6]金永健:《清代〈左传〉考证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77 页

[7]姚鼐:《左传补注》,《丛书集成续编》第 12 册,上海:上海书店,1994 年,第 556 页。

[8]姚鼐:《左传补注》,《丛书集成续编》第 12 册,第 555 页。

[9]许鲤跃:《春池文钞》卷 6《上姚惜抱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8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800 页。

[10]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5《与陈硕士(寒初)》,见卢坡《姚鼐信札辑存编年校释》,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211 页。

[1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 11,北京:中华书局,1993 年,第 59 页。

[12]潘景郑:《著砚楼书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8 页。

[13]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 页。

[14]惠栋:《左传补注》卷 4。

[15]惠栋:《左传补注》卷 1。

[16]马宗琏:《校经堂诗钞》卷 1《别朱少白》,(清)马树华编:《桐城马氏诗钞》卷 62,清道光十六年(1836)刻本。

[17]刘文淇:《青溪旧屋文集》卷 3《与沈小宛先生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64 册,第 18 页。

[18]罗军凤:《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第 15~16 页。

[19]姚莹:《东溟文集》卷 3《与张阮林论家学书》,《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49 册,第 338 页。

[20]姚鼐:《惜抱先生尺牍补编》卷 2《与张阮林(舟行于何日抵家)》,第 453 页。

[21]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3《左传补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8 页。

[22]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 2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41 页。

[23]惠栋:《左传补注》卷 2。

[24]姚鼐:《左传补注》,《丛书集成续编》第 12 册,第 554~555 页。

[25]江永:《群经补义》卷 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94 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24 页。

[26]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 19,第 597 页。

[27]惠栋:《左传补注》卷 2。

[28]姚鼐:《左传补注》,《丛书集成续编》第 12 册,第 553 页。

二、正名：姚鼐《九经说》及惠栋《九经古义》之命名

姚鼐《九经说》的命名,亦含有与惠栋《九经古义》立异的意味,但较之《左传补注》,更加隐晦。姚、惠二人对“九经”的不同取舍,是乾嘉时代汉宋学术分歧的又一写照。

姚鼐以《九经说》纠偏汉学的意图甚明。其《九经说》自序,对天下学术优劣不加一语雌黄,难见褒贬态度。但在与师友弟子的私人书信中,姚鼐便不再遮掩,直白心声。嘉庆二年(1797) ,姚鼐信寄王念孙,谓:“鼐《九经说》《三传补注》刻本新就,即附呈教。鼐欲破门户偏党之见,遂不免以臆为断,恐当获罪于海内学者。”[1]王念孙乃当时汉学翘楚,姚鼐告以“欲破门户偏党之见”,隐指汉学门户。或许顾及王念孙的身份,姚鼐此际只是闪烁其词,并未明言。而在与弟子陈用光通信时,姚鼐谓:“前所寄经说已达未?窃谓说经,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循一时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内诸贤所持汉学,与明以来讲章诸君,何以大相过哉?”[2]明确将己所著《九经说》与汉学联系起来,言己经说乃为求“真是非”,彼汉学不过与科举讲章相类。姚鼐欲以自身经解的实绩,化导学风之转向,其用意昭然若揭。

惠栋乃汉学肇基之宗,所著《九经古义》则为汉学扛鼎之作。姚鼐欲挽汉学狂澜,而将阐释群经的著述命名为“九经说”,正是暗暗对标惠栋。姚鼐甚重自著之经说,刊成以后,曾遍寄友朋;至其暮年“ 目昏甚畏作字”,“已艰于作文”[3],然犹心念六艺,辛勤补苴。其于经说结撰态度谨严,由此可窥一斑。题目乃一书之睛,姚鼐决不会率尔操觚。之前典籍未见冠以“九经说”一名者,已足见姚氏命名时之考究。若惠栋之《九经古义》,初名“考”,再改为“会最”,三改方为“古义”[4];钱大昕《三统术衍》,原名《三统术 述》,因“古文‘术’与‘述’往往通用,则两字连用究涉重复”,后改“述”为“衍”,[5]诸如此类,也可知时人于著作命名再三斟酌,一丝不苟。如此,姚鼐拈出“九经说”三字,定非凭虚结构,空无依傍。民国时纂修《清史稿》,《艺文志》为章钰、吴士鉴原稿,由朱师辙整理而成。章钰初稿间有讹误,朱师辙修改后,于所著《清史述闻》中留有更正记录,中有一条谓:“经总义类《九经古义》十六卷,乃惠栋撰,而误为姚鼐,盖姚鼐撰乃《九经说》十七卷。”[6]章氏精于文献校雠,却不能辨别乾嘉大师惠栋、姚鼐著作的归属,《艺文志》著录书目浩繁,此等张冠李戴之疵颣固所难免,然亦展现出二书因名称相似而易致混淆。《九经古义》由李文藻乾隆三十九年(1774)初刊于广东[7],后采进《四库全书》,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为周永年收入《贷园丛书初集》,传播颇广。姚鼐于《九经说》付梓前,当已获读惠氏此书,而命名犹与之相仿佛,自是有意为之。子曰:“必也正名乎!”姚鼐与惠栋立异,乃至对抗,显然即是从正名始。

