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1941年到1942年是华北敌后抗战最艰苦的时期?

——你了解咱们的队伍吗？（91）

主 编：崔晓汉

总撰稿：徐焰

顾 问：毛新宇

1938年下半年武汉会战结束后，中国抗日战争就进入了相持阶段，华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了大发展。但是到了1941年和1942年，敌后根据地却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这是为什么呢?

“扫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日寇穷凶极恶

抗日战争进入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南进”战略，急于结束“支那事变”稳定中国战局，加紧在华北的经济掠夺和殖民统治，集中兵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连续“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为巩固占领区，日军从华中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三两个师团到华北，使华北的兵力达到11个师团又1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集团(2个旅团)约30万人，此外，尚有伪军10万余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此人长期在中国活动，20年代还曾经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彭德怀曾评价他“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不出风头，不多讲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是历来华北驻屯军六个司令官里最厉害的一个。”上任伊始，冈村采取一系列措施将“总力战”发挥到极致。在冈村所有策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治安强化运动”。他吸取前任多田骏的教训，既加快前任实行的“囚笼”政策的步伐，另一方面采取了更为毒辣狡猾的“边沿蚕食”和“跃进蚕食”政策。所谓“边沿蚕食”，即在抗日根据地边沿工作的薄弱地区或游击区，事先潜入特务，建立秘密汉奸组织,待时机成熟时，突然乘虚而入，建立据点和封锁线，成立伪政权，使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变为敌占区。

当时华北各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但由于敌强我弱和对敌蚕食政策认识和应对不足，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上半年抗日根据地严重退缩。令人不安的是，大片的接敌区变成游击区、游击区变成敌占区，完全是在八路军事先未察觉的情况下发生的。

富饶的冀中平原是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粮仓，加上战略位置重要，抗日武装发展迅猛，一直是敌人的心腹大患。冈村宁次为了切断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机关学校的给养来源，消灭冀中八路军主力，把冀中根据地变为“治安区”，从1942年5月起组织日伪军近10万人(其中日军5万人)，对冀中地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残酷的“五一”大扫荡。经过这次“扫荡”，抗日根据地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成游击区，冀中主力部队减员将近一半，地方党政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群众伤亡和被抓走达5万余人，造成了冀中平原“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的悲惨景象。

冈村宁次在冀中大扫荡还未结束时，又命令驻山西的日军第一军对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进行突然袭击式的扫荡。敌军挑选了200 多精悍官兵组成“挺进杀人队”，化装成八路军，分两队昼伏夜行突袭八路军首脑机关，一路上躲过了根据地军民的盘查，在发现八路军首脑机关后立即呼叫空中突袭和地面部队合围。此时八路军总部正全力注意冀中的扫荡，警惕性不够，一时出现被动。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指挥总部突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7岁。总部机关虽突出包围，却也受到一定损失。

国民党消极抗战，反共逆流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展开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内外政策。在日本诱降，德国劝降，英、美、苏积极支持中国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蒋介石一方面借与日本谈判，以压美、英、苏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其内外政策:另一方面借美，英、苏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在看到日本决心南进，在中国战场重点打击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不可能对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便决心继续执行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

1940年7月初，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讨论进一步反共问题，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以所谓“中央提示案”形式，强令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接着，蒋介石调整其军事部署，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近50万人，同时加强其在华中的兵力进攻新四军，并于1941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在华北战场上，国民党军约有50万人兵力，却消极抗日，并极力配合日寇对抗日根据地进攻和经济封锁。从1940年11月起，国民党当局停发八路军的军费。在“曲线救国”的政策下，大批国民党军公开投敌，充当伪军，配合日军向八路军进攻，从而加重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困难。

天灾人祸，农业生产全面萎缩

1939年以后，华北部分地区接连遭受严重的水灾，旱灾和蝗灾，农业严重减产。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售物,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通过经济封锁断绝根据地物资的来源，切断山区和平原根据地之间的物资交流。此外,日军还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每到一处都焚烧村庄，掠空粮财，砍光树木，破坏水源，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和抵抗意志。在这一政策下，大量牲畜农具遭敌破坏，许多土地荒芜，粮食被抢走，许多青壮年被敌人抓去修路修碉堡，甚至运到关外或者日本做劳工。由于经济上受到严重破坏，自1940年以后八路军部队粮食总感不足，油盐蔬菜缺乏，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一时间部队疟疾、痢疾流行，日用品极度缺乏，就连最普通的药品也十分短缺。为了节省灯油，一二九师各级机关还提出了“白天多做事，晚上少点灯”的口号。

为了克服困难，当时各根据地制定了一系列节约粮食、生产自救的方案。1941年到1942年，晋西北、晋冀豫和晋察冀三大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压缩口粮标准，降低菜金。晋西北全军停发1941年津贴，晋察冀军区夏装发放标准减半。在最困难的春荒时节，为了救济从敌占区涌入的灾民，八路军总部直属队官兵每人每天节省二两小米，干部每天必须采摘一斤树叶野菜上交。八路军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经过两年努力，才逐渐克服了极度困难，迎来了新的恢复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