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知名汉学家顾彬：“我把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

参考消息网12月7日报道（文/王自强 于潜 陈剑 许舜达） 沃尔夫冈·顾彬是德国知名汉学家、翻译家和作家，海外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权威，对中国文化传播和中德文化交流做出突出贡献。参考消息记者近期对顾彬进行了专访，了解他的学术历程以及他对中国文化、中德关系的看法。

“中文为我打开一扇门”

顾彬出生于1945年，自1968年转修汉学专业至今，从事汉学研究已经半个多世纪了。然而，这位饮誉世界的汉学大家，当初投身该领域，却堪称意外。

1966年，顾彬高中毕业后，按照德国社会传统进入明斯特大学修读新教神学。年轻的顾彬是一名文艺青年，从16岁时就开始写诗，受法国的斯特凡·马拉美等诗人影响很大。

一次偶然的机会，顾彬读到了英德对照的唐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顿时感到耳目一新。“它具有欧洲诗歌没有的新奇意象，我一下就喜欢上它了，觉得自己应该学一点中文。”顾彬也曾非常希望通过文学和哲学了解“人”，为此阅读了大量西方著作。他发现，中国文化处处以人为中心，这正是他需要的。

顾彬多次撰文回忆说：“李白那首家喻户晓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在1967年成了我告别福音新教而转向汉学研究的诱因。从那时起，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对中国诗歌的热爱越来越深。从此，中国抒情诗便成了我的最爱。这种热爱不仅仅局限于悠久的中国文学史，而且超越了中国文化的界限。”

带着对中国诗歌的热爱，顾彬转入维也纳大学学习日本学和汉语，后来前往波鸿鲁尔大学学习汉学。1973年，顾彬完成博士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阐释的尝试》，取得博士学位。次年，他获得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前往中国交换学习，为期一年。

在中国的一年时间里，顾彬得以专心致志地学习现代汉语。也正是在这一年里，他接触到了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爱上了书本之外的中国。“我在中国度过的一年，成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回国后，顾彬先后任教于多所学校，于1981年获得教授资格，成为波恩大学终身教授。顾彬说，当初学汉学，很多同学觉得他疯了，将来一定“没饭吃”。但他认为只要坚持学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后来证明，我是对的，他们错了。”

忆及往昔，顾彬感慨万千。他说：“中文是很美的语言。这种语言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打开了梦的门。坦率地说，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我；没有李白，就没有顾彬。是中文让我找到我的路。”

向德国译介中国文学

如今的顾彬是西方汉学界著名学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译介以及汉学研究理论上都颇有建树。“我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了中国文学。”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序言中曾这样动情地说。

顾彬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主编了十卷本《中国文学史》。该丛书是迄今为止外国学者撰写的最为详尽的中国文学史巨著，参与作者包括卜松山、司马涛和莫宜佳等德国汉学界名家，顾彬承担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戏曲史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主要撰稿任务。顾彬还曾主编杂志《东方向》和《袖珍汉学》，向世界介绍亚洲文化和中国人文科学。

除汉学家之外，顾彬也以翻译家和作家的身份闻名于中欧文坛。

转入汉学领域之后，顾彬翻译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填补了中国文学德译的多项空白。

顾彬读博士时就已经开始着手翻译中国古代诗文。当时，汉学界对杜牧诗作译介甚少，大多数汉学家只关注《唐诗三百首》中收录的10首杜牧诗作，虽多次重译，但几乎未见诗作的解读与赏析。顾彬在博士论文中翻译了70多首杜牧的代表诗作，绝大部分是德文首译。他忠于原文，兼顾格律，努力保证译文保留原诗的表现力，且未止步于翻译，对每首诗进行了详细的鉴赏与注释。

1994年出版的六卷本德文《鲁迅选集》是顾彬在翻译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成就之一。这是德语世界首次如此大规模从中文原文翻译鲁迅的作品。顾彬对以往译本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了这些译本漏掉的一些细微而又十分关键的字眼。例如，《呐喊·自序》中的第一句话，“我在年轻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之前的很多翻译家没有将“也”翻译出来。顾彬认为，这个字体现出叙事者热情与失望交集的内心世界。

“鲁迅的作品非常深刻，但很少有学者能够真正发现这些作品的深度，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日本，抑或欧洲。”这番话足以表明顾彬对鲁迅的敬仰与理解。

“我从未想过要成为一名翻译家。按照我的本意，也许早就放弃这项工作了。但我有一种向德国介绍中国新文学的责任感。谢天谢地，现在已经有一大批优秀的译者来推介中国各类长短篇小说，所以我就不必费心关注这一文学领域了。迄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是杂文、散文和诗歌。而我所做的翻译版本与别人有所不同，不会彼此重叠。”

中德应加强沟通交流

说起翻译，顾彬谈到了自己和《道德经》的一段故事。

顾彬说，除了孔子之外，老子和庄子在德国的地位都非常高，《道德经》是德国人的“第二本《圣经》”。他说，目前《道德经》在德国有130多个不同译本，是德语世界译本数量最多的中国典籍——其中也有他本人的贡献。

“《道德经》有三个不重样的版本，区别很大。我翻译的是郭店版(竹简本)，虽然我自己不是很喜欢这个版本，但它卖得很好。我觉得马王堆版(帛书本)最好，但德国人总是喜欢最老的版本。”顾彬说。

老庄思想对德国20世纪文学具有很大影响。顾彬曾说，没有《道德经》的德文译本，可能就不会有作家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德布林受老子启发，创作了德国首部现代小说《王伦三跳》。后来，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又通过这部小说接触到老子思想，并发表叙事诗《老子出关著<道德经>之传奇》等。

除文学领域的影响以外，德国哲学也吸收了大量中国智慧。“不少德国哲学家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只是他们对此讳莫如深。比较有代表性的人是马丁·海德格尔，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都认为海德格尔采纳了庄子的观点，比如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引用了不少卫礼贤的话。卫礼贤在德国汉学研究领域影响力较大，曾翻译出版《老子》《庄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

顾彬认为文化交流是相互的，中国也从德国学到了很多，中西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可以想想，如果没有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中文，今天的中国会发展到何方？一位德国传教士曾说墨子是第一个社会主义者，我觉得孔子‘仁’的思想也可以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然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很多西方国家目前正鼓吹对华“去风险”，中德双边经济和文化交流受到一定阻碍。顾彬对此非常忧虑：“政治家和记者应该多和汉学家们谈一谈，了解他们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但这些人对我们避而不见。德国政府没有兴趣了解这些，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新现象。”

针对目前的困境，顾彬说，中德双方应该加强沟通和交流，互相提供机会，增强信任。他认为，德国政府虽然经常批判中国，但还是想合作的。“目前遇到的困难，我们只能一起去克服。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是对话，那么民族与民族、政府与政府之间最重要的也是对话。”

顾彬今年已经78岁，但仍钟情翰墨，笔耕不辍。他正在写一本自传，接下来还打算出一本中国古典诗人综述，包括杜甫和杜牧等12位诗人。