姚鼐《九经说》与惠栋《九经古义》虽皆冠名“九经”,但名同实异,二人选取的九部经书存在差别。“九经”一词之本义,非谓九部儒家经典,直至唐时,始为《易》《诗》《书》、三《礼》、三《传》的合称。此唐人所谓“九经”,流播颇广,如唐释湛然《辅行记》、唐徐坚《初学记》、清顾炎武《九经误字》、清沈炳震《九经辨字渎蒙》、清杨魁植《九经图》等所云“九经”,莫不遵循之。但絜之“五经”历来几无异词,“九经”所 指并不固定。特别是赵宋之时,“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书》《诗》《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升《孟子》为经,并《论语》《孝经》为三小经”[8]。如此,又有宋人“九经”,与唐人“九经”并辔流行。故而自宋以降言“九经”者 ,并不苛守唐人之说,间或遵宋,如宋孙奕《九经直言》、宋唐仲友《九经发题》等;抑或各取唐、宋“九经”部分书目,而融为新说 ,如宋杨伯嵒《九经补韵》、宋张文伯《九经疑难》、明郝敬《九经解》、清万光泰《九经韵证》等。

惠栋“九经”大体遵循唐人之说,姚鼐“九经”则与宋儒相近。惠栋“九经”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谷梁传》《公羊传》《论语》,与唐人“九经”大同小异,仅以《论语》替《左传》而已。其实,惠栋他处提及“九经”时,《左传》亦包括在内,如《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谓:“栋少承家学,九经注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义训子弟,至栋四世,咸通汉学,以汉犹近古,去圣未远故也。《诗》《礼》毛、郑,《公羊》何休,传注具存。《尚书》《左传》,伪孔氏全采马、王,杜元凯根本贾、服。”[9]即为一证。惠栋《九经古义》中之所以无《左传》,是因为惠氏《左传补注》“本所作《九经古义》之一,以先出别行,故《九经古义》刊本虚列其目而无书”[10];代以《论语》,或是因《论语》汉文帝时已立博士,虽不在唐“九经”之列,然犹属汉儒古学。要之,惠栋“九经”仍是以唐人之说为的,稍加变通而已。姚鼐“九经”则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孟子》,视唐人“九经”则无三传,而有《春 秋》《论语》《孟子》;视宋人“九经”则添《仪礼》,而删《孝经》。显然,姚鼐“九经”更接近宋人之说。姚 鼐为何删《孝经》,或是因《孝经》篇章短小,论《孝经》语,其《孝经刊误书后》一文已尽之,不足成卷;又 加以朱熹疑《孝经》非出孔子之手,乃“曾子门人所记,后儒复取他书之语增益其间,是以精粗相杂,而文义亦有离晰隔碍之病”[11],时人不甚重之。总之,姚鼐“九经”,去唐已远,于宋为近,惠栋“九经”则反之。

姚鼐循宋“九经”,而不遵唐“九经”,首先是对乾嘉汉学潮流的疏离。由汉历魏至唐、宋 ,某经之去 取,是朝廷功令,更是历代学风转移的结果。唐“九经”一变为宋“九经”,实则表明“四书”在儒家经典中地位的上升,亦是后来程朱理学取代汉唐儒学的前兆,但此时“五经”犹在前,《论语》《孟子》尚处“九经”之末。而元、明以来,程朱理学独行天下,汉唐注疏束之高阁,“四书五经”的格局逐渐定型。此时,宋“九经”再变为明“九经”。明“九经”之说,虽未大著于世,亦无朝廷布诏确立,但事实上即以“四书”与“五经”当之,且“四书”已位居“五经”之前。即明人周应宾所谓:“九经者,合四书五经而名之也。”[12]然行至晚明清初,理学褪色,经学方滋,信实求古之风勃发,学者于“九经”亦追本溯源,明晰源流,唐“九 经”之说于是复彰。顾炎武谓:“ 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为九也。”[13]即尊唐“九经”之说。阎若璩亦甚着意分辨唐、宋“九经之别,因而批评王应麟“《小学绀珠》九经虽有其名,不曾详唐九经若何,宋九经若何”[14]。

乾嘉汉学家近祧顾、阎等人,其所共认之“九经”,自然以唐“九经”为是。惠栋如此,他若王鸣盛谓:“夫经之有传注诂训也,久矣。其以九经各定著一家而为之义疏者,唐贞观时事也。若乃益之以《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亦各定著一家,目为十三经注疏。”[15]亦然。《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以“五经四书”分类,“五经”之中《礼》又分为三礼,《春秋》又分为三传,实则乃“九经四书”的架构,其“九经”即奉唐人之说。同时四库馆臣于周应宾合四书五经为“九经”之说,亦不以为然,而云“九经者,以五经四书合而为九,非古所谓九经。又以四书居五经前,益非古矣”[16]。由此可见,当姚鼐以“九经”命名己著时,正值唐人“九经”说强势之际,其不遵守“古所谓九经”,而以宋“九经”为主,乃是有意摆脱汉学家的主流观点。

姚鼐“九经”的取舍,又与其欲以《九经说》抗衡汉学的整体著书意图一致,而关键则在《孟子》的选入。《孟子》为宋“九经”之一,惠栋以唐“九经”为标准,自然不会将《孟子》收入其《九经古义》之中。此外,惠栋每言其家四世传经,咸通汉学,有意借惠氏一门承继汉儒绝艺,而汉时“五经师训诂之学”[17],《孟子》不得厕列,则《孟子》更无法入其《九经古义》。但在程朱理学所建构的孔孟道统中,《孟子》与《论语》相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典籍,此世所共知。惠栋诂群经,而将《孟子》拒之门外,何尝不是破碎程朱道统呢?且勿论惠栋真实想法如何,在时人看来,“汉学家”标签鲜明的惠栋,将四书中的《孟子》置于“九经”之外,这一行为本身便极有排抑宋儒之嫌。如牟庭相谓:“《九经古义》无《孟子》,亦恶其‘南蛮鴂舌’之一言耳。惠定宇真南人也。”[18]牟氏籍贯山东栖霞,其认为惠栋《九经古义》不收《孟子》,是由于厌恶《孟子》“南蛮鴂舌”一语对南音的嘲讽。牟氏的解读,基于南北方学术异趣,虽与汉宋学术无涉,却能证明当时的确不乏非议惠栋“九经”无《孟子》者。作为程朱理学信徒的姚鼐,深信“孔子之传,惟孟子 得其宗”,“言道学,孟子之后,遂绍以周、张、程、朱”[19],当目睹惠栋摈落《孟子》时,自不可避免将此与惠氏的汉学兴趣联系起来。当姚鼐自撰《九经说》时,将《孟子》殿于末卷,又岂无维系由五经至孔孟的道统之意呢?惠栋“九经”之无《孟子》,姚鼐“九经”之有《孟子》,汉宋学术的分歧,正隐寓在此一无一有之中。

但姚鼐序次“九经”,先列“五经”,后接《论语》《孟子》,又将《大学》《中庸》还归《礼记》,足见其并非全然拒绝汉学家“九经四书”的观念,俨然又有调和汉宋之意。与之相佐证,姚鼐高弟管同生当宋学渐有起色之时,尊奉程朱过于其师,所著经解名为《四书纪闻》与《五经纪闻》,犹是恪守“四书五经”的格局。但管同卒后,方东树为其刊刻两书时,听从阮元建议,“以《四书纪闻》归《大》《中》于《礼记》,而以《论》《孟》附五经,改称《七经纪闻》”[20]。而姚鼐将“四书五经”调整为“九经”,正与汉学家阮元同一机杼。不过,最能表露姚鼐通怀彼我之志者,在其不避《仪礼》,为之诠说。《仪礼》自宋熙宁中罢黜之后,宋明学者鲜有过问。在乾嘉汉学家的普遍认知中,《仪礼》非宋明讲学家之擅场,乃精于考证制度名物者之能事。姚鼐《九经说》收《周礼说》三卷二十三篇,《礼记说》三卷五十二篇,然《仪礼说》仅一卷十篇;《惜抱轩笔记》卷二经部含《周礼》笔记四条,《礼记》笔记十九条,《仪礼》笔记则止二条,可见崇尚义理之学的姚鼐于《仪礼》新得确实有限。但姚鼐“用其短”,“舍其专而遗其大”[21],举宋明儒者不好为之事而为之,颇有造汉学家堂奥而与为伍之意。若其《缌者十五升抽其半说》一篇,以为《仪礼·丧服》“缌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缕,无事其布”,指“凡布缕,先以数细缕合成一缕”,“抽者,谓一缕中减去其半”,非孔颖达所谓“十五升千二百缕,抽其半存六百缕”[22]。当世礼学名家金榜深以为然,“谓己说为非”;同时引起段玉裁、刘台拱的讨论[23],此又可见姚鼐《仪礼说》并非空疏妄为之作。对汉学胜壤《仪礼》的涉足,当是姚鼐通邮汉宋的表征。

只是,以宋学自居的姚鼐,其对“九经”的取舍,纵有调和汉宋之意,亦必是以宋为本,以汉为末,怎肯将孔孟程朱之道统,拱手让于汉学一派。故其“九经”虽同时纳入宋学家所重之《孟子》与汉学家所重之《仪礼》,但仍是以宋学为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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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2《与王怀祖》,第 96 页。

[2]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6《与陈硕士(前月寄书至)》,第 262 页。

[3]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7《与陈硕士(目昏甚畏作字)》,第 323 页。

[4]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以该书撰写过程为中心》,《学术月刊》2016 年第 3 期。

[5]翁方纲致李锐书,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手稿,转引自李经国《钱大昕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67 页。

[6]朱师辙:《清史述闻》卷 4,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 77 页。

[7]李文藻:《潮阳集》卷 2《惠定宇九经古义刻成寄示周书昌二十韵》,《岭南诗集》,《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10 辑第 24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第 22 页。

[8]唐仲友:《九经发题》卷末附张作楠跋,《金华唐氏遗书》,民国十三年(1924)胡宗楙刻《续金华丛书》本。

[9]惠栋:《松崖文钞》卷 1《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7 册,第 275 页。

[10]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29,第 241 页。

[11]姚鼐:《惜抱轩书录·经部》,吴格、乐怡标校整理:《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上海书店,2006 年,第 393 页。

[12]周应宾:《九经考异》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 150 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 585 页。

[13]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 1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 1027 页。

[14]阎若璩:《潜邱札记》卷 5《与戴唐器》,《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41 册,第 170 页。

[15]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 24《古经解钩沉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34 册,第 315 页。

[1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34,第 283 页。

[17]惠栋:《九经古义》卷首,《皇清经解》卷 359,清咸丰十年(1860)补刊本。

[18]牟庭相:《雪泥书屋杂志》卷 1,《续修四库全书》第 1156 册,第 475 页。

[19]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9《乾隆庚寅科湖南乡试策问五首》,《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3 册,第 69 页。

[20]方东树:《七经纪闻序》,(清)管同:《七经纪闻》卷首,清光绪刻本。

[21]姚柬之:《伯山文集》卷 8《书惜抱轩九经说后》,《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49 册,第 133 页。

[22]姚鼐:《九经说》卷 11,《续修四库全书》第 172 册,第 666 页。

[23]翁玉强:《段玉裁〈与刘端临书〉考注》,《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 15 辑,上海:上海书店,2016 年。

三、消失的惠栋：姚鼐笔下的《古文尚书》辨伪史

清儒《古文尚书》辨伪统系,举世皆以阎若璩肇端,惠栋继之,王鸣盛、段玉裁、孙星衍等汉学家众星拱卫。然在姚鼐笔下,当世以惠栋为核心的辨伪群体,仅成为阎若璩考证辨伪一派的附庸小邦,而自身却一跃成为可与阎氏相争的大国。

“五经”之中,姚鼐于《尚书》最有心得。“九经三传”姚鼐虽皆有论说,但未曾“专治一经” [1] 。若以所得多寡相较,“五经”中姚鼐于《仪礼》最疏,前已论及;于《尚书》最熟,近乎专精之学。据《麻溪姚氏宗谱》载,姚鼐曾祖士基、祖父孔鍈、伯父范、父淑、从兄昭宇、羲轮、从弟励隆为诸生时,皆“治《易》”,唯独鼐与其从兄登“治《尚书》” [2] 。一门三世俱治《易》,至姚鼐而改为《尚书》,殆其性情与《尚书》相近欤 ,或其少年之时 ,于《尚书》别有会心 ,故父辈令其改习欤? 个中情由虽然难知,但借此足以窥知姚鼐早年必然已精熟《尚书》。而当年届耄耋之时,姚鼐犹云“近年已艰于作文,偶有笔记,于他书所论不足言,独于《尚书》似实有发明处。今将《尚书》一卷奉寄,皆补《九经说》所未及者” [3] ,其对《尚书》的兴趣,可谓由少至老,终身未歇。故其撰《九经说》十七卷,而《尚书说》独占四卷;撰《惜抱轩笔记,经部《尚书》笔记达五十余条,其次为《礼记》笔记,仅十九条,即使其余三部之笔记,亦皆不逮《尚书》条目之多。今人刘起釪著《尚书学史》,亦谓:“姚鼐《惜抱轩九经说》十七卷,其中有专卷为《书说》,常有见地。” [4] 毫无疑问,姚鼐解释群经,于《尚书》所得最多。

姚鼐《尚书》学的重心之一,在辨《古文尚书》之伪。姚鼐再三言《古文尚书》之伪,如谓“《尚书》为伪作古文者窜增,以乱圣籍” [5] ;又如“若至今日,学者犹曲护《古文尚书》,此则近于无识,不可云非过矣” [6] 。弟子管同于伪古文稍有回护之辞,姚鼐便告之以“《古文尚书》之伪,此已是天下定论”,“贤所见自是,然亦未见阎书,故所言犹多舛失” [7] 。至于辨伪的成果,姚鼐虽未将其单独厘为一卷,然大体汇集在《九经说》之《尚书说》《惜抱轩笔记·经部》之《尚书》类中 ,而《尚书说》前小序尤撷精华。其余著作,如《惜抱轩文后集》卷二《跋列子》谓“伪为《古文尚书》者,取《说苑》‘腐索御奔马’之文,而更曰‘朽索御六马’,皆由班氏误之耳” [8] ,乃辨《五子之歌》“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一句;再如《左传补注》以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所引“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本古儒者精言,但遭作伪古文者窃取,入之《大禹谟》中,致使“先圣、后圣相传之要旨”为其遮蔽 [9] ;又如《古文辞类纂》卷六十一评屈原《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谓“启之失道,载《逸书·武观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与浇并斥为康娱,王逸误以夏、康连读,解为太康。伪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语,其失始于逸也” [10] ,亦辨《五子之歌》之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姚鼐时时辨正《古文尚书》之心 ,恰如《论语》斯言。

姚鼐对其辨伪《古文尚书》所得之结论,极为自信。嘉庆十五年(1810) ,姚鼐作《程绵庄文集序》,谓:“绵庄书中,所论《周礼》为东周人书,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皆与鄙说不谋而合。” [11] 特意标识“辨《古文尚书》之伪”一事,以见其郑重。其实,收入《惜抱轩文后集》的《程绵庄文集序》曾经姚鼐修改,其初稿用语则更加自负,“至《周礼》为东周人书 ,及解‘六宗’、辨《古文尚书》之伪 ,拙著中自喜以为胜汉以来数十家 ,为能发前儒所未发,而孰意先生已先我而言之矣” [12] 。视乎语气波澜不惊的改稿,初稿所谓“胜汉以来数十家”的自许及许人,可称得上目空千古。姚鼐之放言自诩,虽不限于《古文尚书》辨伪,但辨伪亦在其中。是时姚鼐年几八十,已至学术人生的总结时刻,其于自身古文辨伪的珍视,正藉之略微表白。同在是年,姚鼐应邀为唐仲冕作《尚书辨伪序》,以简洁之笔,将《尚书》辨伪之历史、伪古文废立之争、《尚书》辨伪之途径尽数抖出,其自信的大家风范不可遏抑 [13] 。而弟子梅曾亮似乎与之心领神会,值姚鼐开秩八十时,其所献祝厘之骈语,云“辨古书于群言,邹鲁不能眯其目” [14] ,可谓搔到乃师痒处。

姚鼐以阎若璩之后,《古文尚书》辨伪第一人自居。《尚书》至阎若璩 ,“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 [15] ,乾嘉学者几无异议。姚鼐之见,与时人合拍,如谓伪古文“朱子首觉其诈,后人因端寻之,至阎百诗辈,如谳狱尽发臧证,究其情变矣” [16] ,与弟子论伪古文之讹时,亦常援阎氏说为证,“夏时冠周月说,诚为不当。此阎百诗驳之极畅,载《尚书疏证》,可检视也” [17] 。因折服阎氏,姚鼐甚至感喟“第恨生晩,不见阎先生” [18] 。而在颂扬阎氏功绩的同时,姚鼐隐然已将自身嗣于其后,昭昭穆穆,次序井然,他人不得预焉。姚鼐的心声,在与弟子管同的私密信笺中,表露无遗,即所谓“若生此时,经阎百诗及鼐等考论大明之后,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谬矣” [19] 。阎氏之后,姚鼐之前,辨《古文尚书》者,何止数十家,其中更不乏撰《古文尚书撰异》之段玉裁、撰《尚书后案》之王鸣盛、撰《尚书今古文注疏》之孙星衍诸师友。姚鼐以一“等”字尽包其余诸人,而唯以己名遥接阎氏,俨然欲黜退并世百家,自占《古文尚书》辨伪之坛坫。曾国藩自言私淑姚鼐,故知姚氏甚深,其与儿子曾纪泽家书,谓:“《书经》注疏颇庸陋,不如《诗经》之该博。我朝儒者如阎百诗、姚姬传诸公,皆辨别《古文尚书》之伪。” [20] 曾氏于本朝辨伪古文诸家,胸中綦详,却唯举阎若璩、姚鼐二人,不加掩饰其推戴姚氏之意。由此而言,绵延数百年的伪古文公案,似乎即完结于姚鼐之手。

然而,定谳伪《古文尚书》者,阎若璩身后,古今公推惠栋为首。近百年来之学术史,皆无异见。如梁启超谓:“自兹以后,惠定宇之《古文尚书考》、段茂堂之《古文尚书撰异》等,皆衍阎绪,益加绵密,而伪古文一案,遂成定谳。”[21]陈梦家谓:“清初阎若璩沉潜三十年作《 古文尚书疏证》,列一百二十八条证古文之伪。稍后,惠栋《古文尚书考》更加以补充。”[22]今日研究者回溯《古文尚书》辨伪史,亦往往以惠栋为结穴,或者阎、惠并举。如刘起釪谓:“把辨伪古文的运动,说成到惠栋才最后完成也是可以的。”[23]其实,去惠栋弃世未远,乾嘉时代的姚鼐同辈师友,已然将阎、惠置于同一堂庑。如程晋芳谓:“国朝诸儒,承草庐吴氏、震川归氏、旌川梅氏之绪言,力辨梅氏《古文尚书》之伪。其尤明晰不可夺者,阎伯诗之《尚书古文疏证》、惠定宇之《古文尚书考》。”[24]李文藻甚至以为惠氏《古文尚书考》,“出于潜邱而博于潜邱,与江氏韵书出于亭林而博于亭林,同一不朽也”[25]。可见,在《古文尚书》辨伪史上,存在一条由阎若璩至惠栋的显明脉络,与姚鼐自标、桐城派后学所擎举的隐微脉络,歧为二途。

姚鼐欲绾合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以取代由惠栋考证一派独霸的《古文尚书》辨伪统系。《尚书辨伪序》即是姚鼐向考证辨伪搦战的檄文。序谓:“学问之事有三:义理、考证、文章是也。夫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然使学者意会神得,觉犁然当乎人心者,反更在义理、文章之事也。”[26]显然,姚鼐欲引自身义理、考证、文章合一的经典论述,以入《古文尚书》辨伪之中。如此一来,《古文尚书》辨伪的统系,便不能由阎若璩至惠栋,下及王鸣盛、段玉裁等考证一家垄断。为使立论有根据,姚鼐便在文章开篇绘制出一条义理、考证、文章三足鼎立的辨伪谱系,“《古文尚书》,出自东晋。至唐韩退之,自言辨古书之真伪,而不明言伪者为何。吾意其殆即谓《古文尚书》也。宋大儒始启论古文为伪之端。儒者辗转寻考,益得其理,至于今日,而《古文尚书》之伪大明”[27]。寥寥数十字,《古文尚书》辨伪史一览无余,其重要节次“唐韩退之”“宋大儒”“今日”,亦若山峰耸峙,其余诸人则不足争锋。结合上文可知,姚鼐所谓“今日”,包括阎若璩、自身及“等”人,阎氏则以考证胜;“宋大儒”指朱熹,以义理胜;“唐韩退之”韩愈,自然以文章胜。由此,文章、义理、考证缺一不可的《古文尚书》辨伪史,便脱胎成形,与着意凸显阎若璩、惠栋、王鸣盛等考证家的叙事 ,大相径庭。

姚鼐牵合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以入《古文尚书》辨伪史之用意,由特地标出韩愈而彰显。用考证求是非,乃乾嘉学坛《古文尚书》辨伪的主流。姚鼐并不否认考证辨伪之功用,且谓“阎百诗之斥伪古文,专在考证,其言良为明切”[28]。而朱熹辨伪功绩,考证一派亦无异言。是二者,皆勿须多论,故其中关节乃在韩愈。事实上,韩愈从未明言其所辨别之“古书”为何书,故姚鼐只得用猜测口吻,云“意其殆即谓《古文尚书》也”。纵使韩愈所“正伪”典籍,《古文尚书》在内,实则亦非谓东晋梅赜所献伪古文,而是谓曲阜孔壁真《古文尚书》问世之后,西汉人张霸之徒于孔壁真古文之外,伪造的《尚书》二十四篇。至于梅赜伪古文,唐人皆以为即孔壁真古文,故撰《尚书正义》,即以之为底本[29]。然阎若璩、惠栋等清儒,“已将梅赜本与孔壁古文区分开来”,转而“全力抉发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的罅漏之处”[30]。姚鼐深谙《古文尚书》流传经历,又熟知阎、惠之作,自然洞悉孔壁古文、张霸古文、梅赜古文之别,岂能将三者混为一谈? 而姚鼐故意用梅赜古文,将韩愈口中之张霸古文偷梁换柱,当是借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的文章名头以自壮。

姚鼐所谓“至唐韩退之,自言辨古书之真伪”,是就韩愈《答李翊书》“如是者亦有年,犹不改,然后识古书之正伪”[31]而言。文中“真伪”二字,唐焕《尚书辨伪》卷首所弁姚鼐序,恰作“正伪”[32],与韩氏原书若合符节。此外,姚鼐《读司马法六韬》云:“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33]亦与此同源。可见,姚鼐援韩愈入《古文尚书》辨伪统系,韩公《答李翊书》必是其主要论据。但《答李翊书》通篇所论在文事,姚鼐选之入《古文辞类纂》中,其意即在示后学以作文门径。又其谓门人吴德旋曰:“仆尝谓古之论文事者多矣,惟退之与人言,必尽其底蕴,若与李翊、刘正夫、尉迟等书,本末始终精粗之义尽,甘苦之情达,隐显之理备,他人不能若是也。”[34]亦将《答李翊书》等奉为文论圭璧。韩愈“识古书之正伪”云云,细绎其上下文意,其要亦在谓取法对象正与不正,与辨古书真伪之事有云泥之别。故陈用光读史书不慎择其要,姚鼐即用《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一语相叮咛[35]。可见,韩愈本意在论读书作文之法,与辨伪一事无涉。姚鼐明知韩愈文章本意,此处却偏偏加以曲解,将彼论文之语,牵强附会于《古文尚书》辨伪 ,从而将韩公立为以“文章”辨伪的典型,真是煞费苦心。至此,以韩愈“文章”、朱熹“义理”、阎若璩“考证”为基准的《古文尚书》辨伪史得以确立。当评点唐仲冕《陶山文录》时,姚鼐曾复述以义理辨伪之旨,“陶山尊甫石岭先生著《尚书辨伪》,余为之序。其书因梅、阎诸家考证已详,特指其害义伤道者辨之”[36]。作《司马法》《六韬》读后时,姚鼐云“世所谓《古文尚书》者,以他书事实证之,其伪已不可逃。然直不必论此,取其文,展读不终卷,而决知非古人所为矣”[37],即从文章判定。绾合义理、考证、文章三途, 集韩愈、朱熹、阎若璩之长于一身 ,姚鼐之志 ,已然大明。

姚鼐之志及自身之定位,又为桐城后学承继。但因姚鼐选择韩愈作为文章辨伪的标杆,实在过于生硬;而桐城文统之中的另一典范人物归有光,却著有《尚书叙录》,“仿吴澄之学以疑伪古文”[38],故承继者往往以归氏代替韩氏 ,但其融合三者的旨义仍遵姚鼐而未变。如曾国藩谓:“自吴才老疑《古文尚书》为赝作,《朱子语类》亦数数疑之,明宣城梅氏、昆山归氏复申其说 ,我朝自阎百诗后辨伪古文者无虑数十百家,姚姬传氏独以神气辨之,曰不类。”[39]曾氏弟子吴汝纶谓:“《尚书》始弃去古文者,为吴草庐,其次归震川,而以阎百诗为最有功。其后则姚姬传持之,遂为定论。吴书不尽惬人意,归、姚有论说而无专书。今此狱已定,吾辈无庸再议矣。”[40]诸家论述,虽繁简轻重各异,然必选义理、考证、文章辨伪各一家,而又以姚鼐为百川交汇之区,代代相沿,异口同声。在桐城派后学的眼中,姚鼐集成者的历史地位既已明确,惠栋之类考证家自然无法再跻于《古文尚书》辨伪主脉,只能退居阎若璩庞大身躯之后,成为细弱支流矣。姚鼐对汉学家惠栋等人《古文尚书》辨伪成就的故意贬低,无疑是乾嘉时代的汉宋学术分歧向《 尚书》学领域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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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6《与陈硕士(前月寄书至)》,第 262 页。

[2]姚联奎等:《麻溪姚氏宗谱》卷 12,民国十年(1921)木活字本。

[3]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7《与陈硕士(目昏甚畏作字)》,第 323 页

[4]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7 年,第 399 页。

[5]姚鼐:《惜抱轩笔记》卷 1,《续修四库全书》第 1152 册,第 151 页。

[6]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

[7]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4《与管异之(昨得寄书)》,第 188~189 页。

[8]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2《跋列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42 页。

[9]姚鼐:《左传补注》,《丛书集成续编》第 12 册,第 556 页。

[10]姚鼐:《古文辞类纂》卷 61,《续修四库全书》第 1610 册,第 2 页。

[11]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3 册,第 138 页。

[12]姚鼐:《程绵庄文集序》,见程廷祚《青溪文集》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269 册,第 1 页。

[13]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惜抱轩文后集》所收《尚书辨伪序》不著写作年月,唐焕(唐仲冕之父)《尚书辨伪》卷首所弁此文,署明“嘉庆庚午六月桐城姚鼐序”(唐焕:《尚书辨伪》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3 辑第 4 册,第 717 页)。

[14]梅曾亮:《柏枧山房骈体文》卷上《姚姬传先生八十寿序》,《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552 册,第 721 页。

[15]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 12,第 101 页。

[16]姚鼐:《九经说》卷 3,《续修四库全书》第 172 册,第 613 页。

[17]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5《与陈硕士(月初鲍庶常入都过此)》,第 234 页。

[18]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

[19]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4《与管异之(昨得寄书)》,第 188~189 页。

[20]曾国藩:《谕纪泽》,《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全集》(修订版)第 20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437 页。

[2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年,第 88 页。

[22]陈梦家:《尚书通论》(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107 页。

[23]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第 365 页。

[24]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 2《晚书订疑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33 册,第 314 页。

[25]李文藻:《与周林汲书(六)》,转录自潘妍艳《李文藻与周永年书札二十八通考释(上)》,《国学季刊》第 1 期,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年。

[26]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

[27]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

[28]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尚书辨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29 页。

[29]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第 284 页。

[30]刘光胜:《〈古文尚书〉真伪公案再议》,《历史研究》2020 年第 4 期。

[31]韩愈:《答李翊书》,《韩昌黎文集校注》卷 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170 页。

[32]唐焕:《尚书辨伪》卷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3 辑第 4 册,第 717 页。

[33]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5《读司马法六韬》,《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36 页。

[34]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3《复吴仲伦书》,《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149 页。

[35]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5《与陈硕士(前月得手书)》,第 216~217 页。

[36]唐仲冕:《陶山文录》卷 2《尚书说》附姚鼐评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437 册,第 403 页。

[37]姚鼐:《惜抱轩文集》卷 5《读司马法六韬》,《续修四库全书》第1453 册,第 35 页。

[38]刘起釪:《尚书学史》(订补修订本),第 338 页。

[39]曾国藩:《曾国藩读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38 页。

[40]吴汝纶:《答信夫粲》,《吴汝纶全集·尺牍》卷 4,合肥:黄山书社,2002 年,第 402 页。

四、余论

王昶《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曾论定惠栋一生之学术业绩,其所罗列者,为《左传补注》《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渔洋精华录训纂》《明堂大道录》《禘说》,及《易》学四种[1]。除《左传》、“九经”、《尚书》三学之外,姚鼐对惠栋其余学问,亦有所评议与指摘。譬如于《后汉书补注》,姚鼐谓:“补《后汉》亦是佳事,然愚以谓此等学问,用功劳而实得处少,第近世人尚此耳,实不如沉潜于正经、正史也。惠定宇有《后汉书补注》,其书正与足下同意,可取以相证佐。”[2]此虽非专论惠栋,然谓其书属“用功劳而实得处少”一类,与评价惠氏《左传补注》“用力劳而受功寡”几乎一致。又如于《明堂大道录》,弟子陈用光在与姚鼐的书信中,曾谓“用光向颇不喜惠定宇《明堂大道录》,比见翁覃溪先生与胡雒君书,亦以此为畔道之作,所当辞而辟之者”[3]。陈用光师事姚鼐最久,极能领会乃师心理,陈氏之见,或恐正是姚鼐之见。又如于《易》学,姚鼐谓:“宋、元学者皆宗尚朱子,而胡氏父子于朱子之《易》尤深。近世学者厌宋儒之学为近易,乃搜求残阙,自名‘汉学’,譬如舍五谷之味,而刮木掘土以为食者也。”[4]姚鼐对近世所谓“汉学”之《易》,颇为不屑。而惠栋《易汉学》《周易述》《易例》等,恰恰是当时汉学之《易》所由启,即沈大成所谓“兄尤爱治易,汉学绝复传”[5]也。至于“自名汉学”的‘始作俑者’,亦正是惠栋之《易汉学》。由此可见,姚鼐向惠栋之挑战,洵深且广。而乾嘉时代汉宋学术分歧的千头万绪,借此也可窥一斑。

[原文责任编校：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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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昶:《春融堂集》卷 55《惠定宇先生墓志铭》,《清代诗文集汇编》第 358 册,第 543 页。

[2]姚鼐:《惜抱轩尺牍》卷 3《与张阮林(去岁得寄书)》,第 150 页。

[3]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 5《寄姚先生书(敬启者)》,《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3 册,第 328 页。

[4]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 1《胡玉斋双湖两先生易解序》,《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3 册,第 129 页。

[5]沈大成:《学福斋诗集》卷 33《亡友惠征君授经图四十六韵》,《续修四库全书》第 1428 册,第 4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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